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土耳其新首都，那座由旧军校建筑匆忙改造而成的教育部大楼内，一场关乎国家未来智力根基的激烈辩论正在进行。教育部长穆斯塔法·内吉普博士，一位曾在法国巴黎大学和联合帝国启元大学深造、思想开明的年轻学者，正与几位资深的教育委员会成员、宗教事务顾问以及大国民议会的部分议员，围坐在一张铺满了世界地图和各种大学简介的长桌旁。空气中弥漫着廉价烟草的辛辣气味和一种因资源极度匮乏而产生的焦虑感。
“先生们！”内吉普博士的声音因激动而有些高亢，他挥舞着一份墨迹未干的《共和国公派留学生选拔与派遣计划草案》，“我们必须立刻做出决断！我们刚刚获得了宝贵的贷款，但这笔钱不仅仅是用来买铁轨、建工厂的！更重要的是投资于人，投资于未来！我们需要自己的工程师来设计铁路，自己的农学家来改良种子，自己的医生来建立卫生体系，自己的教师来开启民智！我们不能再完全依赖高价聘请的外国专家，那不仅成本高昂，而且会让我们的国家永远处于技术依附的地位！派遣最优秀的青年出国留学，是唯一能让我们在最短时间内获得自主发展能力的捷径！我提议，立即从首批贷款中划拨专款，选派两百名公费留学生，分赴联合帝国、德国、法国、美国的一流大学，学习工程、医学、农学、自然科学和现代法学！”
他的话音刚落，保守派议员、宗教领袖萨布里·埃芬迪的忠实支持者哈菲兹·穆罕默德·埃芬迪立刻用他那带着浓重古兰经吟诵腔调的声音表示强烈反对：“内吉普博士！您这是在将安拉赐予我们最纯洁的羔羊，亲手送入异教徒的狼群！” 他颤抖的手指指向地图上那些被标记出的留学目的地，“联合帝国？一个全盘西化、毫无自身文化根基的暴发户！德国？法国？美国？这些都是基督教的、敌视我们信仰的国家！您要让我们的年轻人去学习什么？学习他们否定真主的科学理论？学习他们放纵堕落的生活方式？学习他们视金钱为上帝的商业法则？当他们学成归来，他们带回来的将不是知识，而是病毒！是足以腐蚀我们整个土耳其青年一代的思想瘟疫！我坚决反对！如果我们必须学习技术，也应该只去像埃及爱资哈尔大学那样的伊斯兰学术中心，或者至少是像联合帝国西域行省那样的，与我们文化有某些相似之处的地区学习！”
一位代表传统手工业行会利益的老议员优素福·阿迦也忧心忡忡地补充道：“部长先生，我理解您求才若渴的心情。但是，您想过没有，这些被选中的幸运儿，大多来自城市里相对富裕的家庭，他们本来就对乡村和传统缺乏了解。再把他们送到巴黎、纽约、帝都那样光怪陆离的大都市去待上四五年，他们回来以后，还能适应我们安纳托利亚的艰苦生活吗？他们还会看得起我们祖辈传下来的手艺吗？他们会不会变得眼高手低，只知道空谈理论，而不愿脚踏实地为祖国服务？更重要的是，这笔留学的费用极其昂贵，相当于培养一个留学生就要花费掉几十户农民一年的收入！用全体国民的血汗钱，去培养少数可能变得‘忘本’的精英，这公平吗？值得吗？”
面对这些充满疑虑和抵触的言论，内吉普博士激动地反驳道：“哈菲兹·埃芬迪！优素福·阿迦！你们的担忧是狭隘的！看看世界吧！是蒸汽机、铁路、电报、现代医学在推动时代前进！闭关自守只会让我们重蹈奥斯曼帝国衰落的覆辙！我们去学习的是造火车、建医院、兴水利的技术，这与我们的信仰并不冲突！真主难道不鼓励我们探索自然、造福众生吗？至于文化冲击，”他深吸一口气，“我们要选拔的，是意志最坚定、对祖国最忠诚的青年！我们会对他们进行严格的筛选和行前教育！而且，正是要让他们看到外面的世界，才能更清楚地知道我们国家的落后，从而激发他们更强的报国决心！这笔投资，关乎未来五十年的国运，是性价比最高的投资！”
双方争论不休，僵持不下。最终，方案被提交到总统府，由穆斯塔法·凯末尔总统亲自裁决。
在总统那间陈设简朴的办公室里，凯末尔仔细聆听了内吉普博士的详细汇报和各方意见。他长时间地凝视着墙上那幅巨大的世界地图，目光扫过联合帝国的帝都和魔都、德国的柏林、法国的巴黎、美国的波士顿。最后，他转过身，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做出了决定：
“留学计划，必须执行。这是共和国未来的基石。”他走到地图前，用手指重重地点在几个留学目的地上，“但是，策略必须周全。内吉普博士，你的计划需要调整。”
“第一，规模压缩。首批派遣一百人，而不是两百人。我们要用有限的资金，培养最顶尖的人才。选拔标准必须极其严格，不仅要考学识，更要重点考察其爱国心、意志力和道德品质。成立一个由教育部、安全部门和议会代表组成的联合选拔委员会，我亲自担任名誉主席。”
“第二，国别与专业要精准匹配。不去埃及，也不去联合帝国的西域行省，我们要学就学最好的。工程、重工业、军事科技，重点去德国和联合帝国的中央帝国大学；医学、生物学、农业，去美国；法学、人文社科、艺术，可以去法国开阔眼界。每个国家派遣人数要平衡，避免过度依赖单一国家。”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凯末尔的目光锐利如鹰，“加强管理和控制。所有留学生在出国前必须集中培训，接受关于共和国建国理念、面临的挑战以及保密纪律的严格教育。在国外期间，由我们驻外使馆的文化参赞负责管理，建立秘密的留学生联谊会，定期组织活动，强化国家认同感。他们的学业进展、思想动态，必须定期向国内报告。我们要的，是学成归国效力的专家，不是被西方同化的‘世界公民’。”
“第四，”他看向内吉普博士，“在国内要同步进行舆论准备。要通过报纸、演讲，向民众解释派遣留学生的长远意义，将他们塑造成‘共和国的希望之星’。要让他们明白，这些年轻人是去‘取经’，是为了让土耳其变得更强大，而不是去享受。”
总统的决断，为留学计划扫清了主要障碍。紧接着，一场全国范围的、极其严格的选拔考试在几个主要城市展开。数以千计符合条件的年轻人参加了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外语以及国情论文在内的多轮激烈角逐。面试环节，由内吉普博士、安全部门官员和资深教授组成的考官团，对候选人的家庭背景、政治倾向、心理素质进行了近乎苛刻的盘问。
最终，一份包含一百个名字的名单被确定下来。他们中，有在战争中失去父亲、立志报国的军官之子；有出身贫寒但天资聪颖、靠奖学金读完高中的农家子弟；也有少数来自开明商人家庭、渴望学习现代商业管理的青年。在出发前，他们被集中到首都，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特别训练营。凯末尔总统甚至亲自到场，发表了慷慨激昂的送行演说，要求他们牢记祖国重托，学成归来建设新土耳其。
与此同时，在遥远的联合帝国帝都，外交大臣徐志明（北方党人）也收到了土耳其将派遣留学生的通报。他在首相府向李光首相汇报时分析道：“首相，土耳其开始派遣留学生了，主要方向是德国和美国，来我们帝国的人数不多，约二十人，主要是工科。看来凯末尔是想多方下注，避免过度依赖。我们要不要通过中央帝国大学，给这些学生一些特别的‘关照’？比如，安排他们多接触我们北方党背景的教授和企业？”
李光沉吟片刻，摆了摆手：“不必过于刻意。按照正常学术标准接收即可，但在生活上可以适当提供便利，展现我帝国的开放与气度。重要的是让这些年轻人亲身感受我帝国的强盛与秩序。潜移默化的影响，远比生硬的拉拢更有效。记住，对土耳其，我们要的是长远的、可持续的影响力，而不是急于求成的控制。告诉教育部梁智行（南方党人），妥善安排，但要把握好分寸。”
就这样，在1920年代初期，第一批土耳其公派留学生，背负着祖国的殷切期望和复杂国内争议，怀揣着个人的梦想与不安，踏上了远赴重洋的求学之路。他们的旅程，注定不会平坦，他们的归来，也将深刻影响土耳其共和国未来的走向。而国际社会，也正透过这些年轻学子的身影，观察着这个新兴国家迈向现代化的艰难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