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七年（1627年）十一月，北京紫禁城乾清宫，十七岁的朱由检坐在殿内，眼前摊着两份截然不同的奏疏：一份是阉党余孽崔呈秀的“辞呈”，字里行间全是装腔作势的忠心；另一份是刑部主事钱元悫（què）的弹劾，历数魏忠贤十大罪状。
“都起来吧。”崇祯帝挥挥手，声音不大，却让跪在地上的大臣们心里一哆嗦。三天前，他刚下旨把魏忠贤贬去凤阳守陵，没等阉党反应过来，又抄了崔呈秀的家——从这位兵部尚书家里搜出的金银，竟够辽东军饷用半年。此刻的朝堂上，曾经围着魏忠贤喊“九千岁”的官员们，正低着头假装自己是块石头。
“国家到了这步田地，你们就没什么要说的？”崇祯的目光扫过人群，落在内阁首辅施凤来身上。这位老臣昨天还在奏疏里写“魏公公辅政有功”，今天却吓得嘴唇哆嗦：“陛下圣明，已除大奸，臣……臣唯陛下马首是瞻。”
“马首是瞻？”崇祯冷笑一声，抓起案上的奏折扔了下去，“辽东丢了广宁，陕西闹了饥荒，国库空得能跑老鼠！你们就只会说‘圣明’二字？”
这位刚登基三个月的少年天子，显然还没学会老祖宗们“喜怒不形于色”的本事——他急啊。宫里的太监告诉他，魏忠贤掌权这几年，光生祠就花了两千万两白银；边关的塘报（紧急军报）天天说后金又在打锦州的主意；陕西巡抚的奏疏更直白：“饥民易子而食，恐生民变。”
崇祯知道，光靠抓人抄家填不满国库，也挡不住后金的铁骑。他想起了一个人——被魏忠贤排挤回老家的袁崇焕。当年宁远之战，正是这个人用红衣大炮轰伤了努尔哈赤，让后金铁骑第一次尝到了失败的滋味。
天启七年十二月，一道急令送到广东东莞：“袁崇焕即刻起复，以兵部尚书衔督师蓟辽。”
次年正月，袁崇焕抵达北京。崇祯没让他先去兵部报到，直接在紫禁城的“平台”召见。这平台是太和门旁边的一处露天月台，通常用来召见边关大吏，当年万历皇帝就是在这里给李如松授过尚方宝剑。
《崇祯长编》详细记载了这场对话，崇祯盯着袁崇焕的眼睛问：“建虏（对后金的称呼）跳梁十余年，卿可有平辽方略？”
袁崇焕往前迈了一步，声音朗朗：“臣若蒙陛下信任，五年之内，必复全辽！”
这话一出，旁边的兵部尚书王在晋差点把手里的朝笏掉在地上。谁都知道，后金八旗兵强马壮，辽东镇的明军早已糜烂不堪，五年平辽？这牛皮吹得也太大了。
崇祯却眼睛一亮，往前探了探身子：“卿若能做到，朕不吝封侯之赏！但不知需要多少兵、多少粮？”
“兵需五万，”袁崇焕掰着手指头算，“粮要三百万石，银一百八十万两。更重要的是，辽东人事、钱粮、军政，恳请陛下全权委臣，不受掣肘。”
崇祯想都没想就答应：“准！户部、兵部谁敢刁难，卿直接参奏！”他当即让人取来尚方宝剑，“这把剑赐你，违令者，先斩后奏！”
崇祯当天就下旨，让户部尚书毕自严挪出三百万两银子，又把辽东总兵满桂、副将祖大寿等人的任免权全交给袁崇焕。他甚至亲自给袁崇焕写了首诗，里面有句“愿卿早建不世功，朕待捷音频举杯”，字里行间全是少年人的热血。
平台召对后的三个月，崇祯几乎天天召见大臣，从早到晚连轴转。他撤掉了宫里所有雕梁画栋的装饰，把魏忠贤留下的歌舞班子全遣散了，甚至每天只吃两顿饭。
为了筹钱，崇祯想了个招——让大臣们“捐俸”。他先从自己的老丈人周奎下手，这位嘉定伯家里堆着金山银山，却哭着说：“臣只有一万两，还是变卖首饰凑的。”崇祯不信，让太监去查，果然在周奎床底下搜出了几十万两。这事传开后，大臣们更不肯捐了，有的把家里的锅碗瓢盆搬到大街上“卖破烂”，有的故意穿着打补丁的衣服上朝。
逼不出钱，崇祯又盯上了“阉党逆产”。魏忠贤的党羽田尔耕、许显纯等人的家产被抄没后，一共得银三百多万两，刚够填辽东一个月的窟窿。有官员建议重新丈量土地，打击隐瞒的田产，可这触及了士绅们的利益，东林党出身的礼部尚书钱谦益带头反对：“陛下，百姓已不堪重负，再增税恐生民怨。”
崇祯没辙了。他看着陕西巡抚发来的“饥民聚众造反”的奏疏，又看着辽东“后金兵围锦州”的塘报，感觉自己像个捧着破碗的乞丐，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却没人肯真心帮一把。
有天夜里，崇祯穿着便服溜出皇宫，想听听百姓怎么说。走到棋盘街时，听见两个卖烤红薯的老汉聊天。一个说：“新皇上倒是想干事，可底下的官还是老样子。”另一个叹道：“魏公公在时，虽然贪，但至少冬天有棉衣穿；现在倒好，税更重了，日子更难了。”崇祯听了，默默转身回宫，一夜没合眼。
崇祯清除阉党时，东林党人拍手称快，觉得好日子要来了。可他们很快发现，这位新皇上比天启帝难伺候多了。
东林党领袖钱谦益想当内阁首辅，让门生故吏到处散布“谦益可大用”的流言。崇祯却拿出他当年主考时受贿的旧账，当着百官的面把他训斥了一顿：“你自己都不清白，还想辅佐朕？”气得钱谦益当场辞官。
崇祯对“党争”极其敏感。有次讨论辽东战事，兵部侍郎申用懋（mào）说：“袁崇焕是东林一脉，恐难服众。”崇祯立刻拍了桌子：“朕用的是他的本事，不是他的党派！再敢提党争，严惩不贷！”
可朝堂上的暗流哪是说止就能止的。袁崇焕在辽东杀了皮岛总兵毛文龙，立刻有人弹劾他“擅杀大帅，目无君上”。这些弹劾的官员里，有阉党余孽，也有和毛文龙交好的东林党人。崇祯虽然暂时压下了弹劾，但心里已经有了个疙瘩——他想起袁崇焕平台召对时说的“不受掣肘”，忽然觉得这话有点不舒服。
民间笔记《烈皇小识》里记了个细节：崇祯有个小本子，上面记着每个大臣的过失。谁今天迟到了，谁昨天说错话了，谁和谁走得近了，都记得清清楚楚。有次吏部尚书王永光推荐了个官员，崇祯翻出本子说：“这人三年前在苏州收过贿赂，你不知道？”吓得王永光当场请罪。
这种多疑的性格，让大臣们越发谨慎。每次召对，大家都捡好听的说，没人敢说实话。有次崇祯问：“陕西流寇（指农民起义军）如何平定？”陕西巡抚汪乔年支支吾吾：“臣已派兵围剿，不日即可荡平。”可实际上，李自成的队伍已经发展到几万人，正在攻打西安。
崇祯二年（1629年）深秋，袁崇焕的塘报送到北京：“后金兵动向不明，恐有奇袭。”崇祯让兵部传令各关隘加强戒备，可宣大总督梁廷栋却回奏：“臣观天象，后金不敢南下。”
十月底，皇太极亲率十万大军，绕开袁崇焕布防的锦州、宁远，从龙井关、大安口突入关内，直逼北京。消息传来，朝野震动。崇祯急得三天没睡，一边让各地兵马勤王，一边在平台召见袁崇焕。
这次召对，气氛和上次截然不同。崇祯盯着袁崇焕，声音里带着寒意：“卿不是说五年平辽吗？为何敌兵直逼京师？”
袁崇焕没想到后金来得这么快，一时语塞：“臣……臣罪该万死，但请陛下先让勤王兵马入城休整。”
“不行！”崇祯猛地站起来，“谁知道你是不是和后金串通一气，想趁机夺城？”
《明史·袁崇焕传》记载，这次召对后，崇祯虽然没立刻治罪，但已经下令“收袁崇焕尚方宝剑”。而城外的后金兵故意四处散布“袁崇焕引我们来的”谣言，更让这位年轻的皇帝疑窦丛生。
北京城里的百姓不知道朝堂上的猜忌，他们只看到袁崇焕的关宁铁骑杀退了后金的几次进攻，纷纷提着茶水点心去慰劳士兵。
可他不知道，崇祯的案头，弹劾他的奏疏已经堆成了小山，里面有阉党余孽的诬告，有政敌的构陷，还有不明真相的官员的猜测。那个曾经被他视为“救星”的袁崇焕，正在一步步变成他眼中的“隐患”。
深秋的风穿过平台的栏杆，卷起地上的枯叶。崇祯望着远处灰蒙蒙的天空，心里像压了块石头。他想起刚登基时的雄心壮志，想起平台召对时的“五年之约”，想起那些饥饿的百姓和浴血的士兵。他不知道，自己亲手扶起的希望，会不会最终变成刺向自己的利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