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神福在郑州城下全歼葛从周十万梁军主力的捷报，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传至尚在酸枣处理魏博降军事宜的钱镠手中。钱镠览毕，一直萦绕在眉宇间的最后一丝凝重终于彻底化开，取而代之的是掌控天下的从容与锐意改革的决断。中原大局已定，朱温覆灭只是时间问题，是时候为这片新征服的广袤土地，规划未来的秩序了。
他并未西进洛阳，而是下令全军拔营，押解着近七万魏博军俘虏，浩浩荡荡北渡风平浪静的黄河旧道，直趋魏博镇治所——魏州。这一举动，既是为了彻底消化河北新得之地，也是向天下昭示，他钱镠的兵锋所向，已无可阻挡。
果然，大军尚在北上途中，位于魏州以南的卫州、澶州刺史，便已嗅到了风向的彻底转变，争先恐后地派人送来降表，言辞卑屈，唯恐落后。对于这些见风使舵的墙头草，钱镠只是淡然处之，并未立即回复。直到他亲率大军，旌旗招展地开进魏州城，接受了杨行密部将台蒙的正式交接，完全掌控了这座河北重镇之后，他才开始着手处理这些归附事宜。
他的第一道政令，便展现出了新朝开拓者的雷霆手段与不容置疑的权威：他将新占据的河北九州（魏、博、贝、卫、澶、相、磁、洺、邢）以及中原之战中新归附的陈、许、滑、蔡各州刺史，无论主动投降还是被迫归顺，一律就地免职，由吏部另行安排！
此令一出，河北、中原为之震动。然而，无人敢有异议。在钱镠绝对军事胜利的赫赫声威之下，这些昔日称霸一方的“刺史”、“军头”，此刻不过是砧板上的鱼肉，没有任何扎刺的资本。他们只能惴惴不安地待在府中，等待着未知的命运。
接着，钱镠以“天下兵马大元帅、总百揆”的名义，向远在升州的“皇帝”李栩呈上了一份洋洋万言的《请厘定天下州道疏》。这并非简单的请示，而是一份经过其智囊团（李振、沈崧、周繇）精心筹划、旨在彻底打破中晚唐以来藩镇割据地理格局的宏大蓝图。
这份新的行政区划方案，核心原则是 “山川形便，犬牙交错” ，既考虑自然地理单元，又刻意打破旧有藩镇的完整地域，防止地方势力凭借险要坐大。其主要内容如下：
早起占据的设定的各道不作调整，乾宁年间占据的交州道涵盖原安南都护府核心区域，由钱镒镇守，治交州城。岭南道即原岭南节度使辖地，治广州）。
合并原邕管、容管等地，为桂广道，治桂州。
江陵道：即管辖原荆南节度使辖区，治荆州，除了已经占据的归、峡、荆、澧、朗五州，并将已被王建占据的忠、万、夔三州名义上划入，以示主权，也为未来西进预留接口。将申州划入武昌道，治鄂州。
山南东道，治襄州，依旧管辖均、房、邓、唐等州，作为连接关中与江南的纽带。
中原核心区调整更大：
合并原平卢军与泰宁军部分地盘为山东道，辖齐、淄、青、登、莱、沂、密、兖八州，治青州。
因中原残破，以徐州为中心，辖徐、宿、颖、亳、宋、曹、濮、济八州，控扼汴水、泗水等运河要道，设立泗水道，治徐州。
以朱温旧都汴州为核心，辖滑、汴、陈、蔡、许、郑、汝、洛八州，设立河南道，治汴州。
以邢、洺、泽、潞、怀、磁、相、卫八州，地跨太行，设立山阳道，治相州。
新设河北道，治冀州，将原魏博（部分）、成德（部分）、义武（部分）拆分合并，辖魏、博、澶、贝、沧、景、棣、德、定、深、瀛十一州。
新设山西道，治晋阳，辖云、蔚、易、代、镇、赵、沁、辽、晋阳等九州。
新设朔方道，治胜州，辖石、汾、岚、朔、绥、夏、银、宥、麟、胜、丰等州及其以北广袤区域，名义上管辖河套及西北边陲。
设幽州道，治幽州：辖莫、琢、幽、妫、武、儒、檀、蓟、营、平等州，以及东北草原名义上也归其管辖。
设陕西道，治长安，辖陕、虢、金、商、同、华及长安。
设河中道，治绛州，辖隰、慈、晋、绛、河中及延、丹、坊、鹿等州，控制关中与河东联系通道。
新设河西道，或称陇右道，治泾州，辖邠、宁、庆、陇、泾、原、凤翔、盐、灵及以西，是为经营陇右、河西的基地。
西南地区基本维持现状：川中地区仍设东、西、北三川道，仅作微调（如将资州划归东川道，东川道治渝州，北川道治巴州，因其尚在王建控制下，以后平再视情况调整。
黔州道（治黔州）：管辖黔中一带少数民族区域。
这份全新的行政区划方案，旨在地理上的重新命名，主要是钱镠为彻底终结藩镇割据时代、构建中央集权新秩序的对旧藩镇的初步拆分。随着这份方案的逐步推行，以及配套的官员派遣、军队驻防、税制统一等政策的实施，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帝国雏形，正在战火的余烬中，冉冉升起。
随着那道重新划分天下州道的宏旨以升州小皇帝的名义颁行天下，钱镠传令吏部（由原铨衡司升格）秉持“慎重选用，唯才是举”的原则，尽快为各新设州道选派得力官员，搭建起布政使司（主管民政、财政）、按察使司（主管刑狱、监察）等核心行政架构。
在新近归附、局势尚未完全稳定的地区，如河北、河南、山阳等道的军权，钱镠则采取了权宜之计：都督府的职权，暂由当地驻军将领代掌，实行一定程度的军管，以确保政令畅通和地方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