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攥着磨得发亮的洋车扶手，车轱辘碾过北平城坑洼的石板路，发出吱呀的呻吟，就像我这颗在两个时代辗转的心。眼前的街景陌生又熟悉，灰砖墙上刷着“还我河山”的标语，穿着破军装的士兵背着步枪匆匆而过，街角的报童扯着嗓子喊“卢沟桥战事紧急”，这不是我拉了一辈子洋车的那个北平，可这城墙上的砖缝里，还嵌着我当年洒下的汗珠子。“祥子，今儿个这趟活儿跑哪儿去？”旁边蹬三轮的老王探过头来，他车斗上插着面小旗，上面歪歪扭扭写着“抗日救国”，“听说东单那边戒严了，日本人的巡逻队跟疯狗似的，见着可疑的就抓。”我勒住车闸，看着远处城门楼子上飘着的太阳旗，后槽牙咬得咯咯响，手掌下意识摸向腰后——那里藏着柄磨得锃亮的短刀，是前儿个从一个溃败的兵痞手里换来的。“拉位先生去西山。”我瓮声瓮气地答，眼睛却盯着两个戴着钢盔的日本兵，他们正踹翻一个卖烟卷的小贩，皮靴踩着散落的烟盒，就像踩在我心窝子上。老王叹了口气，蹬着车往前走：“西山那边乱得很，听说有游击队在山里转悠，你可得当心。”我没应声，猛地一甩鞭子，洋车在尘土里划出道弧线，车座上的先生惊得扶了扶眼镜：“车夫师傅，慢些无妨，安全要紧。”这先生穿着长衫，手里提着个鼓鼓囊囊的皮箱，眼镜片后面的眼睛透着股文气，却又带着几分焦虑。我从后视镜里瞥了他一眼：“先生是教书的？”他愣了愣，点点头：“在燕京大学教历史，这不是战事紧了，想把些书稿送到乡下亲戚家存着。”我喉咙里哼了一声，想起当年曹先生也是这样的读书人，心善，可在这乱世里，善心值几个铜板？洋车拐进胡同，墙根下蜷缩着几个乞丐，其中一个断了腿的老兵举着破碗哀求，他空荡荡的裤管在风里飘着，看得我心里发堵。“停车。”先生突然开口，从钱袋里摸出几枚铜板递过去，老兵磕头如捣蒜，嘴里喊着“谢先生恩典”。我重新蹬车时，先生轻声问：“师傅看着面生，不是本地长大的？”我心里咯噔一下，握着车把的手紧了紧，这身体里藏着的秘密，比这北平城里的地道还深。我不是这个时代的祥子，我是从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熬过来的，熬到最后连洋车都被抢了，在破庙里咽了气，再睁眼就到了这狼烟四起的北平，身上的力气却比年轻时还足，街坊都说我这是老当益壮，只有我自己知道，这是老天爷让我再活一回，再看看这世道。“土生土长的，拉了三十年洋车，先生看着面生罢了。”我含糊着应付，车轱辘碾过块石子，震得我胳膊发麻，可这点震动算什么？当年被乱兵按在地上打的时候，骨头都快碎了。到了西直门外，远远望见铁丝网和岗哨，几个日本兵端着枪来回踱步，刺刀在太阳底下闪着寒光。先生紧张起来：“师傅，能过去吗？”我往嘴里啐了口唾沫，从怀里摸出块脏兮兮的布条，上面用朱砂画着个歪歪扭扭的符号——这是前儿个从一个算命先生那求来的，说能避祸。“放心，有这个。”我把布条系在车把上，慢悠悠地往岗哨挪，心里却盘算着要是他们拦车，就用腰后的短刀拼了，反正这条命早就不是自己的了。果然，一个留着仁丹胡的日本兵拦住了去路，哇啦哇啦说了几句鸟语，我装作听不懂，指着布条咧嘴笑，露出黄黑的牙。旁边一个翻译官不耐烦地踹了踹我的车：“干什么的？这布条哪来的？”“给皇军办事的，太君赏的。”我扯着嗓子喊，故意把“皇军”两个字说得含糊不清，手却悄悄按在刀柄上。翻译官狐疑地打量着先生，又翻了翻皮箱，见都是些书稿，骂骂咧咧地挥手放行：“滚快点，别在这儿碍事。”过了岗哨，先生长舒口气，额头上全是汗：“师傅真是好胆识，刚才我心都提到嗓子眼了。”我没接话，只是埋头蹬车，山路越来越陡，车轮碾过碎石子发出沙沙的响，远处的山坳里隐约传来枪声，惊得林子里的鸟雀扑棱棱飞起。先生突然说：“师傅，我知道你不是一般人，刚才你摸刀柄的动作，是练过的吧？”我猛地停下车，转过身死死盯着他，这先生虽然文弱，眼神却很亮，像夜里的星星。他赶紧摆手：“师傅别误会，我不是要打听什么，只是……只是想请你帮个忙。”他打开皮箱，里面除了书稿，还有几支用油纸包着的步枪零件，“这些东西，得送到山里的游击队手里，我一个文弱书生，实在没本事过去。”我看着那些零件，又看看远处隐约的硝烟，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烧着了。当年我拉洋车，只求安稳度日，可这世道容不得人安稳，兵匪抢，官府诈，到最后连口饱饭都吃不上。如今老天爷让我再活一回，难道还要像从前那样窝囊？“给多少钱？”我问，声音有些发紧。先生愣了愣，随即从钱袋里倒出所有银元：“这些都给你，不够的话……”“够了。”我打断他，把银元揣进怀里，拍了拍：“你在这儿等着，我去去就回。”拎起皮箱往山里走，脚下的石子硌得脚底板生疼，可我走得稳当，这双拉了一辈子洋车的脚，什么样的路没走过？林子里越来越静，只有风吹树叶的沙沙声，突然听到身后有脚步声，我猛地转身，短刀已经握在手里，却见是个穿着粗布褂子的年轻人，背着杆猎枪，警惕地盯着我：“干什么的？”“送东西的。”我举起皮箱，“找山里的队伍。”年轻人打量我半天，吹了声口哨，从树后跳出几个人，都背着枪，为首的是个络腮胡大汉，眼神如刀：“先生派来的？”我点点头，把皮箱递过去，大汉打开看了看，咧嘴笑了：“好东西！兄弟是哪个道上的？看着面生。”“拉洋车的。”我收起刀，“在城里混口饭吃。”络腮胡拍了拍我肩膀，力气大得惊人：“好样的！这年头肯帮咱们的，都是好汉子！留下喝碗水再走？”我摇摇头：“城里还有人等着。”刚要转身，就听到山下传来枪声，络腮胡脸色一变：“不好，日本人追来了！”年轻人爬上树张望：“队长，有一个小队，带着狗！”络腮胡咬咬牙：“兄弟，你从后山走，那边有条小路能回城，这些你拿着。”他塞给我一把手枪和几个银元，“多谢了！改日有缘再见！”我接过枪，沉甸甸的，比洋车扶手还沉，心里却踏实得很。跟着一个小兵往后山跑，山路崎岖，可我跑得飞快，这双腿好像有用不完的力气，当年在城里拉车跑遍九城的劲儿全回来了。跑到半山腰，听到身后枪声大作，夹杂着呐喊声，我回头望了一眼，只见浓烟从树林里升起，心里像被揪了一下。小兵催我：“快走吧，队长他们断后呢！”我咬咬牙，跟着他钻进密林中的小路，藤蔓刮破了胳膊，血珠子渗出来，我却感觉不到疼，只觉得浑身的血都在烧。出了山，天色已经擦黑，北平城的灯火在远处亮起来，星星点点，却透着股说不出的凄凉。我摸了摸怀里的手枪，又想起先生还在等我，便加快脚步往回赶。到了约定的地方，先生果然还在，见我回来，眼睛一亮：“东西送到了？”“送到了。”我把枪藏好，“山路不好走，耽误了时辰。”先生松了口气，从怀里掏出个小本子：“这个你拿着，要是以后遇到难处，到城东的隆福寺找王掌柜，他会帮你的。”我接过本子，上面写着几行字，字里行间都是感激。拉着先生往城里走，夜风吹得人发冷，可我心里却热烘烘的。路过城门，岗哨换了批人，盘查得更严了，一个日本兵用枪指着我：“你的，什么的干活？”我刚要说话，先生突然开口，用流利的日语和他交谈，说我是他家的车夫，去乡下探亲了。日本兵狐疑地看了看我们，挥挥手放行了。进城后，先生让我在胡同口停下，又塞给我几块银元：“师傅，大恩不言谢，以后多加保重。”我看着他走进胡同的背影，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这世道虽然乱，可总有人在偷偷做着正经事。往回走时，路过个馄饨摊，热气腾腾的，摊主是对老夫妻，正给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端馄饨，他们低声说着什么，时不时激动地挥挥手。我停下车，坐下喊了声：“来碗馄饨，多加辣子。”老掌柜应着，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红油漂在上面，香得人直咽口水。吃着馄饨，听着那些学生说“游击队又打了胜仗”“咱们得募捐支援他们”，我心里那点空落落的感觉没了。当年我总想着买辆自己的洋车，以为那样就安稳了，可到头来，洋车被抢了一次又一次，人也活得越来越窝囊。如今我还是拉洋车，可心里却亮堂多了，这北平城是咱们的家，家里遭了贼，哪有躲着的道理？正吃着，突然听到警笛声，几个警察端着枪冲进胡同，喊道：“都不许动！查户口！”学生们慌忙收拾东西，老掌柜急得直搓手。我把最后一口馄饨汤喝下去，抹了抹嘴，站起身挡在学生前面：“官爷，他们都是正经学生，查什么户口？”领头的警察瞪我：“你个拉洋车的凑什么热闹？滚开！”我没动，拍了拍腰后的短刀：“他们是我街坊，有什么事冲我来。”警察被我唬住了，骂骂咧咧地打量半天，见没什么油水可捞，悻悻地走了。学生们谢过我，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小姑娘说：“大叔，你真是好样的！”我咧嘴笑了，露出黄黑的牙：“你们做的事，才是好样的。”看着他们消失在夜色里，我心里琢磨着，明天得把那把手枪藏好，再去隆福寺看看王掌柜，说不定能帮上更多的忙。夜风里带着硝烟味，可也带着馄饨的香味，我蹬着洋车往家走，车轱辘碾过石板路，发出吱呀的响，这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就像我这颗重新活过来的心，扑通扑通地跳着，充满了劲儿。这狼烟北平虽然乱，可只要还有人在拼，还有人在守，就总有天亮的那天。我祥子，拉了一辈子洋车，没什么大本事，可只要这双腿还跑得动，这胳膊还有力气，就不能眼睁睁看着这城被糟践了。明天太阳出来，我还得接着拉活儿，拉着这洋车，在这狼烟里，走出条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