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熙元年（公元 306 年）十一月的洛阳，凛冽寒风如刀割般刮过残垣断壁，铅灰色的云翳低垂，仿佛给这座饱经战火蹂躏的古都蒙上了一层沉重的丧幔。太极殿的铜驼荆棘间，晋惠帝司马衷在深宫幽邃处突然溘然长逝，时年四十八岁。这位在位长达十七年的西晋君主，其生命的终点恰似他充满荒诞与血泪的一生，始终被笼罩在历史烟波浩渺的迷雾之中，每一道褶皱都镌刻着时代的诡谲与苍凉。
关于司马衷的死因，浩瀚史料中交织着令人目眩神迷的争议图谱。《晋书?惠帝纪》以春秋笔法隐晦提及 “帝遇弑于显阳殿”，字里行间将锐利的疑点直指当时权倾朝野的东海王司马越。彼时的司马越刚刚在八王之乱的血腥终局中胜出，正于残垣之上重构西晋的权力经纬 —— 他刚从长安迎回司马衷，便以司空之职总揽朝政，甚至在光熙元年十月进位丞相，权倾天下。而司马衷作为名义上的九五之尊，即便痴傻懦弱，其皇位的象征意义仍是对司马越专权的潜在掣肘。野史《晋纪》中更有绘声绘色的细节描摹，称司马衷在食用了司马越亲信进献的 “毒饼” 后，顷刻间腹痛如绞，呕血不止，在内侍惊惶的呼号中气绝身亡，榻前琉璃盏里尚残留着未及饮尽的毒酒，酒液在烛火下泛着幽蓝的光。但另一派考据者援引《晋起居注》的宫廷医案，强调司马衷 “久婴风疾，体素羸弱”，认为其死于积年沉疴 —— 这位君主自幼年起便被太傅卫瓘等大臣暗议 “不慧”，多年来在权力漩涡中如飘萍般辗转，元康年间被贾后软禁于金墉城，永兴元年（304 年）又被成都王司马颖裹挟至邺城，途中备受饥寒，甚至在荡阴之战中被流矢擦伤，脸颊血染龙袍，这般颠沛流离的生涯早已让他身心耗竭，油尽灯枯。更有学者从政治博弈角度提出，当时关中地区的河间王旧部尚未完全肃清，可能是这些残存的诸侯王势力为报复司马越，而借由宫廷内侍实施了暗杀，试图引发新的权力真空。
司马衷的溘然长逝，从表象上看的确为持续十六年的 “八王之乱” 画上了血色句点。这场由西晋宗室诸王掀起的权力饕餮盛宴，始于元康元年（291 年）那个血色初夏 —— 楚王司马玮受贾后密诏，率北军将士夜闯杨骏府邸，将这位权倾朝野的太傅斩杀于马厩之中，鲜血染红了庭院里的芍药。此后汝南王司马亮与卫瓘共执朝政，却在月余后被司马玮以 “清君侧” 之名屠戮；赵王司马伦更是悍然废黜贾后，于永康二年（301 年）正月称帝，将司马衷软禁于金墉城，上演了 “赵王篡位” 的闹剧；齐王司马冏联合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起兵讨伐，在洛阳城展开连月巷战，瓦砾堆中随处可见宗室将士的遗骸；长沙王司马乂则以三百殿中兵固守皇宫，与司马冏军鏖战三月，护城河被染成赤红色；当司马颖最终占据洛阳时，这位 “皇太弟” 的车驾经过建春门，百姓们目睹其麾下鲜卑骑兵抢掠民女的暴行，无不掩面流涕。至光熙元年司马衷驾崩时，那些在血泊中角逐的王爷们，大多已化作邙山荒草下的枯骨 —— 司马伦被赐金屑酒自尽，司马冏被斩于阊阖门，司马乂被炙杀于洛阳城外，司马颙则在入洛阳途中被南阳王司马模的部将掐死在车内，唯有东海王司马越踏着累累白骨登上权力之巅，在司马衷的灵柩前接受百官朝贺。然而这场持续十六年的内乱，早已将西晋王朝的根基蛀空 —— 北方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游牧民族趁虚而入，匈奴刘渊于永兴元年（304 年）在左国城建国，鲜卑慕容部则在辽西大肆扩张；边疆州郡的驻军大多内调参与内战，致使长城沿线烽火台形同虚设，胡骑可长驱直入；中原地区因战乱导致人口锐减，据《晋书?地理志》记载，永宁年间（301-302 年）全国户口较太康年间减少近半，许多州郡出现 “千里无烟爨之气，华夏无冠带之人” 的惨状；官僚体系因长期党同伐异而派系林立，尚书台的文书堆积如山却无人处置，中央政令出不了洛阳城。司马衷的死，并非王朝中兴的曙光，而是加速其覆灭的丧钟 —— 如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让本就风雨飘摇的西晋王朝彻底坠入深渊。仅仅十年后的建兴四年（316 年），匈奴贵族刘曜率军围攻长安，城中粮尽，斗米万钱，百姓易子而食，晋愍帝司马邺乘坐羊车，袒露上身，口衔玉璧，率群臣出降，西晋王朝在屈辱中正式画上句点。
回溯司马衷的生命轨迹，“痴傻” 的标签如影随形，“何不食肉糜” 的典故虽被后世学者考证可能出自《晋书》的演绎，却成为他脱离现实的文化符号。但剥开表象深入剖析，这位君主的悲剧远非智力缺陷所能诠释 —— 他十三岁被立为太子时，正值晋武帝司马炎晚年猜忌宗室，立此 “不慧” 之子实为平衡贾充、杨骏等外戚势力的政治权谋，东宫太傅卫瓘曾于宴会中抚帝座叹 “此座可惜”，便已预示了他的宿命；婚后受制于皇后贾南风的铁腕专权，这位貌丑而性妒的女人将他视为傀儡，甚至在元康九年（299 年）伪造诏书废黜太子司马遹，司马衷在显阳殿目睹废太子被押解出宫时，竟因恐惧而不敢言语；八王之乱中他更如风中柳絮般被不同势力裹挟 —— 永安元年（304 年）被司马颖胁迫至邺城，途中侍从离散，唯有侍中嵇绍以身护驾，血溅龙袍，司马衷此后每每见衣上血渍便潸然泪下；同年又被羯族将领石勒的先驱部队俘获，在寒冬腊月里只能以粟米饭充饥；光熙元年被司马越迎回洛阳时，皇宫内库早已空空如也，他的御膳盘中甚至只有粗糙的麦饭。他的存在，本质上是西晋初年大封宗室与强化中央集权这对矛盾的具象化产物，是诸王权力欲望投射的苍白画布。当他在光熙元年那个寒夜里咽下最后一口气时，史书上简笔勾勒的 “崩” 字背后，是一个被时代巨轮碾过的个体，在权力绞肉机中沦为祭品的完整悲剧。这不仅是司马衷个人的命运悲歌，更是西晋王朝从太康之治的短暂辉煌，急速滑向五胡乱华深渊的历史隐喻，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刻下了一道深可见骨的伤痕，至今仍在历史的回望中隐隐作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