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的岁末，就在那把象征传承的黄铜钥匙郑重交付后不久，博济医学堂内又酝酿着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这一次，主角换成了陈婉如和她所领导的“女科”团队，而事件的核心，则是一件即将被送入医学堂、注定要成为未来无数医学生“无声良师”的特殊教具。
事情源于一次看似偶然的讨论。那是在“女科”每周的病例研讨会上，苏静怡在讲解一个涉及特定穴位针灸治疗痛经的案例时，为了更直观地展示取穴位置，她不得不借助墙上悬挂的标准人体经络图，又搬来那具医学堂公用的、有着数十年历史的男性针灸铜人模型作为参照。
“大家看，针感需要深透至子宫穴深部，大约在脐下四寸，旁开三寸处……”苏静怡一边在铜人光滑的躯干上比划，一边讲解。铜人铸造精良，穴位标注清晰，但那是完全依据成年男性体态比例和肌肉骨骼特征塑造的。
一位新加入“女科”实习的年轻女医学生，认真地看着，却忍不住小声提出疑问：“苏老师，这铜人……是男体。我们在女性患者身上取穴，位置和深度，尤其是涉及下腹、盆腔相关穴位时，因为脂肪分布、骨盆宽度、肌肉厚薄不同，是不是会有差异？而且，女性妊娠期、产后的体型变化，穴位相对位置是否也会移动？”
这个问题，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陈婉如心中激起了层层涟漪。她突然意识到，这个看似细微的差异，实则触及了一个长久以来被忽视的根本问题：主流的医学教具，无论是源于西方的解剖图谱、模型，还是传统中医的针灸铜人，其标准范式几乎无一例外是男性躯体。 女性的身体，在医学教育的源头，就被悄然“代表”甚至“遮蔽”了。学生们依据男性模型学习到的解剖位置、下针角度与深度，在面对真实的、具有不同生理结构和周期性变化的女性身体时，必然会产生认知上的偏差，甚至影响到临床操作的精确性与安全性。
研讨会后，陈婉如将这个问题提出来，与周小玉、露西、李静、苏静怡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婉如姐说得对，”周小玉沉思道，“就拿最常见的关元、气海、子宫、归来这些妇科要穴来说，在未生育和已生育的女性身上，由于腹壁松弛程度不同，定位和进针手感就大不一样。更别说孕期了，穴位几乎都在动态变化中。”
露西从西医解剖学角度补充：“女性骨盆更宽、更浅，盆腔脏器位置、韧带附着点都与男性有显着区别。传统的男性模型，无法体现这些差异。我们的学生，包括我们自己，最初学习时，都不得不经历一个将‘男体知识’转化应用于‘女体实际’的摸索过程。”
李静翻阅着她们历年积累的病案和针灸记录：“其实我们在临床中，早已根据经验总结了不少针对女性体态的取穴规律和针法要点，比如针对肥胖患者宜深刺，针对消瘦或产后腹壁松弛者宜浅刺或斜刺，针对孕期某些穴位需禁忌或调整位置……但这些经验，都散落在各个医者的手记和口传心授中，从未被系统整理，更未体现在标准教具上。”
苏静怡的眼睛亮了起来：“我们能不能……制作一具专门针对女性的教学模型？不，不一定是传统的铜人，可以是更符合现代教学需求的、标注了女性特有解剖特征和经络穴位特点的模型？”
这个大胆的想法，让所有人都兴奋起来。陈婉如感到一股久违的、类似于当年决心创立“女科”时的激情在胸中涌动。这不仅仅是一件教具的制作，更是一种观念的彰显，一次对医学教育中无意识“男性中心”倾向的温和而坚定的矫正，也是她们“女科”多年临床经验与中西医结合思考的一次物质化凝结。
计划得到了林怀仁老院长毫无保留的支持。他听闻后，拍案称赞：“此议甚好！医学教育，贵在精准，贵在因材施教。男女体质有别，病各有异，教具焉能一概而论？此事若能成，不仅嘉惠后学，更是我博济实事求是、精益求精学风之体现！”
然而，具体实施起来，困难重重。首先是没有现成的、精确的女性人体三维数据可供参考。西医解剖学图谱虽有女性图示，但多集中于生殖系统局部，且与中医经络体系完全不兼容。传统的铜人铸造工艺复杂，成本高昂，且难以精准反映软组织差异和动态变化。
陈婉如决定集思广益，采用一种融合中西、注重实用的创新方案。她们成立了以苏静怡和李静为核心的技术小组，负责模型的设计与监制。
第一步，是确立标准体态。 她们没有追求某种“理想化”的女性体态，而是以博济医院历年健康体检数据库中，二十至四十岁未孕育女性的平均身体数据为基础，结合多位有经验的中医针灸师和西医解剖学教员的意见，确定了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中等身材的女性躯体比例和骨骼框架。考虑到教学需要，模型定为正常站立姿势。
第二步，也是最具挑战性的，是融合标注系统。 模型表面需要清晰呈现两大体系的信息：
1. 西医解剖标志点：如耻骨联合、髂前上棘、脐、肋骨下缘等体表骨性标志，以及乳腺、大阴唇等女性性征轮廓（以浅浮雕形式适度体现），这些是准确定位的基础。
2. 中医经络与穴位：这是核心。她们没有简单照搬传统经络图，而是以《黄帝内经》、《针灸甲乙经》等经典记载为根本，结合“女科”多年临床实践中的验证与微调，特别是针对女性常见病所涉及的重点经络（如任脉、督脉、冲脉、带脉、肝经、脾经、肾经）和穴位（如关元、气海、中极、子宫、归来、三阴交、血海、太冲等），进行精确标注。她们首次尝试，在标准穴位点旁，用不同颜色或符号，简要注明该穴位在女性不同生理时期（如经期、孕期、产后）或不同体型下的针刺注意事项（如宜深、宜浅、宜斜、禁忌等）。
第三步，是材质与工艺的选择。 完全采用传统青铜铸造，不仅成本过高，而且无法实现她们想要的、能一定程度体现软组织弹性的效果。经过反复调研和与上海本地一家擅长制作教学模型和医疗器械模型的工坊商讨，最终决定采用一种新型的、耐用的复合材料制作内胆和骨架，表面覆以一层质感近似皮肤、具有一定弹性且能精细着色的特殊涂层。穴位点则用镶嵌的、不同颜色的耐磨树脂点标示，并附有编号。重要解剖标志用凹陷的刻线标出。
整个设计与制作过程，持续了近一年。陈婉如和团队成员投入了巨大的心血。她们反复核对数据，甚至请来几位志愿者，在尊重隐私的前提下，进行体表标志的比对验证。关于某个穴位在特定情况下的定位偏移到底该标注多少毫米，她们能争论上整个下午。每一处细节，都力求有经典依据或临床数据支撑，绝不臆测。
这不仅仅是一个模型，它仿佛是“女科”灵魂的延伸，凝聚了她们对女性身体从结构到功能、从常态到病态的深刻理解，也体现了她们所倡导的“精准辨证”与“个体化治疗”的精神。
一九三一年初夏，模型终于制作完成，并运抵博济医学堂。当覆盖的绒布被揭开时，在场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那是一具高度约一米六的立姿女性躯体模型，姿态自然，轮廓流畅，既不过分强调性征以避免不当联想，又清晰准确地展现了女性的生理特征。模型通体呈柔和的米白色，表面有着类似皮肤的细腻质感。深蓝色的线条清晰地勾勒出主要的骨性标志和经络走向。数百个穴位点如同星辰般散布其上，用红、黄、蓝、绿等不同颜色区分归属经络及重要性，旁边还有极细微的、需要凑近才能看清的符号标记着关键提示。模型的头部可以轻微转动，四肢关节也可做有限度的活动，以便从不同角度观察。基座上，镌刻着两行字：“博济医院中西医结合女科敬赠”及“探究女体之秘，传承仁术之心”。
“太精美了……太……贴切了。”周小玉抚摸着模型手臂上清晰标注的手太阴肺经路线，喃喃道。她想起了自己最初学习针灸时，对着男性铜人揣摩女子穴位时的困惑。
“看这里，”露西指着模型下腹部的标注，“不仅标出了标准子宫穴位置，还用虚线示意了妊娠晚期可能上移的参考范围。这真是前所未有的设计。”
陈婉如静静地站在模型前，目光缓缓扫过它的每一寸“肌肤”。她仿佛看到了无数个在诊床上信任地躺下的女性患者，看到了自己手持银针时专注寻找最佳入路点的目光，看到了学生们未来围绕着这个新“老师”热烈讨论的场景。这个模型，像一座无声的桥梁，连接着古老的经验与现代的认知，连接着抽象的医理与具体的身体，也连接着她这一代女医者的奋斗与未来无数代医者的成长。
捐赠仪式安排在医学堂新建的解剖学与模型陈列馆内。仪式简朴而庄重。除了学堂师长、医院同仁，还特别邀请了女子部的全体学生。
林怀仁老院长虽行动不便，仍坚持出席了仪式。他站在那具崭新的女性 anatomical figure 旁，对着济济一堂的听众，特别是那些年轻的女医学生们，发表了简短的讲话：
“诸位，今日我们见证的，不仅是一具精良教具的入藏，更是一次医学认知上的补全与深化。长久以来，医学的目光，有意无意地，存在着某种偏斜。这具‘新的铜人’，以其女性的形态、融合中西的标注、源于实践的细节，正在尝试扶正这种偏斜。它告诉我们，医学的对象，是具体的、多样的、有性别差异的生命个体。尊重这种差异，研究这种差异，才能实现真正的精准医学与人文关怀。”
他看向陈婉如和她的团队，目光充满赞许：“博济女科同仁，以其深厚的学识、丰富的临床经验与非凡的匠心，铸就此器。它不仅是教学的利器，更是她们多年来探索精神、求实态度与仁爱之心的结晶。愿后来者，能善用此器，更望能由此领悟：医学之道，在于永无止境的探究，在于对每一个生命独特性的敬畏。”
随后，陈婉如作为捐赠方代表，向医学堂正式移交了模型。她在发言中没有过多讲述制作的艰辛，而是将重点放在了模型的“使用”上：
“……希望这具模型，能帮助未来的学弟学妹们，更直观、更准确地理解女性身体的奥秘，掌握为女性诊疗的基本技能。但请记住，模型再精确，也只是理想化的参照。真正的老师，是每一位躺在诊床上、信任地将健康托付给你们的活生生的病人。模型教给你们标准，而病人教会你们变化、个体与温度。愿你们既能从这‘铜人’身上学到规矩，更能从病人身上学到方圆。”
仪式结束后，女学生们迫不及待地围拢到新模型旁，好奇地观察、触摸、讨论。她们指着那些独特的标注，兴奋地交流着。一位低年级女生轻声对同伴说：“看，这里写着经期慎针……以前老师讲，总觉得抽象，现在看着模型，一下子就明白了。”
陈婉如、周小玉、露西等人站在稍远处，看着这一幕，相视而笑。她们知道，这具“新的铜人”已经开始了它的使命。它静静地伫立在陈列馆柔和的光线下，以其独特的女性姿态和精密的标注，无声地诉说着一个理念：在医学的殿堂里，女性的身体，值得被单独地、认真地、科学地看待与探究。而这，正是“博济女科”留给后来者，最宝贵、最具体的遗产之一。它不再仅仅是一个科室的成功，而是将一种更平等、更精细的医学视野，化为了可以触摸、可以传承的实体，深深嵌入了医学教育的根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