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1044年辽夏河曲之战开始到此时的公元1053年，辽国和西夏之间反目成仇为期将近十年，这十年双方的相互攻伐让两者的国力都大为受损。西夏倒还好说，他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大不了又重回土匪抢劫的时代，可辽国就惨了。这几十年来，无论是宋朝还是高丽，再加上后来的西夏，辽国尽管气势汹汹但最终却没能摆平这三者中的任何一个。
毫不夸张地说，辽夏战争让辽国从此从巅峰跌落，曾经的东亚第一军事强国如今不过是一副在吃老本的骨架子而已。另外，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辽国上层也渐渐失去了游牧民族那种尚武之风，辽国最终也走入了历代中原王朝的老路——盛极而衰继而亡。
至于西夏，它通过和宋朝与辽国的战争彻底奠定了东亚地区三足鼎立的局面，从此深深地扎根于西北并在此后长达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一直屹立不倒。三国之中，他的国力是最弱的，地盘也是最小的，但辽国和北宋都先于它灭亡。尽管它险些被辽国灭国，后来在神宗和哲宗年间它也险些被宋朝灭国，但最后它都挺过来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更是一种冥冥之中的天命。
辽国和西夏在前后为期十年的战争里打得是血肉横飞，对宋朝来说这十年却是又一段长久和平岁月的开端，但国无外患必有内忧。外部的和平并不意味着宋朝内部就很和谐，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外部的危机和战争反而能让内部变得空前团结。
人类社会其实就是一部彼此间不断地进行各种争斗的历史，有外敌就举国同仇，歌舞升平年代则是自身内部的各种阴谋算计和你死我活。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们所身处的这个社会其实也是因为争斗才得以发展和进步。这就类似于大自然的物竞天择，弱者去死，强者得活，如此反复，生生不息。
之所以发出这番感慨就是想说宋朝在没有外患的这段时间里正是处于这样的一个内斗不止的状态。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王拱辰、贾昌朝，陈执中、文彦博，当宋朝的边境不再狼烟四起，这些大宋的文官们便成为了整个帝国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只不过，他们之间的大戏都没有剧本，而是现场直播，而且他们之间的大戏并不是为了要演戏，而就是为了把对方给赶下去以便让自己成为主角。于是乎，这个舞台上的人如走马灯似的不断变换。
说到内斗，除了那些躲在幕后的高人之外，我们最不能忽视的就是宋朝的那帮由御史和谏官组成的言官。宋朝的言官在历史上便是以敢说话而着称，只要把他们给惹火了，别说是什么宰相或枢密使，就连皇帝他们都敢说，甚至敢骂。他们当中确实有人完全是出于自己的一片公心和忠心才要跟他们眼中的奸邪斗争到底，但也不排除这里面有人被别人当成了枪使，更有人为求上位而主动甘为某些人手里的鹰犬。
在整个宋朝长达三百多年的历史长河里，言官一直都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几乎每件国家大事里都有他们的身影，甚至他们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连当时的宰相都比之不及，原因就在于他们太能说也太敢说。反正言者无罪，反正最大的惩罚也不过就是贬出京城去外地当父母官，几年后再又被重新起用，而且这样还能青史留名，这买卖简直就是稳赚不赔。
造成这种局面和现象的“罪魁祸首”自然就是传说中立下了“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这种祖宗家法的太祖皇帝赵匡胤，据说这条皇家的家法就是赵匡胤专门为言官这帮家伙而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澄清大宋的吏治并让包括皇帝在内的大宋高层都时刻处在道德君子们的严厉监管之下。这无异于就是言官的一道保命符，除此之外他们手里还有一面大纛。
大宋的开国宰相赵普曾经在赵匡胤的面前说过一句话：天地之间唯礼法最大。这句话可谓是被宋朝的一代又一代文官给当成了为官一生的格言，而后这句话更是成为了他们的精神大纛，他们正是举着这面大旗上斥昏君下责奸佞。寇准敢于把赵光义拉回到椅子上继续听他奏事，包拯情绪激动时可以把口水都喷到赵祯的脸上，这事要是发生在别的朝代能想象吗？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生存土壤，所以跋扈嚣张的文官（言官）才会在宋朝肆无忌惮地野蛮生长。
范仲淹和孔道辅在吕夷简当政时期的无所畏惧，欧阳修在庆历新政时期的摇旗呐喊，再往后便是敢于直言乃至是犯颜以谏的何郯，这些人都让赵祯和他的两府大臣们吃尽了苦头。在何郯之后，这根交接棒被传递到了一个在后世被广为传颂的大名人手里，这人便是鼎鼎大名的包拯。
关于包拯，他在民间近乎于是一个被无限神话的人物。一提到他，我们的脑子里恐怕就只有一种形象，那便是开封知府包大人坐在大堂上一脸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之色。可是，在包拯的整个官宦生涯里他在开封知府这个位置上仅仅只待了一年半的时间，他能够青史留名并不是因为他断案入神，而是他身为言官时的频频大出风头。
在我们即将讲述包大人在正史上的光辉事迹之前，我们首先来聊一个八卦，而这个八卦就跟他今后将要担任的开封知府有关。
如今有人对包大人在担任开封知府时的俸禄很感兴趣，说他的年薪如果换算成现在的货币已然超过千万，我们这里就来给包大人算一下这个账。
首先声明，我的推算不具备权威性，而且有关于此的各种史料记载也多有出入，我唯一能保证的是包拯的几项主要收入不会出错，但那些小头和各种名目的福利待遇却有待有朝一日去出一篇论文。
在被任命为开封知府时，包拯的头衔是龙图阁直学士（职官）、尚书省右司郎中（寄禄官）、权知开封府事（差遣）。
这里面的“龙图阁直学士”是包拯的职官（正三品），按照规定，龙图阁直学士的薪资和福利待遇如下：料钱每月120贯，添支钱每月15贯，餐钱每月3贯，每年两季的衣赐共计10匹绫、34匹绢、2匹罗、50两绵。
此外，包大人还有一个寄禄官“尚书省右司郎中”。这个尚书省右司郎中也是有固定的俸禄和福利，但很遗憾的是，宋朝规定既有职官又有寄禄官的官员只能领那份最为丰厚的俸禄，所以包大人的这个寄禄官并不能为他带来一分一厘的收入。
最后就是他的差遣：权知开封府事，这个才是包大人个人收入的最大来头。具体如下：每月添支十万钱（100贯）、每月15石米、15石麦、20捆柴禾、40捆干草、冬季每月15秤木炭（约现在的100公斤）。即：每年俸禄1200贯、米、麦各180石、240捆柴禾、480捆干草，约300公斤木炭。。
另外一笔钱也得在这里罗列出来，那就是朝廷拨给开封府的每年一万贯的“公使钱”。当然，这笔巨资包拯虽然可以随便花，但必须是以公事的名义，而不能装进他的私人腰包。这钱怎么花呢？比如以开封府的名义宴请京城的各个衙门的长官来大吃一顿，比如接待某个衙门的公差，简而言之就是我们如今所谓的招待费，包拯后来把王安石和司马光等一众小辈叫到开封府的后堂开怀畅饮就是用的这笔钱。
最后，包大人可能还有一笔隐形收入，那便是他的“职田”。宋代的官员都有朝廷分发的职田，而这个职田的多少则按照官阶大小来分配。包大人的职田面积是20顷（2000亩），这么大一块地他当然是没法自己亲自去种，那就只能请人帮他种——对，你没看错，包大人当开封知府的时候很有可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地主，而且这个大地主不用给国家缴租税，他只负责向那些替他种地的客户（佃农）收租子。
但是，我们这里为什么说身为开封知府的包拯很有可能是一个大地主呢？因为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很值得商榷和考证：宋朝的职田仅限于外任官，就是在外地为官的官员才有职田，而只有大藩州府的最高行政长官才能分到这最大面积为20顷的职田。
何为大藩州府？西京洛阳府、南京归德府（今河南商丘）、北京大名府、陕西京兆府（今西安）、西川成都府、山西太原府、青州府、杭州府，这些就叫宋朝的大藩州府，而这些地方的知州或知府无一例外的都是朝廷重臣，有些地方更是由下放的两府大臣轮流去镇守。
那么，开封府能算大藩州府吗？从行政级别上来说，没有哪个州府能比它更有资格称大藩，但是请注意：它是京师，而且这个开封知府也不是外任官。因而，从性质上来说，开封知府是京官，而非外任官。所以，包拯这20顷职田极有可能是没有的，甚至我想说就是没有。
当然，相比那些大藩的长官，开封知府也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每年节假日以及重要庆典朝廷都会给京官发放各种福利，而开封知府所得到的的福利待遇仅次于御史中丞和中书舍人之类的朝廷高官。
有鉴于职田这个事有疑问，所以我们这里就不把它算入包大人的收入之内。现在来看包大人每年总收入：铜钱2876贯、米、麦各180石、240捆柴禾、480捆干草，约300公斤木炭、10匹绫、34匹绢、2匹罗、50两绵（这里面柴禾与干草存疑，但我倾向于有）。
好了，现在来说钱。
宋代一石约合现在的59.2公斤，这里给包大人打个折，按50公斤计算，他每年的米和麦是各9000公斤。大米按每公斤6元计算，市值就是元，小麦按每公斤4元计算，市值元，合计元。
绫罗绸缎全部换算成绢的市值，也就是每年50贯。柴禾、干草和木炭这里给包大人来个超级打折，只算他20贯，两者合计70贯。再加上固定的俸禄2876贯，总计2946贯。
为方便计算，也是为前面的打折找补点损失，这里按3000贯计算。这里同样以大米的市值来作为换算的中介，根据北宋在各个时期的米价，我们这里取一个大概的均值，一贯铜钱按照600元人民币计算，3000贯铜钱也就是现在的180万元人民币。
所有相加，包大人的年收入共计189万元人民币。不过，我们这种算法是打了相当大折扣的，单是大米和小麦就给他少算了近7000斤。另外，身为正三品的大员，包大人每年还会有其他额外的节庆赏赐。综合核算下来，包大人在担任开封知府时的年收入应该在人民币200万出头。
这到底是多还是少呢？会不会让那些动辄就嚷嚷着包拯年薪超千万的所谓“学者”和“专家”勃然大怒呢？不过，我疑惑的是，那些把“公使钱”算作包拯私人收入的人到底居心何在？政府的招待费怎么就成了当地行政长官的年收入了呢？至于职田，还是那句话，身为京官的包拯根本分不到职田。
我们为什么要突然聊包大人的这个八卦呢？答案稍后揭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