《商律》初立的波澜尚未平息，一场关乎信息传递与帝国神经脉络效率的变革，已随着几封迟到的边关军报，被骤然提上日程。这便是“驿传制度改革”。
大明驿传体系，曾为帝国毛细血管，然至天启年间，弊病丛生。驿丞、驿卒多为世袭或徭役，待遇微薄，设施破败，公文传递迟误已是常态。更有甚者，各地官员、勋贵乃至士绅，皆可滥发“勘合”（使用驿站的凭证），肆意索取马匹、民夫，致使驿站不堪重负，驿户逃亡者日众。信息不通，则政令军情皆滞，此为执政大忌。
危机爆发于一份来自辽东的紧急军情。本应八百里加急十日可达的文书，竟因驿站马匹不足、驿卒逃亡，在路上耽搁了近二十日！虽未酿成大祸，但此事在朝堂引起的震动，不亚于一场败绩。
“陛下！驿传之弊，已至非改不可之地步！”兵部一位郎中手持那份迟到的军报，在议会交通委员会上痛心疾首，“非但军情受阻，寻常政令往来亦动辄经月！长此以往，朝廷耳目闭塞，四肢麻痹，何以治天下？”
由议会交通委员会、兵部及徐承烈麾下负责军情传递的参谋共同拟定的《驿传改革疏》随即出台。其核心在于：第一，裁撤冗滥，严格限定“勘合”发放范围与等级，非军国大事及特定品级官员，不得使用驿站；第二，驿卒由徭役改为招募制，给予固定俸禄，进行专业培训；第三，设立“大明驿传总局”，统一管理全国驿站，并尝试在一些重要线路上，设立由总局直管的“急递铺”，配备专用马匹与人员，仿效军中信鸽、灯塔等法，建立更高效的信息传递系统。
此议一出，立刻触动了依靠驿站体系牟利或享受特权的庞大集团。
最先反对的，是那些习惯了滥用驿站、免费获取运输服务的各地官员、勋贵及其子弟门人。以往，他们借公务之名，行私人之便，携带家眷、货物往来于驿站之间，耗费国帑民力而视为理所当然。如今改革方案欲严格限制“勘合”，无异于剥夺了他们的一项重要特权。
“岂有此理！”一位南京的勋贵子弟在酒宴上愤愤不平，“我等为国效力，奔波四方，用几匹驿马、使几个驿夫，何足道哉？如今竟要与那商贾贩夫一般，自备车马盘缠了？这成何体统！”
更深层的阻力，来自于那些依靠驿站管理中饱私囊的底层胥吏，以及为驿站提供物资而抬高价格、甚至以次充好的地方豪强。改革意味着断了他们的财路。
都察院中，李守俊等人再次敏锐地抓住了攻击的切入点。不过此次，他们并未直接反对改革，而是将矛头指向了改革的方式与可能带来的新问题。
“陛下！驿传之弊，臣等亦深知之。然改革之道，在于肃清吏治，严明规章，岂可轻言更张制度？”李守俊一副老成谋国之态，“裁撤勘合，恐伤及往来官员办事之效；招募驿卒，则需增巨额俸禄支出，国库何堪？更遑论设甚‘急递铺’，此乃另起炉灶，徒耗国帑！臣恐旧弊未除，新弊又生，得不偿失！”
他们的反对，听起来更为“理性”和“务实”，着重强调改革的成本与风险，容易引发那些担心财政负担和改革不确定性的议员的共鸣。
议会内部，支持改革的议员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核算改革所需的初期投入与长期节省（如减少滥用带来的损耗、提高行政效率带来的收益），并反复解释“急递铺”并非取代所有驿站，而是作为关键信息通道的补充和保障。
然而，理论上的争论，远不如现实中的阻力来得直接。
改革方案尚在审议，各地驿站已然风声鹤唳。一些担心被裁撤或利益受损的驿丞、胥吏，开始消极怠工，甚至暗中鼓动驿卒闹事。某地便发生了驿卒因听闻将被“招募制”取代（担心考核不过或待遇不公）而集体阻拦官方文书传递的事件，虽被迅速平息，但影响极坏。
更棘手的是，一些地方官员阳奉阴违，表面上支持改革，却在核定“勘合”资格时，对勋贵、世家子弟依旧大开方便之门，而对那些真正需要高效传递信息的基层官员或新兴商人则百般刁难，试图将改革扭曲成维护旧特权的新工具。
面对如此复杂而顽固的阻力，主持改革的交通委员会官员感到举步维艰。
林川再次展现出其综合施策的能力。他首先请徐承烈出面，以军方急需高效信息传递为由，强力支持改革，并抽调部分军中信使骨干，协助规划“急递铺”的选址与运作，以其专业性和效率作为示范。
其次，他授意户部与议会审计委员会，联合对几个典型驿站的历年开支与效用进行公开审计，用触目惊心的数据，展示旧体系惊人的浪费与低效，为改革提供无可辩驳的经济理由。
同时，他支持交通委员会，选择从南京至扬州、南京至苏州这两条商贸繁盛、需求迫切的线路，先行试点建立“急递铺”系统。初期主要承接商会付费的加急商业文书和小件样品，以其运营收入部分反哺系统，并向社会展示其远超旧驿站的效率。
“让事实说话。”林川对主持此事的官员说，“当商贾们发现，付费的急递铺能让他们提前数日获悉行情、达成交易；当朝廷发现，军情政令能够朝发夕至。届时，改革的必要性，便不言自明。”
试点工作迅速展开。由退役士兵和经过培训的年轻人组成的急递铺驿卒，身着统一服饰，配备良马，严格按照时刻表运行。很快，“急递铺”的可靠与迅捷便在商界赢得了口碑，甚至一些官员也开始偷偷使用此渠道传递私人急件。
旧驿站体系在对比之下，更显臃肿低效。尽管反对的声音仍在，滥发“勘合”的现象也难以一时根绝，但高效信息传递的价值已经显现，改革的势头已难以阻挡。《驿传改革疏》中的核心条款，在试点成功的支撑下，终于在议会获得了通过。
驿传之变，如同在帝国滞涩的血脉中，强行植入了一根新的、更高效的导管。旧势力把持的信息壁垒被凿开一角，速度与效率的价值，开始撼动特权的地位。新制度的生命力，在提升国家治理最基础的能力——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再次证明了其顺应时势、不可逆转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