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的初秋，依然是带着微凉的湿气，苏州河畔的红船被脚手架围了起来，竹制的架子上还挂着工人师傅们的蓝布工装，风一吹轻轻晃动，像一面面小小的旗帜。修缮工人的锤子声此起彼伏，敲在船板上的回响，像穿越半世纪的心跳，一下下撞在岸边的石阶上。
司徒倩站在岸边，手里攥着块刚买的桂花糖糕，油纸袋传来淡淡的甜香。她看着工人们小心翼翼地剥离船底的旧漆，那些暗红的漆皮卷曲着脱落，露出下面浅黄的木质，像揭开一层尘封的记忆。
忽然，听见一声惊呼——负责清理船尾暗格的老木匠直起身，手里捧着个锈迹斑斑的铁皮盒，盒盖与盒身被铁锈粘成一团，边角还卡着半片干枯的玉兰花瓣，花瓣边缘带着点浅褐，像是被岁月吻过的痕迹。
这个铁皮盒子被铁锈裹得严实，老木匠用扳手撬了好一会儿才打开，扬起一阵呛人的灰尘，带着霉味和桐油混合的气息，引得旁边的小徒弟忍不住打了个喷嚏。
盒子里面整齐地码着几封泛黄的信，信封边缘已经脆化，稍一触碰就簌簌掉渣，上面的邮戳是1949年的香江，盖着“维多利亚港”的红色印记，边缘还有当年邮局盖戳时不小心沾到的墨点。
而且，在最上面的一封信，收信人是“司徒远亲启”，字迹力透纸背，笔锋带着股韧劲，寄信人署名处，赫然写着“许世昌”。
“这是爷爷写给外公的信。”司徒倩的指尖抚过脆硬的纸页，指腹的温度似乎能让沉睡的字迹苏醒，字墨迹却是在岁月里晕开了。
但是，仍能清楚地看出开头的字：“亨利集团欲炸红船，恐伤及婉清，速将进步人士转移至法租界仓库，钥匙在戏箱第三格，箱底垫着块蓝印花布……”
信纸中间还有着处深深的褶皱，像是被人紧急攥过，留下的指痕边缘微微发黑，想来是当年读信人太过急切，指甲都掐进了纸里。
这时，传呼机刚好震动了起来，“嘀嘀”声在空旷的河畔格外清晰，司徒倩从斜挎的帆布包里掏出它。
只见屏幕上跳动着许峰的消息，带着香江的晨雾：“爷爷的书房找到份密约，签字人有林兆堂。”她低头看了看手里还没吃完的桂花糖糕，甜香似乎也淡了几分。
林兆堂——那个在香江商界以“慈善家”面目示人的老头，总在春节寄来香江的腊味，去年还捐了笔钱给红船修缮，此刻想来，那些用红绳捆着的腊肠，竟都裹着糖衣般的伪装。
这些工人们还在清理暗格，老木匠的徒弟又从里面摸出个小小的日记本，巴掌大小，封皮是米白色的绸缎，上面绣着朵枯萎的玉兰花，丝线已经发黑，却能看出当年绣时用了深浅不一的蓝线，想来盛开时定是极美的。
当她翻开第一页，是姨婆司徒婉清的字迹，娟秀却有力：“1949年秋，红船泊港，林兆堂登船检查，穿件深灰西装，袖口磨得发亮，袖中藏有炸药引信，与港警陈家豪阴谋地交换彼此眼色时，袖口露出半枚亨利集团的徽章，黄铜的，闪着冷光……”字里行间还夹着片干枯的紫荆花瓣，想来是当年从香港带来的。
然而，在香江的许家老宅，客厅里的吊扇慢悠悠转着，扬起桌上宣纸的边角。许峰正对着台灯研究那份泛黄的密约，台灯的玻璃罩上积着层薄灰，还是前几日佣人擦过的。
这羊皮纸的边缘已经磨损，卷成波浪状，却仍能看清英资财团的烫金印章，像只沉墨的眼睛一样，以及“事成之后，赠予林兆堂香江码头三成股份”的条款，字迹是用羽毛笔写的，墨色发乌，笔画间带着些犹豫，像是下笔时心里藏着不可言明秘密。
而且，标注着签约日期是1983年，正是中英谈判最胶着的时刻，爷爷的日记本就摊在旁边，其中一页写着“英资躁动，港人惶惶，今日街市菜价又涨了两毛”，字迹潦草，透着股焦虑。
“林兆堂不仅参与了1949年炸船，”陈宇的声音带着愤怒，把份调查报告拍在桌上，纸张边缘都被拍得发卷，露出里面夹着的几张老照片，“1983年他还想联合英资，趁谈判动荡低价收购红船旧址，建英资会所，合同都拟好了，连门口的石狮子样式都选好了，只等政策空隙签字。”
初秋，天气总会多变，在窗外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打在老宅的琉璃瓦上，发出细碎的声响，檐角的铜铃被风吹得轻轻摇晃，声儿有些哑，像是哭了太久。
许峰想起小时候，林兆堂总带着糖果来家里，是香江“奇华饼家”的牛油曲奇，铁盒上印着金色的花纹，打开时还有层薄纸裹着。
他总摸着自己的头说“许家的后生要多学学香江的规矩”，那时的糖甜得发腻，粘在牙上要含好一会儿才化，此刻想来，竟带着铁锈般的腥气，像密约上未干的墨迹。
突然，大哥大电话响起，黑色的机身在桌上震动，电流声里混着雨形成渲噐声，是上海公安警方的张队长：“司徒小姐找到的日记里，提到林兆堂有个同伙，是当年香江警署的探长，叫陈国雄。档案显示，这人1949年负责红船周边的巡逻，腰间总挂着串黄铜钥匙。”
许峰握着电话的手猛地收紧，指节捏得发白，大哥大的棱角硌得掌心有些疼。陈家豪——那个在第一卷里勾结黑帮打压移民的港警，去年还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缅怀英治时代”，配着张穿警服的照片，笑得一脸得意。
原来，早在四十年前就与林家纠缠不清。他忽然明白，所谓的阶层冲突，从来不是一朝一夕的偶然，而是几代人精心编织的阴谋，像密约上的羽毛笔，一笔一划都浸着算计，连墨水都带着股铜臭味。
与此同时，上海的公安局档案室，空气里弥漫着旧纸张的味道，墙角的铁柜上摆着盆仙人掌绿得发亮。
司徒倩和张队长——张彬正在翻阅1949年的卷宗，那些牛皮纸档案袋上积着薄尘，标签上的字迹已经模糊，得凑近了才看得清。
这位张队长穿着件灰色中山装，袖口卷到小臂，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衬衫。泛黄的档案里，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掉了出来，落在桌上的搪瓷杯旁，杯沿还留着圈茶渍。
只见黑白照片上：红船的甲板上，年轻的林兆堂穿着西装，领口别着朵康乃馨，花瓣边缘有些蔫了，正与个穿警服的人握手，那人的肩章编号是“735”，与陈家豪父亲的档案记录完全一致，连左胸口袋露出的怀表链都分毫不差，表链上还挂着个小小的十字架吊坠。
“陈家豪的父亲当年是香江警署的探长，”张彬队长指着照片下的注释，钢笔尖在纸页上轻轻点着，留下个浅浅的墨点。
“负责红船在港期间的‘安全检查’，实则为亨利集团监视船上人员，日记里提到的‘搜查’，其实是在确认进步人士的位置，每次来都要假装翻查戏箱里的戏服，实则在数里面的戏服件数——那是他们约定的暗号。”
司徒倩的传呼机又震动起来，是许峰的消息：“林兆堂今早在香江召开记者会，说要捐赠巨款修复红船，洗白自己。”
她望着照片里林兆堂虚伪的笑脸，嘴角微微上扬，眼神却冷得像冰，伸手拂了拂落在卷宗上的灰尘。
忽然，在这一刻，想起林晓曼前几日说的“我爸总在深夜烧旧文件，纸灰里能看见‘红船’两个字，烧的时候还总念叨‘那船不该留’”，原来那些灰烬里，藏着半世纪的罪恶，烧不尽的是字迹的烙印，像船板上的刻痕，越磨越清晰。
此刻，在香江的记者会现场，一切宴会设在半岛酒店的大厅，水晶灯折射出炫目的光，照得地上的红地毯像条发光的河。
林兆堂穿着定制西装，袖口绣着自己的名字缩写“LZt”，站在“亨利集团慈善基金”的横幅下，对着镜头侃侃而谈。
他手里的发言稿边缘被手指捻得有些卷：“修复红船，是为了纪念沪港两地的深厚情谊，我祖父辈就与红船渊源颇深，当年还曾捐过木材呢。”
而且，他身后的大屏幕上，正播放着伪造的“林氏家族与红船渊源”纪录片，画面里他与穿戏服的演员合影，笑得一脸慈祥，演员穿的戏服还是租来的，领口的盘扣都快掉了。
许峰带着密约和爷爷的信闯进来时，皮鞋踩在地毯上几乎没声，直到他站在台前，闪光灯才瞬间聚焦在他身上，像突然亮起的探照灯。
“林先生，”他举起密约复印件，纸张在他手中微微颤抖，不是害怕，是愤怒，“1983年你与英资的密约，还需要我念给大家听吗？‘以慈善之名收购红船，实则作为英资在沪情报站，定期汇报船上人员往来’——这一条，够不够清楚？”
顿时，现场一片哗然，记者们的提问声像潮水般涌来，有的相机差点从三脚架上掉下来。
这林兆堂的当场脸色瞬间惨白，握着发言稿的手开始发抖，纸张边缘被捏出褶皱，像朵枯萎的花。
许峰步步紧逼，将1949年的信摔在他面前的茶几上，茶杯里的水都溅了出来：“你父亲当年没炸毁的红船，你现在想用钱买下来，继续当英资的傀儡？这封信里写的‘林兆堂携引信登船，袖口藏有亨利徽章’，你敢说不是你父亲？”
正在此时，人群外传来警笛声，由远及近，刺破宴会厅的喧嚣，惊得水晶灯都像是晃了晃。廉政公署的人穿过记者群，将逮捕令放在林兆堂面前，蓝色的印章在灯光下格外醒目。
这林老头瘫坐在椅子上，看着屏幕上自己伪造的“慈善事迹”，突然发出一声凄厉的笑，假牙都差点掉出来，混着旁边侍者打翻的咖啡香，透着股狼狈：“许世昌当年没炸死，他的孙子还是找上门了……这红船，就是我们林家的催命符！”
近段日子，在上海的红船上，修缮工作仍在继续。工人们正在给船板刷上新的桐油，浅黄的木质渐渐变成深褐，散发着清冽的香气，引得几只麻雀落在脚手架上，歪着头看。
司徒倩把姨婆的日记交给文物局的人时，天边正升起晚霞，给船板镀上一层金边，像给往事描了道温暖的轮廓。
这天，她身上穿了件浅蓝的的确良衬衫，袖口挽着，露出手腕上的细银镯子，是自己母亲留下的首饰。
傍晚时分，林晓曼提着个食盒走来，竹编的盒子上还缠着红绳，里面是刚出炉的桂花糕，带着甜香热气透过缝隙钻出来。她语气平和地说：“阿倩，我整理父亲遗物时，在樟木箱的夹层里找到这个，想着你可能还没吃晚饭。”
她递过来的是个录音带，黑色的外壳有些磨损，标签上的字迹是用圆珠笔写的：“1984年，与陈家豪通话”，末尾还画了个小小的叉。
接着，她按下录音机播放键，录音机发出“滋滋”的电流声，随后传出林兆堂阴狠的声音，带着点气喘，像是刚跑过步：“中英联合声明快签了，赶紧把红船的旧账销毁，尤其是你父亲当年的签字记录，藏在码头仓库第三排货架的铁盒里，别让许家翻出来……不然我们俩都得去坐牢！”
司徒倩的传呼机震动，是许峰的消息带着释然：“林兆堂已认罪，陈家豪的父亲——陈国雄当年的罪证也找到了，是他亲手在红船底装的炸药引信，工具还藏在香江仔的旧船坞里。”
她看到消息之后，抬头望着夕阳下的红船，船帆的影子在水面上轻轻摇晃，像婴儿的摇篮。
忽然明白，所谓的和解，不是遗忘，而是让真相在阳光下无所遁形，像船底的旧漆，剥离后才能露出原本的木质，干净而坚实。
此时此刻，香江的许家老宅，许峰正在整理爷爷的遗物，窗台上摆着盆茉莉，开得正香。
在一个旧皮箱的夹层里，他找到张全家福：爷爷穿着长衫，袖口磨出了毛边，姨婆梳着发髻，插着支银簪，父亲还是个孩童，被姨婆抱在怀里，穿着件小褂子，旁边站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手里抱着玉兰花，花瓣上还沾着点露水的痕迹。
而且，背面是他爷爷的字迹，带着点水渍，像是当年不小心滴上的茶水：“1955年，婉清带女儿回沪探亲，船票已备好，买了婉清爱吃的南翔小笼，她总说上海的醋比香江的酸够味。”
原来，姨婆当年曾想带女儿回上海，却因年轻时林兆堂的阻挠未能成行——日记里记着“林某散布谣言，称红船有传染病，码头扣了我们的行李，连给婉清母亲带的杏仁饼都被没收了”。
那个小女孩，正是许峰从未见过的姑姑许玉兰，后来随丈夫定居加拿大，去年才通过玉兰基金联系上许家，寄来的照片里，她的女儿也抱着玉兰花，眉眼像极了姨婆，笑起来眼角有个小小的梨涡。
这会儿，“大哥大”电话的声音响起，接通听到是姑姑从加拿大打来的，通话中信号声里混着孩子的笑声，像串串银铃响：“阿峰，我带女儿回上海看红船，好不好？她在课本里地图读到看到过的地方，总问是不是外婆当年待过的地方，还说要带块船上的木头回来当纪念呢。”
此刻，许峰望着全家福里姑姑稚嫩的笑脸，眼眶突然发热，喉结滚动了一下：“好，我在红船等你们，给你们唱《牡丹亭》，是姨婆教爷爷的那段，爷爷总说姨婆唱到‘花面交相映’时，眼睛亮得像星星。”
然而，在上海的音乐学院，司徒倩正在给学生们讲《红船往事》，黑板上写着工整的板书，旁边还画了朵小小的玉兰花。
这里的教室还配装着吊扇，并且缓缓地转动着，扬起粉笔末的微尘，落在学生们的笔记本上。
而讲台的投影仪上，1949年的密信与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并排放着，形成跨越四十年的呼应。
“红船不仅是艘船，”她指着屏幕上的玉兰花图案，声音清晰而坚定，“是沪港两地血脉相连的见证，是进步人士用勇气守护的信念，就像这教室里的桂花香，不管飘到哪里，根都扎在同一片土里。”
传呼机刚好在震动，又是许峰来的消息：“下周带我姑姑回沪，一起给红船揭幕。已订好船票，还是当年爷爷坐的那艘‘沪港轮’，二等舱，靠窗的位置，能看见日落。”
司徒倩的目光扫过窗外，玉兰花在秋风中轻轻摇曳，花瓣落在窗台上，像无数双眼睛在微笑，其中有外公的，有姨婆的，还有那些未曾谋面的进步人士的，温柔而坚定。
果然，到了红船修缮完成的那天，沪港两地的媒体都来了，摄像机的镜头闪个不停。
许峰带着姑姑和表妹站在船头，姑姑穿着月白色旗袍，领口绣着朵玉兰，和照片里的姨婆几乎一模一样。
司徒倩穿着外公留下的戏服，水袖是新绣的玉兰，针脚细密，是前几日趁着晚上有空绣的。
她唱起了《牡丹亭》的“游园”段：“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在舞动水袖翻飞间，他的姑姑突然捂住嘴，泪水落在表妹手中的玉兰花上——那是许峰特意从香江带来的，与当年姨婆喜欢的品种一模一样，花瓣边缘带着淡淡的粉，像少女害羞时的脸颊。
“妈妈总说，”姑姑哽咽着，用手帕擦了擦眼角，手帕上绣着“沪港”两个字，“外婆的水袖能甩到船舷外，就像现在这样，她说那是在给上海的亲人打招呼，告诉他们‘我回来了’。”
他的表妹当即举起相机拍摄，这是台上海产的“海鸥”牌，把这一幕定格在胶片上，背景里，维多利亚港与苏州河的水波，在阳光下连成一片，分不清哪滴属于香江，哪滴来自黄浦，只觉得都闪着暖暖的光。
而傍晚的一个庆功宴，设在河畔的露天餐厅，风里带着桂花香，桌上的白瓷碗里盛着莲子羹甜丝丝的。
张彬队长应邀也带来了最新消息：“林兆堂的案子牵扯出一批英资旧账，香江廉政公署正在重新调查，当年参与红船事件的人，一个都跑不了。”
许峰和司徒倩相视而笑，手里的玻璃杯轻轻一碰，发出清脆的声响，酒液里映着红船的影子，像半个世纪的恩怨，终于化作杯中月，清澈而明亮。
这时，陈宇端着酒杯走来，身后跟着司徒雄和林晓曼。司徒雄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正用筷子夹起块桂花糕，吃得香甜，嘴角沾了点糕粉：“许少，重庆大厦的粤剧文化馆，下个月开工，图纸上特意留了个展柜，放红船的模型，还打算挂张还打算挂张1949年红船初航时的老照片，照片上能看到我祖父站在船头的身影，他总说那是“红船精神的起点”。
林晓曼的胳膊上还留着浅褐色的疤痕，却笑得灿烂，手里拿着份申请表：“我申请加入玉兰基金，负责整理红船的史料。我爸造的孽，我用一辈子来补。”她的目光落在许峰和司徒倩交握的手上，那里，两块玉佩拼成的玉兰花，在灯光下熠熠生辉，映得两人的指尖都泛着暖光。
到了深夜的红船上，灯笼的光晕在水面上摇晃，把船板照得明明灭灭。
许峰和司徒倩并肩坐着，面前摆着两份文件：一份是粤港文化基金的年度计划，上面列着资助的学员名单，有香江的，也有上海的；另一份是《红船保护条例》的草案，边角写着密密麻麻的修改意见。
“爷爷和外公没做完的事，”许峰的指尖划过“沪港合作”字样，墨色在灯光下泛着光泽，“我们继续做。”
司徒倩的传呼机震动，是香江的消息：“许氏地产与上海文旅局签约，共同开发红船文旅项目。”
她望着水面上红船的倒影，与岸边的灯火交相辉映，忽然想起外公日记里的最后一句话：“待风波平息，玉兰花开，自会重逢。”此刻，岸边的玉兰虽已过了花期，枝头却结满了饱满的花苞，像在孕育着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