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完了八卦，现在我们再来说正事，话头就以辽国从西夏撤军之后的那个时间点说起。
公元1049年9月，在那位已经晋升为贵妃的张美眉每天不断地软磨硬泡下，赵祯再又给张贵妃的叔父张尧佐封了官，他由“权三司使”晋官为礼部侍郎兼三司使。所谓的“权”就是代理的意思，升官之后张尧佐便成了名正言顺的大宋三司使。
三司使，我们曾经说过很多回，这是掌管天下钱粮和赋税的大宋“计相”，其权重和地位在整个宋朝仅次于宰相和枢密使，这是只有诸如寇准和丁谓这样的帝国顶级能臣才能担任的高级官职。可是，张尧佐凭的是什么爬到的这个高位？他本事很大吗？很有声望吗？都不是，他靠的是自己堂侄女的裙带关系！
任命发出，整个宋朝的言官系统就此地震了。帝国的财政大权竟然交由一个靠了女人才得以上位的平庸之辈去掌管，这种事在之前只有那些行将亡国的昏君才做得出来，赵祯同志，我们亲爱的皇帝陛下，你是明君啊！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啊？
监察御史陈旭上疏说张尧佐是皇亲，为了避嫌也是为了遵循祖宗旧制，所以他认为张尧佐不适合担任三司使这种掌管着国家权重的要职，赵祯必须立马把这道任命收回。
这里简单说下这个陈旭，因为他在多年后将成为一个官至宰相的大人物，而且还和王安石在新法上死掐却遭遇完败。但是，如果你去查陈旭这个人的资料，你可能什么也查不到，因为他后来改了名，他留在历史里的名字叫做陈升之。
对于陈旭的这道奏疏，赵祯选择了不予回应，这其实也正是他的聪明之处。之前他只是让张尧佐代理三司使，可言官们并没有多大意见，如今他不过是把代理二字去除了而已，想必也同样不会引发多大的波澜吧？
如他所料，这一次赵祯真的赌赢了。除了陈旭出来冒了个泡，其他言官在此事上都非常罕见地对赵祯低了头。问题在于，言官们这回怎么就如此轻易地被赵祯给收拾了呢？这太反常了，尤其是那个何郯，他在这件事里为何一声不吭呢？这不是他的作风啊！
这很奇怪吗？只要我们把目光往中书省政事堂上的那把椅子上瞧一瞧，一切就都不足为怪了。那上面坐着的人是谁啊？新任首席宰相文彦博！
文彦博能从成都一路直上开封最后当上这个首席宰相，这里面谁的功劳最大？看上去应该是张贵妃，但其实张尧佐才是这张关系网里的那个最关键的角色，没有他的串联，文彦博和张贵妃之间的这层关系可能十竿子也打不着。联系到这一点，张尧佐能够升任三司使也就不奇怪了，如果没有中书省首席宰相的点头，赵祯的这道任命根本不可能下发。
至于言官这边，文彦博自然得好生一番安抚，而这事对他而言简直就是小菜一碟。原因何在？因为此时的言官领袖是谁？何郯！
虽然有对方的把柄在自己的手里，但文彦博还不至于是那种动辄就对何郯进行威胁恐吓的卑鄙小人，何郯面对文彦博的请求自然也是不好拒绝。然而，这其实也正是何郯的痛苦和矛盾之所在。他是御史，而御史是干什么的？御史的其中一项重要职责就是专门监督辅政大臣的！问题是何郯敢去纠察文彦博吗？
赵匡胤和赵光义之所以要给御史如此之大的权力就是为了防止宰辅大臣专权乱政，有了这么一把时刻悬在头上的利剑，两府大臣们自然得随时夹着尾巴做人。一旦让某个宰辅大臣控制了言官系统，那么他的权力就得不到监管，甚至于他会用这把剑去为所欲为，会用它去清除自己的异己。在此之前，宰相者强如赵普和吕夷简也都没能把言官系统掌握在自己手里为己所用，但文彦博如今却有了这种倾向和发展势头。
长此以往，类似于秦桧那种让言官对其俯首帖耳的权臣就会出现，这对整个国家而言无疑是场灾难。虽然文彦博此时还没有发展到那种地步，可谁敢保证这不会在未来成为现实？一想到文彦博某天可能会在朝堂上一手遮天，何郯就不寒而栗。
诚然，何郯不是圣人，他像我们每个人一样都有自己的性格弱点，可这里我还是想为他说句公道话：他是一个有良知和忠义的人。这样的人从古至今其实有很多，他们的身上或许有诸多的毛病和缺点，甚至于是五毒俱全，但这样的人在大是大非上永远有自己的原则和立场且一生坚守。
当何郯在文彦博的授意下对张尧佐的晋升保持沉默后，他为自己的行为而感到羞愧和耻辱。难道他还要继续受文彦博的“奴役”吗？可他又能怎样？难道他要奋起反抗并打倒文彦博这个“奸佞”吗？
思来想去，何郯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这样做他既可以保持言官系统的纯洁，同时他个人又能不和文彦博撕破脸皮，这个办法便是他主动隐退。对何郯而言，这样做意味他将主动放弃自己的大好前程，从此断了自己的两府大臣之梦。可是，如果不这样做，他就将一直成为别人手中的木偶。不自由，毋宁死，这话看着简单，但何郯想要如此却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谁叫他当初不小心上了文彦博的这条“贼船”呢？但是自废武功终究不是那么容易的决定，何郯在这件事情上还要挣扎许久。
何郯这时候在想什么并不是文彦博所能知道的，他只知道自己现在成为了大宋的首相，而作为一个心中有着远大理想和抱负的人，权力越大就越有行动的欲望。在张尧佐这次升官事件中，文彦博对言官集团的所为不过是他权谋手段的一次牛刀小试，而他真正要做的是利国利民的大事。
这年十二月，文彦博联合军方的首脑枢密使庞籍一同给赵祯上了一道奏疏，他们请求在陕西、山西和河北的戍边军卒中进行裁军。
身为宰相，文彦博很清楚宋朝现在的问题和顽疾在哪里，那便是让北宋整个中后期都为之而困扰不已的冗兵、冗官和冗费。关于这一点，在此之前的范仲淹看到了，后来的王安石也看到了，往大了说，宋朝的官员只要不是个瞎子就都能看到。可是，为什么敢于提出和解决这些问题的人就那么几个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旧有秩序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是官僚阶级，他们都领着丰厚的俸禄，解决冗官和冗费的问题不就是在让他们拿刀砍自己的树根吗？
人性是可怕的，那些帝国的蛀虫最憎恨的就是范仲淹、文彦博和王安石这种人，因为这些人要断了他们的生路。蛀虫如此，那些所谓的帝国精英很多也是如此。国家有难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利益不能受到侵犯，谁要砸他们的饭碗或是从他们的碗里抢肉吃，那他们绝对会跟这人拼命。
文彦博当然深知这其中的利害，范仲淹和富弼的前车之鉴就在他的眼前，他自然不想重蹈覆辙。于是，相比范仲淹的大刀阔斧以及后来王安石的全盘推倒，文彦博在为宋朝进行治病时选择了小碎步前进——他首先拿军队开刀，而且力道有限。
有鉴于西夏和辽国现在都元气大伤，文彦博便向赵祯直言边关士卒当中有许多老弱，这样的人既耗费国家的军费又拖累了军队的战斗力，如果让他们全部返乡归农就既可省军费又能助力农业生产。可是，即便如此，文彦博的建议还是遭到了诸多官员的反对，他们纷纷力劝赵祯切不可行此事。这其中尤以守边的文臣和武将反对最为激烈，他们说这些老弱都是一群只识刀兵的粗人，而他们也不想回家务农，假如强行如此，那么这些人必然会因为没有了固定的收入而相聚为盗为匪进而为害一方。
这些人为什么会反对？朝中的文臣们当然是怕死，担心裁军会减弱边防的防御实力，更害怕契丹人和党项人哪天会直接冲入开封端了他们的老窝。他们只知道人数就是战斗力，其他的一概不论也不知，所以裁军之事万不可行。那么，边关的那些文臣武将又是为什么要反对呢？除了上面的原因之外，如果削减兵员的名额，那么兵血从哪里去喝？空饷又从哪里去吃？
面对朝廷内外此起彼伏的反对声浪，文彦博和庞籍再次合奏赵祯，他们在奏疏里以近乎怒吼的声音对赵祯说道：“如今国家财用紧缺甚至入不敷出，这里面的原因就在于军费开支太过庞大，可如今国家并无大的战事，如果再不精简军队，那这国家财政可就要被彻底拖垮了。倘若真的出现被裁军卒返乡后聚众为乱之事，那么祸乱之日起便是臣等头颅落地时！”
有了宰相和枢密使的这等决绝之言，赵祯这才痛下决心下诏在缘边进行裁军：凡是年龄超标的、身高不足的、体弱多病的、身有残疾的，这些人统统放归乡里。如果没有田地，那么就降为军中杂役且只领之前一半的军饷。
此令一出，单单只是驻守陕西的保捷军当中就有三万五千多人被放归乡里，这些人离开的时候不是痛哭流涕，而是喜极而泣，那些没能返乡的军卒则是不胜悲戚。史载：在籍者尚五万余人，悲涕，恨不得俱去。
这三万多军卒的被裁撤为宋朝每年节省军费开支是多少？按照当时每个军卒每年70贯的耗费，这答案便是245万贯铜钱。换算成如今的人民币是多少？这个数字绝对让人瞠目结舌——14.7亿！
需要说明的是，这仅仅只是陕西的情况。这次裁军随后在宋朝的各个缘边军营展开，最后宋朝总共裁简六万余名羸兵，另有两万余人因为没有土地而被降为军中杂役，他们的军饷也随之减半。合计下来，宋朝此次精简兵源共计为国家每年省下军费490万贯，折合人民币至少是29.4亿。
既然说到这个事，我们不妨来说说宋朝的军费到底有多高，军械粮草我们不去核算，单说军饷。宋军高峰时期人数达到百万，按照这个数值来计算，百万宋军每年光是军饷就是7000万贯，这还是把军官当成普通士卒来算的。7000万贯多少钱？按照一贯铜钱等同于600元人民币计算，这笔钱就是420亿！
请注意，这仅仅是军饷，军械、铠甲和战马的费用还并未算在其中。说冗兵是北宋背上的三座大山之一，这种说法其实一点也不冤。
同理，这下知道为什么我们国家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裁军百万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