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姓李名耳，字聃，一字伯阳，春秋末期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今河南鹿邑）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其思想核心凝练于《道德经》（又称《老子》）之中，深刻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哲学、文化与宗教发展。
关于老子的出生，正史没有记载载确切时间，相传老子之母怀胎八十一年，一日在李树下小憩，梦中见紫气入怀，惊醒后产下一子。令人惊异的是，婴儿落地时一副满头白发、面容布满皱纹的老者的模样，。其父母见状又惊又奇，因他生而白头，状若老人，便取“老”为号，又因生于李树之下，遂以“李”为姓，“老子”之名便由此而来。
汉代皇甫谧《高士传》引先秦旧说，推测其生于“楚庄王九年”（约公元前595年），然据孔子问礼时老子已“年五十有余”的记载推算，学界多认为其生年当在公元前571年左右，这时恰逢春秋中期向晚期过渡之际，周室衰微，诸侯争霸，礼崩乐坏的迹象初现，而楚地作为南方文化重镇，兼具中原礼乐传统与巫楚文化的神秘色彩，为老子思想创建提供了土壤。
老子的出生地苦县厉乡曲仁里，地处陈楚交界，彼时属楚国疆域，据《水经注·阴沟水》记载，苦县“有老子庙，庙中有九井，水相通注，传云老子所穿”，虽庙宇为后世所建，但“九井相通”的传说，暗含着当地人对老子早年与自然相通的想象。早年的老子，自幼便浸润在楚地对“道”（宇宙本源）的朴素认知与中原对“礼”（社会秩序）的理性探索之中，《庄子·寓言》载“老子学于常枞”，常枞（又称商容）相传为殷商遗老，精通礼乐与天道之学，老子从其受教，不仅习得典章制度的精髓，更承袭了对天地运行规律的探索精神。
从《道德经》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论述，可推见其早年对自然现象的细致观察。楚地多山林川泽，春日草木萌发，秋日万物凋零，昼夜交替，四季轮转。相传老子少年时曾居于苦县东的隐阳山，每日观日出日落，察河水奔流，见河水虽柔，却能穿石破岩，遂生“柔弱胜刚强”的感悟，《道德经》有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青年时期的老子，已显露出对“礼”的深刻思考。当时中原各国仍奉行周礼，而楚国作为“蛮夷”之国，虽效仿中原礼乐，却多有变通。老子目睹诸侯以“礼”为名争夺霸权，礼器沦为炫耀实力的工具，内心渐生对形式化礼乐的质疑。据《孔子家语·观周》记载，老子早年曾游历周都洛邑附近，目睹周天子祭祀天地时，礼官严格遵循繁琐仪节，却神情淡漠，流于敷衍，这让他意识到“礼之本”不在外在形式，而在内心的敬畏与自然的秩序，所以他后来与孔子论礼时会有“礼，与其奢也，宁俭”的观点。
中年的老子，因学识渊博、通晓古今，被举荐出任周王室的“守藏室之史”，这一职位相当于今日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兼档案馆馆长，掌管着周王朝历代的典籍、档案、礼制文书与天文历法资料。《史记》称其“居周久之”，他在洛邑任职长达三十余年，这段经历是其思想成熟的关键时期。
周王室自平王东迁后，虽势力衰微，但守藏室中仍保存着自夏、商、周以来的珍贵文献，包括《诗》《书》《礼》《乐》的古本，以及记载天文、历法、占卜、历史的甲骨铭文与简牍。老子每日沉浸其中，上溯黄帝、尧、舜的治世之道，下察夏桀、商纣的亡国之因，对“兴衰治乱”的规律有了系统认知。
在守藏室任职期间，老子不仅研读文献，更参与王室的礼制研讨。周景王时期（公元前544年—公元前520年），曾欲铸大钟“无射”，大臣伶州鸠以“乐与天地同和”劝谏，认为不合音律的大钟会扰乱天地之气，老子对此深表认同。《道德经》中有“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的论述，可见老子在周室任职时，已将礼乐制度与天地自然的规律相联系，形成“天人合一”的初步认知。
老子在周室任职期间，最具历史意义的事件便是与孔子的问礼对话。此次会面的时间，据《史记·孔子世家》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相互印证，是在鲁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时年孔子34岁，老子已年近54岁，一位是崭露头角的儒家学派创始人，一位是深谙古今礼制的学界泰斗，两人的对话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千古佳话。
当时，孔子率弟子南宫敬叔前往洛邑，先拜会周大夫苌弘请教乐律，而后登门拜访老子。初见老子时，孔子执弟子礼，恭敬问道：“丘闻之，先生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愿受教焉。”老子见孔子谦逊好学，亦以礼相待，两人于堂中对坐，展开深入探讨。
孔子首先问及“丧礼”：“昔者先王制礼，今有人死，其亲人不忍速葬，久殡不葬，礼可得乎？”老子答道：“丧礼之核心，在‘哀’与‘敬’，不在时日之长短。昔者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摄政，葬武王于毕，殓以冕服，陪葬以明器，非以珍宝示富，乃以尽敬也。若亲人哀戚发自内心，即便速葬，亦合礼；若流于形式，久殡无益。”
随后孔子又问“周礼之本”：“丘欲复周礼，以匡天下之乱，然诸侯不听，何也？”老子闻言，沉吟片刻，道：“子所言周礼，乃文王、武王之治，然今周室衰微，诸侯争霸，时异则事异矣。夫水行莫如用舟，陆行莫如用车，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方为正道。你看那树木，幼苗时需扶持，长成大树则需任其生长；人之初，需礼教引导，然若礼教成为束缚，便失其本意。”他直视孔子，语重心长地说：“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今之世，周室已微，你欲以一己之力复周礼，如以卵击石。且君子处世，当知‘深藏若虚’——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你过于彰显自己的主张，恐招祸患。”
临别之际，老子送孔子至门外，又赠言曰：“吾闻之，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
孔子回到鲁国后，对弟子感叹道：“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这番评价，足见老子思想对孔子的震撼，也印证了此次问礼的真实性与深刻影响——它不仅是两位思想家的个人交流，更是儒道两家“入世”与“出世”、“重礼”与“贵道”思想的首次碰撞。
老子在周室任职三十余年，亲历了周景王死后的“王子朝之乱”。周景王欲立庶子王子朝为储，未及实施便去世，王子朝与嫡子王子猛（后为周悼王）、王子匄（后为周敬王）争夺王位，引发内乱，王子朝兵败后，携周室大量典籍逃往楚国，史称“王子朝奔楚”。此事对老子打击极大，他毕生守护的典籍散失，而周王室内部的权力斗争，让他彻底看清“礼崩乐坏”已不可逆转。
《史记》载“老子见周之衰，乃遂去”，并未明言具体时间，结合王子朝奔楚（公元前516年）与孔子周游列国（公元前497年—公元前484年）的时间线推测，老子辞官当在公元前485年左右，此时他已年近八十，历经数代周天子的更迭，目睹周室从勉强维持到分崩离析的全过程。相传他辞官时，周敬王曾挽留，许以高位厚禄，老子却答道：“昔者尧治天下，茅茨不剪，采椽不斫，饮甘食淡，而天下太平；今之王室，宫室华美，百姓疾苦，吾居其位，不能救民，何忍再享其禄？”遂决然离去，踏上归隐之路。
离周时，老子出洛邑南门，一路向西，途中，他见百姓因战乱流离失所，饿殍遍野，更坚定了“反战”“无为而治”的思想，《道德经》中“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的论述，正是他对乱世景象的沉痛反思。
老子西行途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事件，便是“西出函谷关”。函谷关位于今河南灵宝市，是当时秦、晋、豫三地的交通要冲，地势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时任函谷关关令的尹喜，是一位精通天文历法、崇尚道家思想的学者。
尹喜平日喜好观察天象，某日清晨，他登关楼眺望，见东方有紫气横贯天际，绵延数千里，直达函谷关，不禁惊叹：“紫气东来，必有圣人过关！”遂下令关吏：“今日若有老者西出，勿放行，速报于我。”当日午后，老子拄杖而来，仙风道骨，鹤发童颜，关吏见状，急忙通报尹喜。
尹喜见老子气质非凡，便上前躬身行礼：“先生非寻常之人，东方紫气随先生而来，想必是有道之士。愿先生着书，以启后人。”老子起初推辞：“吾一生无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天地万物自有其理，着书立说，反而局限大道。”尹喜坚持道：“先生若不着书，我便不敢放行，非为阻拦，实为天下求道。先生之学，若能传于后世，可使君王少施苛政，百姓少受疾苦，此乃功德无量之事。”
老子见尹喜诚恳，便应允了他。老子在函谷关停留三月，写下两篇着作：上篇言“道”，论述宇宙本源、自然规律，即后世所称《道经》；下篇言“德”，论述为人处世、治国理政的原则，即《德经》，合称《道德经》。
着书完成后，老子将书稿交予尹喜，便拄杖西行，出关而去。尹喜得书后，如获至宝，不仅自己潜心研读，还将书稿抄录多份，传于弟子，使《道德经》得以流传后世。
老子西出函谷关后，史书对他的事迹就没有了确切记载，这一点我已经在前文说过，就不再重复了。
无论老子的最终结局如何，他留下的《道德经》，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瑰宝。这部着作虽篇幅简短，却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智慧：“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揭示宇宙生成规律；“无为而无不为”阐述治国与处世的辩证法则；“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体现矛盾转化的哲学思想。这些思想不仅影响了庄子、列子等道家后学，更渗透到儒家、法家等学派的理论体系中，成为中国哲学的重要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