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凯旋还京的喜悦，如同投入沸水中的冰块，迅速被朝堂上骤起的风云所消融。
针对沈渊及其新政的暗流，在短暂的沉寂后，终于化作了汹涌的波涛。
首先发难的，是都察院的一位山东籍御史。
他上了一道措辞激烈的奏章，弹劾沈渊在河南“借新政之名，行聚敛之实”，“摊丁入亩，实则加赋于田主；清丈田亩，实为侵夺民产”，并列举了数条据说来自河南士绅的“血泪控诉”，指责沈渊任用酷吏、纵容内卫罗织罪名、抄家灭族，致使“豫地士林噤声，百姓敢怒不敢言”。
这道奏章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瞬间激起了千层浪。
紧接着，数名籍贯涉及河南、北直隶、山东的科道言官纷纷上疏附和，言辞或激烈或“恳切”，核心皆指向新政“苛虐”、“扰民”、“违背祖制”。
更有甚者，将沈渊与北宋王安石相提并论，暗指其变法必将导致天下大乱。
朝会之上，朱由检高踞御座，面无表情地听着言官们的慷慨陈词。
他能清晰地“听”到他们冠冕堂皇言辞下的私心——有的是为家乡被触及利益的亲朋故旧张目，有的是受朝中某些大佬指使，有的则是纯粹出于对“变法”的恐惧和排斥，还有的……甚至隐隐与江南那些因漕运、盐政改革而利益受损的势力有所勾连。
果然来了……跳梁小丑，蝇营狗苟！
然而，这些攻击并非全无作用。
它们成功地营造出了一种舆论氛围，使得许多原本中立甚至对沈渊抱有好奇的官员，也开始对新政产生了疑虑。
毕竟，“与民争利”、“违背祖制”是足以压垮任何改革者的沉重罪名。
“众卿所言，朕已知晓。”待言官们暂告一段落，朱由检才缓缓开口，声音听不出喜怒，“然，沈渊在河南，稳定地方，输送粮饷，于国有大功。其所行新政，于此次抵御虏骑，亦见成效。尔等弹劾，可有实证？岂能因一二浮言，便否定封疆大吏之功绩？”
他试图以功劳和实效来压制言论。
这时，首辅温体仁出列了。
他并未直接攻击沈渊，而是以一种老成谋国的语气奏道：“陛下明鉴。沈尚书之功，朝廷已有封赏，天下共见。然，治国如烹小鲜，不可操之过急。河南新政，或有其效，然是否适于推广他省，确需慎重。尤其北直隶、山东等地，甫经兵燹，民生凋敝，当以休养生息为上。若强行推行清丈、摊丁等策，恐生民变，反为不美。臣以为，当暂缓新政推行，遣重臣前往河南，详细核查新政利弊，再行定夺。”
这番话看似公允，实则狠辣。
它避开了直接否定沈渊，却以“稳妥”为名，要求暂停新政推广，并“核查”河南情况。
这无异于将沈渊及其新政放在火上烤，一旦派去的“重臣”稍有倾向，便可轻易否定数年来心血。
朱由检目光微冷，看向沈渊：“沈卿，你有何话说？”
沈渊深吸一口气，出列躬身。他知道，此刻不能退缩，但也不能硬顶。
“陛下，诸位大人。”沈渊声音清晰平稳，“臣在河南所为，无非‘安民、练兵、足饷’六字。摊丁入亩，旨在均平赋役，使无地少地之民得以喘息；清丈田亩，旨在厘清税基，使国家财用不乏；推广新作物，旨在活民于饥馑；整饬驿路、编练乡兵，旨在稳固地方、支援国战。所有举措，皆有案可稽，有账可查。河南去岁输往前线之粮饷，大半皆源于此。”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那些弹劾他的言官，语气依旧平静：“至于所言‘聚敛’、‘侵夺’，臣不敢领受。河南府库历年收支、田亩清丈册簿、税赋征收记录，皆可随时调阅核查。若有一分一厘落入臣之私囊，臣甘愿领受极刑！至于所谓‘民怨’，臣请问，是哪些民？是那些因清丈出隐田而需照实纳粮的田主？还是那些因‘摊丁入亩’而减轻了负担的万千自耕农、佃户？”
他转向朱由检，朗声道：“陛下，新政确有触及旧利之处，此乃臣之过，亦乃新政之必然。然，臣请问，是国家安危、万千黎民生计重要，还是少数兼并土地、隐匿田产者之利重要？是固守祖制、坐视财政枯竭、流寇再起重要，还是革故鼎新、寻求一线生机重要？此次国战，若无河南新政维系之钱粮，无李岩‘靖安营’浴血奋战，井陉关能否守住？陛下之通州行营，又将面临何等境地？”
沈渊没有纠缠于具体指控的辩解，而是直接将问题提升到了国策与生存的战略高度。
他的话语掷地有声，结合刚刚过去的战争现实，具有极强的说服力。
一些经历过通州惶恐的官员，不禁微微颔首。
朱由检听着沈渊的话，看着他平静却坚定的眼神，心中那份因读心术而产生的些许疑虑，稍稍散去。
先生所思，终究是为了大局。
“沈卿之言，不无道理。”朱由检开口，定下了基调，“新政利弊，可容探讨。然，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事。河南模式，于国有功，于民有益，此乃事实。至于核查之事……”
他略一沉吟，目光扫过温体仁等人，“便由内阁会同户部、都察院，选派干员，前往河南，详加考察，务求公允。在新政未明之前，北直隶、山东等地恢复事宜，仍以安抚、赈济、恢复生产为主，具体方略，由各地督抚酌情奏报。河南之事，沈卿依旧总督，一切照旧。”
这番裁决，看似折中，实则偏向沈渊。
没有同意暂停新政，也没有立刻推广，而是维持河南现状，并派员考察，将最终决定权暂时留在了自己手中。
这既安抚了反对派，也保住了沈渊的基本盘。
温体仁等人虽然心有不甘，但见皇帝态度明确，也只能暂时偃旗息鼓，躬身领旨。
朝会散去，沈渊走出奉天殿，感受到背后无数道或审视、或嫉恨、或担忧的目光。
他知道，这只是第一回合。
派往河南的“考察团”，必将成为新一轮斗争的焦点。
他抬头望向宫城外灰蒙蒙的天空，轻轻吐出一口浊气。
庙堂之险，尤胜战场。但他别无选择，只能在这荆棘丛中，继续前行。
与此同时，辽东，盛京。
皇太极也在召集诸王贝勒议事。
井陉关的挫败，让他意识到单纯依靠军事突袭难以迅速征服明朝。他需要新的战略。
“明朝内部，并非铁板一块。”皇太极指着地图，“其皇帝与文官、勋贵，中央与地方，乃至文官内部，矛盾重重。此次其能守住井陉，皆因沈渊、周遇吉等少数能臣竭力支撑。若能设法除去此二人，或离间其君臣，则明朝不攻自乱！”
范文程躬身道：“大汗明见。据南朝细作回报，明朝朝堂之上，正因河南新政之事，争论不休。沈渊已成众矢之的。或可从此处着手……”
皇太极眼中闪过一丝寒光：“不错。传令潜伏南朝之人，伺机而动，散布流言，夸大沈渊权柄，渲染其‘功高震主’，最好能使其君臣相疑！同时，联络那些对明朝皇帝和沈渊不满的势力，许以好处，让他们在内部给沈渊制造麻烦！”
他顿了顿，又补充道：“另外，我军新败，需时间休整，积蓄力量。可暂缓对明朝的大规模攻势，转而加强对蒙古诸部的控制，并……再次尝试与明朝接触，抛出‘议和’的诱饵，一来可麻痹明朝，二来亦可加剧其内部关于和战的纷争。”
一场针对大明内部，特别是针对沈渊的无形绞杀，在朝堂争论的硝烟之外，由关外的敌人，悄然布下了新的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