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诸国的思想激荡并没有局限于区域之内。随着商船、信使与移民的流动，关于政治体制的争论迅速跨越海域，蔓延至整个大明联邦的疆域。
南煦洲的金矿产区，矿工们在工棚里传阅着从南洋传来的小册子，讨论“是否该让矿主与工人共同决定工时”；武洲（欧洲）的藩国封地中，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因“君主权力边界”问题爆发街头辩论；南熙洲的南元国的种植园主与农奴之间，“人身依附是否合法”的质疑开始取代往日的沉默。、
便是六大强国的核心区域，这场讨论也从未缺席，明国的儒生在书院中争论“周礼与立宪的兼容”，越国的军官在军营里探讨“军权归属与国家稳定”。
思想的混乱很快带来现实的冲击。庆国的关税政策因议会与国王的分歧迟迟无法确定，导致外贸商船在港口滞留一个月；代国的矿业税收法案在贵族会议上被三次否决，国库空虚使得边防军的军饷拖欠达两月之久。
即便是相对稳定的大国宁国，其控制的吕宋岛商会也因“是否引入商会议事制”分裂为两派，贸易额锐减三成。各国都意识到，若不尽快划定政治体制的底线，联邦的基本秩序可能在无休止的争论中崩塌。
在朱昭熙的暗中推动下，宁国皇帝朱奠培提议召开大明联邦级别的会议，共同讨论现在大明联邦的思想问题。通过飞鸽传书向其他五大强国发出提议。
主张以“维护联邦根基”为名，召集各国元首与思想界代表齐聚玄中城，就政治体制、权力边界、舆论管控等核心问题制定统一规则。
这一提议迅速得到响应，明国皇帝朱祁钧认为“需明确宗法底线”，越国国王朱瞻壑强调“必须遏制无序变革”，扬国皇帝朱瞻塙则担忧“异端思想动摇儒学正统”。
洪州共和国总裁朱祁铨虽倾向开放，但也承认“需要基本共识避免内耗”，朱昭熙也将其视为“推动制度多元化的契机”。
短短一个月内，来自大明联邦各国的代表陆续抵达玄中城。除六大强国的元首外，还有二级、三级藩国的君主或其代表，以及被邀请的两百余名思想家、政治家。
其中既有主张“皇权至上”的保守派学者，也有倡导“君主立宪”的改革派官员，甚至有少数人公开支持“共和制”与“普选权”。
玄中城的官方驿馆与周边客栈全部住满，街道上随处可见不同服饰、不同口音的人群，茶馆酒肆里，关于“君权与民权”的争论从早到晚热闹极了。
会议的开场设在玄中城的联邦议事大厅，大厅中央悬挂着大明联邦的旗帜，两侧分列着各国的国徽。朱奠培作为发起人首先发言，明确会议的三项核心议题：其一，是否允许成员国采用君主立宪制，若允许，君主与议会的权力如何划分。
其二，是否保留“朱姓宗室垄断国家首领”的传统，非朱姓者能否担任元首；其三，是否需要建立联邦层面的舆论管制机构，统一审查“危害联邦稳定”的思想与言论。
六大强国的立场在开场发言中便显露分歧。朱祁钧代表明国表态：“君主立宪可酌情允许，但需明确君主为国家核心，议会不得干预军权与宗室事务。
至于非朱姓掌权，绝无可能，联邦由朱家开创，岂能容外姓染指？”他的话得到扬国与代国等保守势力的附和，朱瞻塙补充道：“《皇明祖训》载明‘非朱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此条不可动摇。”
越国的朱瞻壑则持折中态度“立宪与否是各国内政，但联邦需规定底线——君主必须掌握国防与外交权，议会仅能处理财政与民生。
非朱姓者可担任官员，但国家元首必须是朱氏宗亲，这是维系联邦认同的根基。”宁国与洪州共和国对此表示部分认同，朱奠培强调“底线之上可自由选择，底线之下必须禁止，否则联邦将成一盘散沙。”
越齐国的朱瞻圻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联邦的根基是共同利益，而非血缘。如果某个国家的非朱姓者能更好地维护民众利益，为何不能掌权？
至于立宪，这是各国根据国情做出的选择，联邦无权干涉，只需确保其不侵犯他国利益即可。舆论管制更是多余——思想如水，堵不如疏，与其禁止讨论，不如建立辩论机制。”
他的发言遭到半数以上国家的反对，庆国国王朱邃墁直言：“若放任非朱姓掌权，不出三代，联邦将不复为朱家之联邦！”
中小藩国的立场则更为复杂，岷国的代表支持虞国的主张，认为“虚君制是小国生存的最优解”；沈国、韩国等依附宁国的国家则完全附和六大强国的保守派；秦国、晋国等与洪州共和国联系密切的国家，主张“开放元首资格，但需通过联邦认证”。
即便是同一国家的代表，观点也可能相悖，代国的贵族代表坚决反对任何变革，而其工商界代表则呼吁“至少允许商人参政”。
开场会议持续了三天，各国就议题逐条展开辩论，却在每个关键点上都陷入僵局。关于君主立宪的权力划分，明国坚持“君主主导”，虞国主张“议会主权”，越国提议“三权分立”，最终未能形成任何共识。
关于非朱姓掌权，支持与反对的双方各执一词，甚至引用《皇明祖训》的不同章节相互驳斥；关于舆论管制，宁国提出建立“联邦思想审查委员会”，虞国则主张“由各国自行制定规则”，洪州共和国建议“成立独立的学术评议机构”，同样无果而终。
第四天清晨，六大强国的元首私下会面后做出决定：元首们先行离开玄中城，返回各自国家处理政务，留下那些思想家与政治家们继续讨论。
元首们离开后，议事大厅的氛围反而更加激烈。两百余名思想家与政治家分成数十个讨论小组，围绕核心议题展开辩论。保守派学者组成“宗藩同盟”，每日发布《守成宣言》，强调“血缘是秩序的基石”“变革是乱国之源”。
其代表人物是明国的大儒王鸣谦在演讲中指出：“自太祖建国以来，朱姓统治已延续近百年，此乃天道所归，若打破这一传统，便是逆天而行。”
改革派则成立“立宪研究会”，主张“保留君主但限制其权”，其代表——越国的礼部侍郎李东阳提出“五权分置”方案：君主掌军权，议会掌立法权，内阁掌行政权，法院掌司法权，监察院掌弹劾权，五权相互制衡。
这一方案引发广泛讨论，支持方认为“兼顾稳定与革新”，反对方则质疑“小国难以承担如此复杂的体制成本”。
更激进的“共和派”虽人数较少，却以尖锐的观点吸引了大量关注。洪州共和国的学者黄田禧在《原君》的修订版中写道：“君主是天下之大害，而非天下之大公，若能由民众选举贤能治理国家，何需依赖血缘？”
这一言论遭到保守派的围攻，甚至有人要求将其驱逐出玄中城，但在虞国与洪州共和国代表的保护下，他得以继续参与讨论。
关于舆论管制的讨论同样激烈。宁国的御史大夫张硕主张“凡涉及体制变革的言论，需经联邦审查方可发布”，并提议在玄中城设立“舆论监督总局”，各国需定期报送出版物与集会记录。
虞国的学者反驳道：“思想若需审查，何异于因噎废食？联邦应做的是制定辩论规则，而非禁止辩论。”双方在“言论自由的边界”“危害稳定的定义”等问题上争执不下，甚至有两次因情绪激动演变为肢体冲突。
讨论持续了整整两个月，期间不同派别发布了数十份声明，提出了二十余种体制方案，却始终未能达成一致。
保守派拒绝任何形式的权力让渡，改革派不愿放弃立宪的核心诉求，共和派则坚持彻底打破血缘限制。即便是同一派别内部，细节分歧也难以弥合，“立宪研究会”中，越国代表主张“君主可否决议会法案”，而岷国代表则坚持“议会应拥有最终决定权”。
这些讨论虽然没有形成任何具有约束力的决议，却在无形中重塑了联邦的思想版图。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单一的体制模式已无法适应各国的差异。血缘统治的正当性开始受到普遍质疑，“权力需要制衡”成为多数人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