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之争的硝烟尚未散尽，一场关乎交易秩序与产权界定的风暴，已随着几起看似普通的商业纠纷，在南京应天府的府衙内外骤然掀起。这一次，博弈的焦点落在了《大明商律》的制定与推行上。
此前商事纠纷，多依《大明律》中零星条款、行业惯例、乃至地方官“酌情”断案，标准不一，弹性极大，给胥吏贪墨、豪强欺压留下了巨大空间。议会民政委员会与刑部、户部历经年余磨勘，参考古律与欧罗巴诸国商法，终于拟定了《大明商律（草案）》，其核心在于明确契约效力、界定物权归属、规范票据流通、设立商事裁判所，试图为日益活跃的商品经济建立一套清晰、可预期的规则体系。
然而，这部试图将商业活动纳入法治轨道的律法，却触动了旧有秩序下诸多既得利益者的敏感神经。
第一起标志性案件，涉及一桩生丝买卖。商人甲与商人乙立有契书，约定半月后交割生丝百担。不料到期前市价飞涨，商人乙竟毁约，将丝转卖给出价更高的商人丙。商人甲愤而告官。若依旧例，此类纠纷多半调解了事，或判乙略作补偿。但此番，受理此案的推官恰是参与起草《商律》的年轻官员，他依据草案中“契约既定，双方必守”的原则，力排众议，判决商人乙必须按原价交付生丝，并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否则将以“欺诈营商”论处，查封其店铺。
判决一出，南京商界哗然。那些习惯了视契约为无物、随时可依势毁约的豪商们又惊又怒。
“这……这还有没有王法了？！”一个与商人乙交好、同样惯于操纵市价的米行东主在商会密室里拍案而起，“买卖本是双方情愿，市价有变，自然可以商量！如今一纸契书竟比金口玉言还硬？这《商律》分明是帮着那些小商小贩，来捆住我等的手脚！”
与此同时，另一桩关于“专利”的纠纷也将格物院卷了进来。一位工匠改进了织机梭子，效率提升显着，并依据《工矿营造标准》在格物院备案了图纸。不久，另一家大工坊仿制了此梭并大规模生产。工匠状告其侵权。此事若在以往，多半不了了之，但《商律》草案中明确设立了“工艺专利”条款，保护创新者的专营权一定年限。此案因此备受关注，成为检验《商律》能否保护“格物”创新的试金石。
仿制梭子的工坊背后，站着一位与李守俊关系密切的勋贵。他们不仅不承认侵权，反而倒打一耙，指斥那工匠“妄图以奇技垄断市场，与民争利”，并质疑格物院备案的合法性。
都察院内，李守俊等人对《商律》的抨击，找到了新的着力点。
“陛下！商事贵在流通，重在人情！”李守俊在朝会上手持《商律》草案，言辞激烈，“今此律法，条条框框，苛细繁琐，视商贾如盗贼，防民如防川！更设甚‘专利’之条，使工匠可持一技而长久牟利，此非鼓励垄断为何？长此以往，百工技艺将固步自封，市场活力将荡然无存！此律若行，则天下商旅必将束手，市廛必将萧条！”
他们的攻击，巧妙地将《商律》描绘成束缚商业活力、鼓励技术垄断的恶法，并再次将“与民争利”的帽子扣在支持者头上。
议会内部，支持《商律》的议员也面临着来自商界内部不同群体的压力。大商贾希望律法能保护他们的巨额财产和复杂交易，但又厌恶其带来的透明度和契约约束；小商贩则渴望律法能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免受豪强欺凌。
面对复杂的利益格局和汹涌的反对声浪，《商律》草案的审议在议会陷入了僵局。一个个条款被提出，又在激烈的争吵和幕后的利益交换中被修改、稀释。
林川深知，商律的制定，是确立市场经济规则的基础，关乎新政能否在商业领域扎根。他再次采取了多管齐下的策略。
他首先指示《大明公报》，连续刊发生丝案和织梭案的详细报道与法理分析，让公众了解旧有规则的模糊不清与《商律》试图建立的公平原则，引导舆论关注“守信”与“创新”的价值。
其次，他让沈万三联合一批注重长期信誉、渴望稳定经营环境的大商号，公开表态支持《商律》中关于契约精神和物权保护的核心条款，并以其自身商业实践为例，证明清晰的法律规则最终有利于所有守法商人。
同时，他请王贞仪带领格物院，出具一份关于“工艺专利”对激励技术革新、促进产业进步作用的详细报告，用事实和数据反驳“专利等于垄断”的指控。
在议会内部，林川支持顾炎成等人采取“分拆审议”的策略。不再强求整个《商律》草案一次性通过，而是将其核心部分，如《契约篇》、《物权篇》先行剥离出来，争取尽快通过，以解燃眉之急。而将争议较大的《专利篇》、《票据篇》等留待后续，继续讨论完善。
“法治之立，非一日之功。”林川对核心支持者说道，“当先立其骨干，再丰其血肉。首要者，乃确立‘产权’与‘契约’这两大基石。有此二者，则商业之树方可扎根。”
经过艰苦的拉锯战，《大明商律·契约篇》与《大明商律·物权篇》最终在议会获得通过，并经皇帝朱由校御准颁行。尽管它们已是多方妥协的产物，某些条款不够完善，但毕竟首次以成文法的形式，明确了契约的严肃性与财产权利的边界。
生丝案的判决成为了依据新法判处的首个案例，起到了强大的示范效应。而织梭案则因“专利”条款尚未通过，暂时搁置，但也引发了更广泛的讨论。
《商律》的初步确立，如同在混沌的市场海洋中投下了一枚定锚。旧势力依靠模糊规则和人脉关系牟利的空间被压缩，而新兴的、守规则的商业力量则获得了成长的制度保障。新制度的生命力，在构建现代经济法律框架的艰难探索中，再次啃下了一块硬骨头，为帝国商业的未来航行，初步厘清了规则的经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