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单元门前，回头看了眼那辆还没开走的车。车灯映着关毅的脸，他没动，也没再说话。我转身走进楼道，脚步很轻，但每一步都像踩在心上。
包里的记事本一直贴着手臂，我能感觉到它的存在。一进屋，我就把门反锁了，顺手拉开窗帘的一角，望下去。他的车还在原地，灯光安静地亮着，像在等什么。
我没开大灯，只拧亮了沙发边的小台灯。桌子上有半杯凉水，是昨天留下的。我把包放在桌上，慢慢拉开拉链，取出信封。照片还在里面，边缘已经有点折痕。我把它摊开在桌面上，盯着那个女人的手——指甲涂着淡粉色，不是现在流行的亮色，是很旧的那种颜色，像是二十年前会用的。
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发烧，有人用凉毛巾敷我的额头。她的手伸过来的时候，我看到她指甲也是这种颜色。那时候我以为那是养母，可现在想，养母从不涂指甲油。
手机在包里震动了一下，屏幕亮起，是凌晨两点的闹钟提醒。我设的，怕自己睡太死。我把闹钟关掉，坐下来，打开笔记本电脑。搜索栏里输入“旗袍 女人 老房子”，结果跳出来一堆影视剧截图和旅游照。我又试了“九十年代初 旗袍 家庭合影”，还是没什么相关的内容。
我合上电脑，伸手去摸桌上的水杯。指尖刚碰到杯壁，门铃响了。
我愣住。
这个时间，不会是快递，也不会是邻居。我走到门边，从猫眼里往外看。走廊空着，没人。我等了几秒，又听到了一声轻响，像是纸张被塞进门缝的声音。
我迅速打开门。
地上躺着一张A4纸，对折着。我弯腰捡起来，关门，背靠在门板上打开它。纸上打印了一行字：“别查了，对你没好处。”
没有署名，也没有联系方式。
我盯着那句话看了很久，然后把它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转身回到桌前，把原来的那张照片收进抽屉最底层，只留下复印件摆在外面。
天快亮时，雨落了下来。
我睡了不到三个小时，醒来时头很沉。洗漱完，换了件简单的衣服，把记事本和复印件塞进包里。出门前最后看了一眼那扇窗。街道湿漉漉的，路灯还亮着，对面楼的窗户大多黑着。
我下楼，在小区门口买了杯热豆浆。老板娘笑着说：“这么早出门啊？”
我说：“有点事要办。”
走了一段路，我拐进地铁站。车厢里人不多，我在角落的位置坐下，手一直按着包。到站后换乘公交，又走了十分钟，才在一个老街区停下。这里的房子低矮，墙面斑驳，有些门面改成了小店，有些还挂着几十年前的招牌。
我走进一家杂货铺，柜台后面坐着个老头，正在看报纸。我问他：“您在这条街住了多久？”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四十多年了。”
“那您有没有见过一个穿旗袍的女人？大概二十多年前，住在附近？”
他皱眉想了想：“穿旗袍的……倒是有个，住在巷子尽头那栋红砖楼。后来搬走了，听说女儿送人了，她精神出了问题，整天念叨名字。”
我的心跳了一下：“她叫什么名字？”
老人摇摇头：“记不清了。只记得她总在院子里种一种花，叶子很大，开花是白色的，晚上特别香。”
我猛地站起来。那种花……我在照片背景里见过。
“那栋楼现在还有人住吗？”
“早拆了一半，剩下几户也快搬了。”
我道谢离开，脚步加快。走到巷口时，手机响了。是关毅。
我没有接。
他发来一条消息：“你去哪儿了？昨晚的事，我们需要谈谈。”
我看着那条字，手指悬在屏幕上，最终没有回复。往前走了几步，抬头看见那栋红砖楼。墙皮脱落得厉害，窗户碎了几块，院门歪斜地挂着。
我推开门进去。
院子里荒草丛生，但角落确实有一丛植物，叶子宽大，茎干粗壮。我蹲下身，伸手碰了碰叶片。这时候，一阵风刮过，带来一丝极淡的香气。
就是这个味道。
我掏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正准备离开时，听见屋里传来动静，像是有人在里面翻东西。我站起身，朝门口走去。
屋里的人似乎也察觉到了外面的动静，动作停了一下。
我没有喊，也没有跑。只是慢慢往后退，直到退出院子，重新站到街上。心跳很快，但我握紧了包带，强迫自己走得平稳。
转过街角，我找了个便利店，进去买了瓶水。坐在窗边的高脚凳上，打开包，拿出记事本。翻到最后一页空白处，写下几个字：“红砖楼，白花，母亲曾住此处。”
笔尖顿了顿，我又加了一句：“她不是汪璇。”
手机又震了一下。这次是未接来电提示，关毅打了两次。我关掉声音，把手机塞回包里。
雨还在下，不大，但持续不断。街上的行人撑着伞匆匆走过，车辆驶过积水发出哗啦声。我坐了一会儿，喝了口水，起身准备离开。
推开玻璃门时，风把一张传单吹到了我脚边。我低头看了一眼，弯腰捡起来。是附近社区服务中心的通知，上面印着一行小字：“老住户档案登记正在进行中，持有旧房证或亲属证明者可前来查询历史记录。”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然后把传单折好，放进记事本里夹着。
我知道接下来该去哪里了。
走出便利店五十米，我停下脚步，从包里拿出笔，在传单背面写下一个地址——正是红砖楼的门牌号。写完后，我看了一眼前方十字路口。
一辆黑色轿车缓缓驶过，车窗 tinted，看不清里面的人。
我站在原地没动，直到那辆车消失在雨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