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元年（公元520年，庚子年）
春天，正月乙亥初一，改了年号，宣布大赦天下。
丙子日，发生了日食。
己卯日，任命临川王萧宏为太尉、扬州刺史，金紫光禄大夫王份为尚书左仆射。王份是王奂的弟弟。
左军将军豫宁威伯冯道根去世了。这天正是上春祭祀祖先的时候，皇帝刚出宫，有关官员就把冯道根去世的消息奏报上来。皇帝就问中书舍人朱异：“这喜事和丧事赶在同一天了，现在还能去祭祀吗？”朱异回答说：“以前卫献公听说柳庄死了，都没脱下祭服就跑去了。冯道根虽说算不上是国家社稷的重臣，但也为朝廷出了不少力，去看望他，这是符合礼数的。”皇帝听了，马上就去了冯道根家，哭得那叫一个伤心。
高句丽的世子高安派使者来进贡。二月癸丑日，任命高安为宁东将军、高句丽王，还派使者江法盛去给高安送衣冠、佩剑等物。结果北魏光州的士兵在海上把江法盛抓住了，送到了洛阳。
北魏的太傅、侍中、清河文献王元怿，那长相和气质都没得说，胡太后居然强迫他跟自己发生关系。但元怿这人确实有才能，辅助处理政务的时候纠正了不少问题，做出很多有益的事。他喜欢文学，对有学问的人很有礼貌、很尊重，在当时威望很高。侍中、领军将军元义在门下省任职，还统领着禁卫军，仗着自己受宠，那叫一个骄横放肆，野心还特别大。元怿每次都依法制裁他，元义就因此记恨上了元怿。卫将军、仪同三司刘腾，权势大得朝堂内外都得听他的，吏部为了讨好刘腾，上奏要任用刘腾的弟弟当郡守，可他弟弟根本就不符合任职资格。元怿压下了这个奏章没往上呈，刘腾也对元怿心怀怨恨。龙骧府长史宋维，是宋弁的儿子，元怿推荐他当了通直郎，可这人轻浮没品行。元义答应给宋维荣华富贵，让他去告发司染都尉韩文殊父子阴谋造反，要拥立元怿当皇帝。元怿因此被囚禁起来，经过审查，没有发现造反的证据，这才被释放，按照规定宋维应该被反判诬告罪；但元义却对太后说：“现在要是杀了宋维，以后真有人造反，就没人敢告发了。”于是就把宋维贬为昌平郡的郡守。
元义担心元怿迟早会成为自己的大麻烦，就和刘腾密谋，指使负责皇帝饮食的中黄门胡定自己站出来说：“元怿给了我好处，让我给皇帝下毒，还说要是他能当上皇帝，就给我荣华富贵。”当时皇帝才十一岁，就相信了这话。秋天，七月丙子日，太后正在嘉福殿，还没到前殿，元义就带着皇帝来到显阳殿，刘腾则把永巷门给关上了，太后就出不来了。元怿进宫，在含章殿后面遇到了元义，元义大声呵斥，不让元怿进去，元怿说：“你这是要造反啊！”元义说：“我没造反，我是要抓造反的人！”然后命令宗室武士和值斋侍卫抓住元怿的衣袖，把他押进含章殿东省，派人看守起来。刘腾假传圣旨召集公卿大臣来商议，要定元怿大逆不道的罪。大家都害怕元义，没人敢提出反对意见，只有仆射新泰文贞公游肇大声说这样不行，始终都不签字。
元义、刘腾拿着公卿们的决议进宫上奏，很快就得到了皇帝批准，当天夜里就把元怿杀了。接着他们又假造太后的诏书，说太后自己有病，要把政权交还给皇帝。然后把太后囚禁在北宫的宣光殿，宫门白天黑夜都关着，里里外外都断绝了联系，刘腾自己拿着钥匙，皇帝都没办法去看望太后，只能让人给太后送饭。太后的饮食起居都受到影响，饥寒交迫，太后就叹息着说：“这真是养了只老虎，最后被老虎咬了，说的就是我啊！”元义又派中常侍酒泉人贾粲陪着皇帝读书，实际上是秘密监视皇帝的一举一动。元义就和太师高阳王元雍等人一起辅佐朝政，皇帝还喊元义姨父。元义和刘腾一个在外面掌控局势，一个在宫里负责防范，两人互相配合，独揽大权。他们经常在宫中值班，一起决定刑罚和奖赏的事儿，不管大事小事，都由他俩拍板，那威风简直朝堂内外都知道，百官们都小心翼翼，不敢乱说乱动。朝廷内外听说元怿死了，都觉得特别丧气，有几百个少数民族的人甚至割脸表示哀悼。游肇因为这事又气又愁，最后去世了。
己卯日，长江、淮河、大海都涨水了。
辛卯日，北魏皇帝举行加冠礼，宣布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正光。
北魏相州刺史中山文庄王元熙，是元英的儿子，他和弟弟给事黄门侍郎元略、司徒祭酒元纂，都和清河王元怿关系特别好。他们听说元怿死了，就在邺城起兵，还上表朝廷，说要杀了元义、刘腾，元纂逃到了邺城和元熙会合。过了十天，长史柳元章等人率领城里的人吵吵嚷嚷地冲进府里，杀了元熙的侍从，把元熙、元纂还有他们的几个儿子都抓起来，关在高楼上。八月甲寅日，元义派尚书左丞卢同到邺城，就在邺城的大街上把元熙和他的子弟们都杀了。
元熙这人喜欢文学，风度翩翩，很多有名的文人都喜欢和他交往。他临死前，给老朋友写信说：“我和我弟弟都受到皇太后的赏识和厚待，我在大州当刺史，弟弟在宫里侍奉太后，太后对我们和颜悦色，恩情就像慈母一样。现在皇太后被囚禁在北宫，太傅清河王又惨遭杀害，皇上年纪还小，只能独自在前殿。君上和亲人都遭遇这样的事，我心里实在没法安稳，所以才率领士兵和百姓，想在天下伸张正义。可我智谋和力量都太有限了，很快就被抓住了，对上，我对不起朝廷，对下，我有愧于那些了解我的人。我本来就是为了正义和名节，才不得不这么做，现在就算是肝肠寸断、粉身碎骨，又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各位君子，希望你们各自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不管是为国家还是为自身，都要努力保持美好的名声和节操啊！”听到这些话的人都很同情他。元熙的首级被送到洛阳，他的亲戚朋友都不敢去看，只有前骁骑将军刁整，独自把他的尸体收起来藏好。刁整是刁雍的孙子。卢同为了迎合元义的心意，使劲追查元熙的同党，把济阴内史杨昱锁起来押到邺城，严刑拷打了一百天，才放他回去继续任职。元义因为卢同这事办得好，就让他当了黄门侍郎。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的公元520年（北魏正光元年、南梁普通元年），是南北朝时期极具戏剧性的一年，其中北魏“元乂、刘腾政变”更是折射出中古政治的多重荒诞与残酷，值得从三个维度深入剖析：
权力游戏的“伦理崩塌”
北魏胡太后与清河王怿的私情本是宫闱秘事，却成为权力斗争的导火索，暴露了皇族伦理在政治博弈中的彻底异化。元乂、刘腾以“诬构谋反”为由发难，其操作手法堪称古代政治诬告的典型：
--构陷逻辑的荒诞性：借“主食中黄门胡定”之口，编造“清河王买通宦官毒杀皇帝”的谎言，而11岁的北魏孝明帝竟全盘采信。这种漏洞百出的指控能得逞，本质是权力真空下的“欲加之罪”——元乂掌禁军、刘腾控内宫，早已垄断了信息传递与决策渠道。
--道德标签的工具化：元乂等人明明是为私欲夺权，却打着“诛反者”的旗号；幽禁胡太后时，又以“太后自请还政”为借口。这种“以正义之名行不义之实”的操作，揭示了中古政治中“道德”沦为权力遮羞布的现实。
胡太后那句“养虎得噬，我之谓矣”的哀叹，道尽了权力场的反噬法则——她曾依赖元乂、刘腾巩固地位，最终却被二人反噬，从权倾朝野沦为“服膳俱废、不免饥寒”的阶下囚，堪称因果循环的缩影。
士人阶层的“价值困境”
事件中两类士人的选择，折射出南北朝时期知识分子的生存矛盾：
--游肇的抗争与无力：作为北魏仆射，游肇是唯一公开反对诛杀清河王怿的大臣，“抗言以为不可，终不下署”。但这种抗争最终只落得“愤邑而卒”的结局，说明在绝对权力面前，士人的道德坚守往往苍白无力。
--中山王元熙的悲剧：元熙起兵讨逆的动机极具理想主义——“君亲如此，无以自安”，其临终书信中“以名义干心，不得不尔”的表述，彰显了儒家“义”字对士人的精神束缚。但他的失败（起兵十日即被部下背叛），暴露了贵族士人在军事权力面前的脆弱：缺乏对禁军与地方军的实际掌控，仅凭“大义”难以撼动既成权力格局。
更具讽刺的是，元熙死后“亲故莫敢视”，唯有刁整冒死收尸。这种“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的反差，揭示了乱世中道德坚守的高成本——多数人在威权下选择明哲保身，少数人的抗争则注定成为悲剧。
时代转折的“伏笔暗藏”
这一事件看似是北魏的宫廷内斗，实则为六年后的“六镇之乱”埋下伏笔：
--权力结构的彻底失衡：元乂、刘腾“表里擅权，共裁刑赏”，打破了北魏孝文帝以来“鲜卑贵族与汉族士人共治”的平衡，引发朝野普遍不满。清河王怿本是能“匡益辅政”的核心人物，其冤死导致官僚体系失去缓冲，矛盾直接指向中央。
--胡汉矛盾的激化：记载中“胡夷为之剺面者数百人”，说明清河王怿在少数民族中威望极高，他的死亡打破了北魏对边疆族群的柔性制衡。而元乂等人的专权，进一步激化了鲜卑旧贵与汉化官僚、中央与六镇边军的矛盾，为后来的全面动乱积蓄了能量。
从更大的历史视野看，公元520年的这场政变，是北魏由盛转衰的分水岭。它不仅摧毁了宣武帝、孝明帝时期的政治平衡，更暴露了北魏汉化改革中“表面制度变革而深层权力结构未变”的隐患——当皇权被宦官、外戚、宗室交替操控，所谓“汉化”不过是权力游戏的装饰，最终难逃分崩离析的命运。
这段历史最深刻的启示在于：权力失去制约时，最荒诞的指控能成为“铁证”，最正义的抗争会沦为“罪证”。而一个时代的悲剧，往往始于少数人的贪婪，终于多数人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