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首相官邸机密会议室
首相近卫文麿独自坐在昏暗的灯光下，面前摊开着特高课和外务省联合提交的厚厚一叠“阶段性反间谍工作报告”。他越看，眉头皱得越紧，脸色也越发阴沉。报告里充斥着逮捕、审讯、嫌疑犯名单，但真正能坐实的“美国高级间谍”案件，寥寥无几。
他的目光扫过文学界被捕人员的名单和“罪证”，嘴角抽搐了一下，发出一声不知是嘲讽还是绝望的冷哼：
“这群文人…你说他们全是间谍？恐怕是冤枉了不少。但你说他们全是清白的？一个挨一个枪毙过去，肯定有漏网之鱼！”
报告显示，这些作家、学者中，有的曾接受美国基金会的资助游学，有的作品在美国出版并获得好评，有的在文章中隐晦地批评过军国主义，更有甚者与一些有左翼倾向或国际主义色彩的文艺团体过从甚密。近卫感到一阵眩晕，他发现日本的文艺界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如此盘根错节，几乎到了“水至清则无鱼”的地步，这让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荒谬感和不安全感：“这…这还能算是日本的文艺界吗？简直成了欧美思想的跑马场！”
他将报告翻到政府内部调查部分，心情更加烦躁。外务省的情况尤为尴尬：大部分与美国人有过“可疑”接触的外交官，其行为要么是正常的工作往来（情报交换），要么甚至是奉了上级密令试图去策反美方人员。这种“贼喊捉贼”式的调查，根本查不出真正的内鬼。而像大藏省（财政部）这样的经济核心部门，情况更奇特——那里的高级官员和顾问几乎清一色有哈佛、耶鲁、伦敦政经学院的留学背景，但他们似乎只对数字、模型和宏观经济调控感兴趣，对政治间谍活动毫无涉猎，纯粹得让特高课无从下手。
“废物！一群废物！”近卫文麿猛地将报告摔在桌上，胸口因愤怒而剧烈起伏。一场声势浩大的清洗运动，抓了一堆小虾米，却连一条像样的大鱼都没捞到。这如何向天皇交代？如何向虎视眈眈的军部证明自己维护帝国安全的决心？更重要的是，如果就此收场，岂不等于向外界承认，所谓的“高层间谍”纯属子虚乌有，是他近卫文麿和松冈洋佑判断失误？这将对内阁的威信造成毁灭性打击！
一种骑虎难下的恐慌和必须找到替罪羊的狠厉，交织在他心中。他绝不能承认失败，必须用更“辉煌”的战果来掩盖最初的误判。
他按下通话器，用冰冷刺骨的声音对特高课长官说：“立刻来见我！”
特高课长官诚惶诚恐地小跑进来。近卫文麿指着那堆报告，目光锐利得像要刺穿对方：“这就是你们交出的成绩单？一堆无关痛痒的文人骚客，几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小官僚？你在糊弄我吗？！”
“首相阁下息怒！我们已经竭尽全力…”特高课长官冷汗直冒。
“竭尽全力？”近卫猛地打断他，身体前倾，压低声音，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我看是方向错误！文艺界那些苍蝇，抓再多有什么用？真正能接触到帝国核心机密的大鱼，一定还隐藏在政府最深处！在那些看似忠诚、背景清白、甚至拥有耀眼学历和显赫家世的人当中！”
他的眼中闪烁着一种近乎偏执的光芒，下达了更残酷的指令：“给我改变调查方向！重点排查那些能接触到外交密电、军事部署、经济计划的高级官员！特别是那些有欧美留学背景、平时表现得过于‘专业’、对政治似乎‘不感兴趣’的人！越是这样看起来无懈可击的人，越有可能是伪装得最深的高级间谍！审讯手段可以更灵活一些！非常时期，用非常办法！我要看到结果，真正的、能震动朝野的结果！你明白吗？”
“哈依！属下明白！一定不负首相重托！”特高课长官心领神会，所谓的“更灵活的手段”和“震动朝野的结果”，意味着刑讯逼供、罗织罪名，甚至制造冤案来填补“大鱼”的空白。
近卫文麿挥挥手让他退下，独自瘫坐在椅子上，感到一阵虚脱。他知道，自己正在打开潘多拉魔盒，这场基于误判和恐慌的清洗，注定会滑向不可控的深渊，会冤杀无数无辜，会进一步撕裂官僚体系。但他已经没有退路。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威信，他必须用更多的鲜血和恐怖，来证明最初那个错误的正确性。一条看不见的绞索，正在东京的上空悄然收紧，而它的另一端，不仅牵系着可能存在的间谍，更牢牢地套在了日本法西斯政权自己的脖子上。这场闹剧，正迅速演变成一场悲剧。
东京，特高课秘密审讯室 & 首相官邸
特高课的秘密审讯室内，气氛阴森。经过几天几夜不眠不休的“摸爬滚打”——即对大量嫌疑人的非法拘禁、轮番审讯和严刑拷打——他们终于取得了一项“突破性”进展。他们秘密逮捕了一名在外务省档案管理部门供职的中层官员，以及一名与他有过接触的美国驻日使领馆人员（该人员被查出曾有在美国西部某安保公司工作的背景）。
刑讯专家们使尽了手段。最终，那名外务省官员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崩溃下，“招供”了。然而，供词的内容却让特高课的头目们感到一丝尴尬和失望。
据这名官员供述，他确实与那名美国人有秘密接触，但其动机纯粹是出于贪婪——他将一些过期的、非核心的外交档案和内部简报，偷偷复印后卖给对方，换取金钱。他反复强调，他从未接触过、也绝不可能接触到像日美高级别谈判策略、军备计划这样的绝密情报。他贩卖的，只是一些关于日本与中小国家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等无关痛痒的二手信息。
那名美国人在酷刑下也证实了这一点，承认自己只是受雇于一家商业情报公司，目的是搜集日本商业环境的一般信息，用于市场分析，与政府间谍活动无关。
“报告首相阁下，”特高课长官硬着头皮，将这份并不光彩的“战果”呈报给近卫文麿，“我们…我们确实挖出了一个内鬼。但是…他的级别不高，窃取的也并非战略机密，与松冈外相所担忧的‘高层泄密’案，似乎…并非一回事。”
近卫文麿仔细阅读着报告，脸色从最初的期待，逐渐转为阴沉，最后化为一种混合着失望、疲惫和如释重负的复杂神情。他放下报告，长长地、无声地叹了口气。
他明白了。松冈洋佑的担忧，很可能是一个巨大的误判。美国人对日本底牌的精准把握，极有可能源于他们高超的密码破译技术，而非内部出了高级间谍。这场轰轰烈烈、搞得东京鸡飞狗跳、让文武百官人人自危的大清洗运动，从一开始就搞错了方向。他们抓到的，不过是一个利用职务之便捞点外快的小蛀虫，根本不是什么能左右国家命运的大鱼。
继续深挖下去会是什么结果？近卫不敢想象。只会挖出更多类似的小鱼小虾，或者为了“完成任务”而制造出更多的冤假错案。届时，整个政府机构将陷入彻底的瘫痪和恐慌，官员们将不敢做事，不敢交流，生怕一言一行被曲解为通敌。这仗还怎么打？国还怎么治？
“到此为止吧。”近卫文麿抬起头，对特高课长官下达了指令，声音沙哑而果断。
“首相阁下？”特高课长官一愣。
“我说，就到此为止！”近卫加重了语气，目光锐利，“就以这个外务省的官员为最终结论。对外宣布，经过严密调查，已成功破获一起由美国情报机构策划、利用我政府内部人员窃取机密的重大间谍案！将所有过错——包括谈判信息泄露的嫌疑——都推到这个人的头上。他是唯一的主犯，案件已告破，余党已肃清！”
近卫的意图非常明确：必须找一个“替罪羊”来背下所有的黑锅，以此挽回政府和特高课的颜面，安抚躁动不安的军部，并向民众展示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心与效率。更重要的是，以此为由，迅速结束这场已经严重内耗和自残的政治运动。
“可是…首相，这样结案，是否过于仓促？万一…”特高课长官还有些犹豫。
“没有万一！”近卫文麿猛地打断他，语气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再搞下去，日本政府就要垮了！难道要让整个帝国官僚体系因为一个可能不存在的‘间谍’而彻底停摆吗？现在最重要的是稳定！是恢复秩序！这件事，必须就此画上句号！你去执行吧！”
“哈依！明白了！”特高课长官敬礼退下。他明白，首相这是在用政治手段解决一个无法解决的安全问题。
几天后，日本官方媒体发布了一条简短的消息，宣称破获了一起“外务省间谍案”，一名官员因向外国出卖情报而被捕，案件已审理完毕。报道轻描淡写，刻意模糊了细节。这场席卷东京的间谍恐慌，就这样以一种虎头蛇尾、草草收场的方式落下了帷幕。
近卫文麿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感到一阵虚脱。他用一个无辜者的牺牲，暂时掩盖了高层的一次重大误判，维持了表面的稳定。但他深知，真正的危机——美国的情报优势、日本对战略物资的致命依赖、陆海军之间不可调和的战略分歧——一个都没有解决。帝国的航船，只是暂时驶离了一场自我制造的风暴，正朝着前方更大的冰山，缓缓撞去。而那个被推出来顶罪的小官员，则成了这场荒谬悲剧中，一个微不足道却又典型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