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流火，松花江的水位降下去一尺多，露出被冲刷得光滑的卵石滩。江畔一片杨树林里，十几个穿着各色衣裳的人或坐或站，看起来像是赶集歇脚的庄稼汉。只有仔细观察，才能发现他们眼神交汇时的短暂停留，以及树下那个戴草帽的人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击的节奏——那是摩尔斯电码的节奏。
戴草帽的是许亨植。他面前摊着一张泛黄的东北全图，图上用炭笔做了密密麻麻的标记，有些地方已经模糊得看不清。
“沈阳兵工厂的内线确认，上月出厂的步枪比去年同期少了四成。”说话的是个穿着绸衫、像个商号掌柜的中年人，“主要车间都在拆卸机器，装箱待运。看木箱上的标签，目的地是大连港。”
“运去南洋？”有人问。
“不像。”掌柜的摇头，“南洋战事吃紧，日本本土更需要机器。我的人打听到，这批机器要经朝鲜釜山港转运，最终可能是去九州或者名古屋。”
许亨植的指尖在地图上从沈阳滑到大连，又跨过渤海指向日本本土。这个动作他做了三次，每一次停顿的地方都不同。
“机器编号记下来了吗？”
“记了十七台主要车床的，但装箱后重新编号，对不上。”掌柜的从怀里掏出个小本子，“不过装箱工里有咱们的人，他在三个箱子的夹层里放了木屑——如果到港开箱时木屑漏出来，说明箱子在中途被打开过。”
许亨植接过本子，借着树叶缝隙漏下的光仔细看。那些数字和符号在他眼里自动排列组合，渐渐拼凑出日军战略收缩的图景——他们在做最坏的打算，把东北的工业基础向本土回迁。
“大连港的船期表呢？”
另一个穿短褂、像码头苦力的人开口：“本月靠港的外轮比上月少了一半。日本商船队主要跑南洋航线，回来的多是运伤兵和废铁的船。倒是苏联船多了几艘，都是装大豆和煤炭的。”
“苏联船……”许亨植沉吟，“船上有没有不寻常的货物？”
苦力想了想：“有两条船卸货时，集装箱是军方的人直接接管，没走海关程序。从起重机吊装的手感看，不是重货，可能是精密仪器或者文件。”
许亨植在笔记本上记下这个细节。苏联和日本有中立条约，但暗地里的情报战从未停止。如果苏联人在这个时候加紧搜集东北的情报，只能说明一件事——克里姆林宫也在为某种变故做准备。
会议进行了一个时辰。每个人汇报完自己那条线的情报后，许亨植会问几个关键问题，然后给出下一步的指令。没有多余的废话，每个字都落在实处。
“老李，你那条线暂时静默，等风头过去。”
“小崔，伪满警察厅的档案室要想办法进去一次，重点查1937年以后的户籍变动。”
“赵师傅，兵工厂那个山本清，继续接触，但不要提任何条件，只交朋友。”
最后一个人汇报完时，日头已经偏西。树林里的光线暗下来，蝉鸣声更响了。
许亨植卷起地图，站起身：“下个月十五，老地方。如果有紧急情况，用二号预案联络。”
众人陆续散去，走的方向各不相同，很快消失在江畔的芦苇丛和田间小路上。许亨植最后一个离开，他没有直接回根据地，而是沿着江岸往上游走了五里地，在一个废弃的鱼寮前停下。
鱼寮里已经有人在等。是个女人，三十多岁，穿着蓝布褂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手里挎着个盖着蓝布的竹篮。
“许副参谋长。”女人微微躬身。
“柳大姐，辛苦了。”许亨植接过竹篮，掀开蓝布，里面是几包草药和一叠用油纸包着的文件，“家里都好吗？”
“都好。铁柱在县里站稳脚跟了，上周刚升了科长。”柳大姐——郭大娘的儿媳妇，声音很轻，“他让我转告您，日军在县公署安插了新的指导官，叫中村，是从关东军情报部调来的。这个人很警惕，所有文件过夜必须锁进保险柜，钥匙他自己带着。”
许亨植点点头：“让铁柱一切如常，不要刻意避着中村，也不要刻意接近。这种人，你越自然，他越不容易起疑。”
“明白。”柳大姐顿了顿，“还有件事……县城东关那家粮油店，老板前天上吊死了。说是生意赔本，但坊间传闻，他是替日本人做事，被咱们的人盯上了。”
许亨植的眼神锐利起来：“咱们的人？哪部分的？”
“不清楚。但现场留了张字条，写着‘汉奸下场’。”
“胡闹。”许亨植的声音冷下来，“未经批准私自锄奸，暴露了怎么办？这条线多少人要受影响？”
柳大姐低下头。
许亨植深吸一口气，控制住情绪：“柳大姐，你回去后通过秘密渠道传话：所有地下工作，没有上级命令一律不准行动。特别是杀人，必须报总部批准。谁再擅自行动，按叛徒论处。”
“是。”柳大姐迟疑了一下，“可是许副参谋长，那个粮油店老板确实该死……他帮着日本人抓过劳工，还告发过两个咱们的交通员。”
“该死，也要死得有价值。”许亨植看着江面上泛起的暮霭，“咱们现在不是在报私仇，是在下一盘大棋。每一个棋子动了，都要考虑全局。为杀一个小汉奸，暴露整条情报线，值吗？”
柳大姐沉默了。许久，她低声说：“我懂了。这话我一定带到。”
“路上小心。”
柳大姐的身影消失在暮色中。许亨植在鱼寮里又站了一会儿，才提着竹篮往回走。篮子里那些文件，是伪满县公署这个月的粮食调拨计划、治安强化运动部署、以及中村指导官的个人履历复印件。每一张纸，都是用命换来的。
回到根据地时天已黑透。许亨植没有先去见徐建业，而是直接去了于凤至的住处——一间和其他指挥员没什么区别的木屋，只是窗台上多了个瓦盆，里面种着几株野菊花。
于凤至正在灯下看文件，见他进来，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柳树屯那条线怎么样了？”
“稳住了。”许亨植坐下，把竹篮里的文件递过去，“但出了个岔子。”
他简要说了一遍粮油店的事。于凤至听完，眉头微微皱起，但没发火，只是长长叹了口气。
“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到位。”她说，“光强调纪律不够，还得让每个同志明白为什么要有这样的纪律。”
“我已经让柳大姐传话……”
“光传话不够。”于凤至站起身，在屋里踱了两步，“这样，从下个月开始，地下工作骨干分批回根据地轮训。不教他们怎么杀人放火，教他们怎么看地图、分析情报、评估风险。让他们知道，自己每条消息送出去，前线可能会少死多少人；自己一次冒失行动，可能会害死多少同志。”
许亨植眼睛一亮：“这个法子好。有了全局视野，他们自然知道轻重。”
于凤至回到桌前，翻开那些文件。她的阅读速度很快，但每一页都会停留片刻，手指偶尔在某个数字或名字上轻点一下。
“粮食调拨量比上月增加了两成……”她喃喃自语，“但县城的存粮反而少了。多出来的粮食去哪了？”
许亨植凑过去看：“文件上写的是‘特别军用’，没写具体去向。”
“查。”于凤至用铅笔在那个词上画了个圈，“特别军用……要么是往前线运，要么是囤积起来准备大战。如果是后者，说明山田乙三在准备固守几个要点。”
她又翻到中村的履历：“关东军情报部调来的……这个人不简单。让铁柱想办法摸清他的生活习惯，每天什么时间起床、吃饭、散步，见过哪些人，说过哪些话。不要刻意打听，就日常观察。”
“明白。”
“还有，”于凤至抬起头，“那个私自锄奸的同志，查清楚是谁了吗？”
“正在查。但县城里咱们的人有好几条线，彼此不横向联系，查起来需要时间。”
“查清楚后，不要处分。”于凤至说，“带他回根据地，让他去烈士陵园守一个月墓。每天早晚，给每座墓碑擦一遍，念一遍碑文。守完了，再问他该怎么工作。”
许亨植怔了怔，随即明白过来——这是要让那个同志亲眼看看，每一个牺牲背后是什么。
窗外的月光很亮，透过窗纸洒进来，在地上铺出一片银白。于凤至说完这些，忽然沉默下来，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文件边缘。
“亨植，”她轻声问，“你说，等仗打完了，这些织网的人，能过上太平日子吗？”
许亨植想了想：“有些人能，有些人……可能习惯了在暗处，回不到明处了。”
“是啊。”于凤至望向窗外，“像柳大姐，她男人在明处当‘汉奸’，她在暗处送情报。等胜利那天，铁柱是功臣，她呢？那些街坊邻居会怎么看她？会不会有人说，她这些年是靠着男人才……”
她没说完，但许亨植懂。
战争里有很多这样的夫妻，这样的家庭。明面上是汉奸家属，暗地里是革命家庭。胜利之后，明处的荣光容易得到，暗处的伤痕却难愈合。
“所以咱们得更快些。”于凤至收回目光，声音重新变得坚定，“早一天胜利，他们就少受一天委屈。早一天建起新秩序，这些说不清的、道不明的，才能有个公道说法。”
她合上文件：“去休息吧。明天开始，情报网要收紧，也要织得更密。八月之前，我要知道关东军在辽西每一个据点的虚实。”
许亨植起身敬礼，走到门口时，听见于凤至又说了一句：
“告诉同志们，他们的名字现在不能刻在碑上，但将来，一定会写在史书里。”
门轻轻关上。于凤至独自坐在灯下，很久没动。
瓦盆里的野菊花开了，小小的黄色花朵，在昏黄的灯光下几乎看不见。但香气很执拗，一丝一丝地渗进空气里，像那些无名者的坚持。
她想起柳大姐那双粗糙的手，想起铁柱在敌人堆里强装的笑容，想起那个不知名的、擅自锄奸的同志——他也许是太恨了，恨到等不及纪律。
恨没有错，但光有恨不够。
还要有智慧，有耐心，有在漫漫长夜里织网的坚韧。
她吹熄油灯，在黑暗里坐了一会儿，然后起身推开窗户。月光如水银泻地，整个根据地都在沉睡，只有哨兵的身影在远处缓缓移动。
更远的地方，是日本人控制的县城，是铁路线，是炮楼和铁丝网。
也是千千万万个柳大姐、铁柱，在敌人的心脏里安静地潜伏着，像深埋地下的种子，等待破土的那一天。
于凤至轻轻呼出一口气。
快了。
这张网已经织了三年，现在是收网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