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卡拉总统府内那间临时充当国家经济决策核心的办公室里，烟雾缭绕，气氛比窗外的安纳托利亚寒冬更加凝重。穆斯塔法·凯末尔总统、总理伊斯梅特·伊诺努、财政部长哈桑·费赫米·阿塔奇、以及新任命的中央银行筹备委员会主席马赫穆特·埃萨特·博兹库尔特围坐在一张铺满了各种图表和文件的桌子旁。桌面上，几份来自不同外国金融机构的贷款意向书，像几块烧红的烙铁，烫得在场每一个人都眉头紧锁。
“先生们，”凯末尔的声音带着一丝难以掩饰的疲惫，他用手指揉了揉太阳穴，“我们都很清楚现状。没有钱，一切改革计划都是纸上谈兵。新的货币需要黄金或外汇储备来支撑其信用，哪怕只是最低限度的信用。修复铁路、购买农机、兴建示范工厂、甚至支付教师和公务员的薪水，都需要真金白银。而我们国库里，除了奥斯曼帝国留下的巨额债务凭证和一堆形同废纸的旧钞，几乎一无所有。” 他拿起一份文件，“内政部的报告显示，东部几个省份已经开始出现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国家的经济体系正在崩溃的边缘。”
财政部长阿塔奇重重地叹了口气，将一份厚厚的、用三种语言写成的文件推到桌子中央：“这是伦敦罗斯柴尔德银行、巴黎的法国兴业银行和里昂信贷银行联合提出的贷款方案。他们愿意提供一笔总额为1000万英镑的贷款，年利率6.5%，分十年偿还，以土耳其的烟草和棉花出口专卖权、以及部分关税收入作为抵押。”
总理伊诺努立刻摇头，他的脸色非常难看：“这个条件太苛刻了！伊斯梅特在洛桑拼尽全力才废除了领事裁判权和部分债务，现在我们又要亲手把关税和最重要的经济作物命脉交给外国人控制？6.5%的利率！这简直是高利贷！我们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烟草和棉花，大部分利润都会被他们吸走！这和战前奥斯曼帝国受制于‘奥斯曼国债管理局’有什么本质区别？我们会失去经济自主权！”
中央银行筹备委员会主席博兹库尔特，一位曾在柏林学习金融的专家，推了推眼镜，用更专业的口吻补充道：“总理说得对。而且，这笔贷款附加了极其严苛的财政监管条款。贷款方要求派代表常驻我们的财政部和即将成立的中央银行，拥有对每一笔贷款用途的审核权，甚至要求我们按照他们的方案进行财政改革。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主权问题。我们将会像一个病人，让一个心怀叵测的医生拿着手术刀随意解剖。”
凯末尔沉默着，拿起另一份文件：“那么，这份来自纽约摩根银行和美国花旗银行的联合提议呢？1500万美元，利率稍低，5.8%，但要求以我国未来的矿产开采权作为抵押，并且要求我们必须用这笔贷款优先购买美国的工业设备和技术服务。”
伊诺努再次表示反对：“美国人看似慷慨，但条件更隐蔽，更危险。矿产开采权！我们地下到底有什么？铬、铜、硼砂……这些都是战略资源！现在廉价抵押出去，未来我们会追悔莫及。而且必须购买美国设备，这会让我们刚起步的工业完全依赖美国的技术标准，失去自主发展的可能。这和联合帝国试图通过技术输出控制波兰的工业体系，如出一辙。”
阿塔奇苦笑着又拿起第三份薄薄的文件：“这是……呃……通过非正式渠道传来的，来自联合帝国‘黄金集团’的试探性意向。他们似乎对我们的困境有所了解。他们提出的金额不大，大约500万华夏元，但利率高达8%，而且要求以未来东西铁路干线的部分运营权作为担保。并且暗示，如果接受贷款，未来的铁路建设需要优先考虑他们的‘永恒集团’。”
“黄金集团？”伊诺努皱紧眉头，“李光首相控制的那个北方党的金融工具？他们的胃口也不小。东西铁路干线是连接我国欧洲部分和安纳托利亚腹地的动脉，运营权绝不能轻易让出。而且8%的利率，简直是趁火打劫！”
房间里陷入了更深的沉默。向外国借贷，似乎是眼前唯一的出路，但每一条路都布满了陷阱，都意味着要付出巨大的主权和经济代价。不借，改革寸步难行，国家可能陷入更深的混乱甚至解体。
“我们……我们能不能内部挖潜？”博兹库尔特试探性地提出，“发行国内公债？或者，强制进行爱国捐献？”
阿塔奇立刻摇头否决：“马赫穆特，你是在德国待久了，不了解我国的现实。发行公债？老百姓手里根本没有闲钱，连银币都被囤积起来了。爱国捐献？战争刚结束，人民已经筋疲力尽，地主和商人对我们的改革充满疑虑，怎么可能主动拿出钱来？强行摊派只会激化矛盾，引发叛乱。”
凯末尔一直静静地听着，他的目光深邃，手指无意识地在桌面上划着看不见的线路图。他终于开口，声音低沉而坚定：“先生们，你们所说的风险，我都明白。借外债，无异于饮鸩止渴。但是，不借，我们立刻就会渴死。这是一个两难的抉择，但我们没有更多选择。”
他站起身，走到墙上那幅巨大的土耳其地图前，凝视着这片饱经战火、百废待兴的土地。“我们必须借。但不是盲目地借，不是屈服于任何苛刻的条件。我们要在魔鬼之间做出选择，选择一个毒性最小、对我们长远发展制约最小的方案。”
他转过身，目光锐利地看着他的三位核心幕僚：“伊斯梅特，你负责外交谈判，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还有联合帝国，他们之间也在竞争。我们可以让他们互相制衡，争取最有利的条件。告诉他们，土耳其是一个新兴市场，一个有潜力的合作伙伴，而不是一块可以任意宰割的肥肉。稳定的、发展的土耳其，符合所有贸易国家的长远利益。”
“哈桑，”他看向财政部长，“你组织精算团队，对每一份贷款方案进行最细致的财务分析。利率、还款期限、抵押品价值、附加条款的潜在成本，都要算清楚。我们要知道每一分钱的实际代价。”
“马赫穆特，”他最后对博兹库尔特说，“你的任务最重，也最关键。立即加快中央银行的组建步伐。外债必须通过中央银行来管理和使用，确保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用于能产生效益、能增强我们自身‘造血’能力的项目上，比如基础设施、基础教育、关键产业的启动资金。要建立最严格的审计和监督制度，防止腐败和浪费。我们要让借来的钱，变成下金蛋的母鸡，而不是压垮我们的又一笔债务。”
他走回桌边，双手撑在桌面上，身体前倾，语气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决心：“先生们，这是一场比军事战争更加复杂的经济战争。我们借来的不仅仅是钱，更是时间，是机会窗口。我们必须用这笔钱，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起我们自己的经济基础，实现初步的工业化，改善民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未来有能力偿还债务，才能摆脱对外部的依赖，才能真正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富强。如果失败了……” 他没有说下去，但每个人都明白那意味着什么——国家信用的彻底破产，改革的夭折，甚至可能引发新的政治动荡。
会议结束后，凯末尔独自一人留在办公室里。他走到窗前，望着安卡拉灰蒙蒙的天空。寒风呼啸着吹过空旷的街道。他知道，他刚刚踏上了一条极其危险的钢丝。一边是财政崩溃和经济停滞的深渊，另一边是丧失经济主权、受制于人的陷阱。他必须小心翼翼地保持平衡，利用列强的矛盾，争取那一线生机。而在他身后，国内那些反对改革的保守势力，正虎视眈眈地等待着他们犯错的机会。土耳其这艘刚刚启航的破船，正驶向一片充满暗礁和风暴的未知海域。每一步，都关乎存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