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五日正午时分，紫禁城东华门外突然响起一阵骚动——数十名手持短刀的汉子乔装成挑夫，在太监刘金的接应下试图冲入宫门。守门护军猝不及防，双方瞬间厮杀在一起，鲜血溅染了朱红宫墙。与此同时，西华门也爆发激战，另一伙教徒已突破防线，直扑隆宗门。这场由天理教策划的突袭，史称“林清之变”，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农民起义军攻入皇宫的事件。当“天理教众打进紫禁城”的消息传开，朝野震动，连远在热河的嘉庆帝都惊呼“汉唐宋明未有之奇事”（《清仁宗实录》卷二百七十三）。
天理教的兴起，与乾嘉年间的社会危机密不可分。它是白莲教的支派，由京畿地区的“八卦教”与河南的“混元教”合并而成，嘉庆年间由林清、李文成等教首整合，以“真空家乡，无生老母”为核心教义，宣称“弥勒佛转世，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将有‘大劫’，入教者可免灾”（昭梿《啸亭杂录》）。
教首林清（1770—1813），北京大兴人，出身贫苦，曾做过药店学徒、搬运工，因目睹官场腐败与民生疾苦，逐渐走上反清道路。他善于笼络人心，“为人慷慨，济贫救难，信徒呼为‘林先生’”（《靖逆记》）。在他的倡导下，天理教以“八卦”为组织单位（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信徒遍布河北、河南、山东等地，既有农民、手工业者，也有八旗子弟与宫中太监——这为后来的宫廷突袭提供了重要条件。
河南滑县人李文成则是天理教的另一核心领袖。他“通巫术，能役使鬼神”（《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在豫北一带广收门徒，尤其注重积蓄力量，打造兵器，“纠集万人，约定与林清同时举事”。林清负责京城突袭，李文成则在河南发动起义作为呼应，计划“先取直隶，次夺河南，再图天下”，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林清的胆识与野心远超一般教首。他深知“擒贼先擒王”的道理，竟将目标直接锁定在皇权核心——紫禁城。这一计划的可行性，在于他成功策反了多名宫中太监。清代太监多来自贫苦家庭，入宫后备受压迫，天理教“均贫富、等贵贱”的口号对他们极具吸引力。其中，御花园太监杨进忠、西华门太监刘得才等成为核心内应，不仅提供了皇宫地图，还详细告知了嘉庆帝的行踪与守卫换班规律。
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林清率京畿教众分两队从东华门、西华门攻入紫禁城，由太监引导至养心殿，“诛杀嘉庆帝，拥立明裔”；同时，李文成在河南滑县举事，攻占县城，牵制清军主力；山东教众则在德州响应，阻断南北交通。林清甚至对外宣称：“若要红花开，须待林清来”（民间歌谣，载《清稗类钞》），以此鼓动人心。
为确保成功，林清做了周密部署：教众以白布为号，腰系白带，暗号为“得胜”；东华门一队由陈爽带领，约五十人；西华门一队由陈文魁带领，约百人；他本人则在城外黄村坐镇指挥，等待捷报后再入宫“登基”。然而，计划的致命漏洞在于信息传递的滞后——河南李文成的起义因泄密提前爆发，打乱了整体部署，使京城教众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清晨，北京城内看似平静。此时嘉庆帝正在热河秋狝（xiǎn，秋季打猎），京城由皇次子旻宁（即后来的道光帝）留守。中午时分，东华门率先发难：陈爽率教众伪装成送柴草的夫役，在太监刘金的接应下试图闯入。守门护军察觉异常，双方立刻冲突，教众“抽刀砍杀，护军猝不及防，死伤数人”（《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一），但最终因人数过少，仅十余人冲入东华门，其余或被杀或溃散。
西华门的进攻则更为猛烈。陈文魁带领的教众在太监杨进忠引导下，顺利冲入宫门，“手持白旗，呼喊‘顺天保民’，直扑内宫”。他们沿甬道冲向隆宗门，沿途砍杀侍卫，甚至登上宫墙，“张弓射箭，矢落养心殿旁”（《啸亭杂录》）。此时，旻宁正在上书房读书，听闻变乱，“急命取鸟铳、腰刀，登养心殿阶下观望”（《清宣宗实录》卷一）。当教众爬上墙头时，旻宁果断举铳射击，击毙两人，暂时遏制了攻势。
隆宗门是进入内廷的关键门户，此时大门已闭。教众情急之下，竟在门栓上砍凿，试图破门而入。如今故宫隆宗门匾额上仍留存的一个箭镞，便是当年激战的物证。关键时刻，清廷侍卫、宗室王公率领的禁军陆续赶到，与教众展开巷战。教众虽勇猛，但缺乏统一指挥，且多为乌合之众，“或持短刀，或握木棍，终不敌禁军火器”，至傍晚时分，西华门冲入的教众基本被歼灭，仅少数逃脱。
九月十六日，正在热河行宫的嘉庆帝接到六百里加急奏报，得知“教匪闯入禁城”，震惊得“手颤笔滞，良久不能言”（《清仁宗实录》卷二百七十三）。他当即中断秋狝，星夜回京，途中颁布《罪己诏》，痛陈“朕躬不德，以致酿成巨变”：
“朕绍承大统，不敢暇逸，十八年于兹。乃今岁九月十五日，大内突有逆匪之变，实汉唐宋明未有之事！……此皆朕之过也。罪在朕躬，无可推诿。”（《嘉庆帝罪己诏》，载《清史稿·仁宗本纪》）
这份罪己诏言辞恳切，承认“吏治败坏，民生困苦”是起义根源，下令“宽免百姓欠赋，严查贪官污吏”。但朝野的震动远未平息：王公大臣们“或惊悸病倒，或闭门不出”，民间则流传着“天理教，闹皇宫，十八子，主神器”的谶语（暗指“李”姓将兴），人心惶惶。
更令清廷难堪的是，起义首领林清竟仍在黄村坐镇，直到九月十七日才被叛徒出卖被捕。审讯中，林清坦然承认“欲杀皇帝，立新君”，并供出宫中内应太监名单。嘉庆帝震怒之下，下令将林清凌迟处死，首级传示各省；涉案太监“皆剥皮实草，悬于宫门”，以儆效尤。
京城的变乱虽已平定，但河南李文成的起义仍在蔓延。早在九月初，李文成因打造兵器泄密被捕，其徒众提前举事，攻破滑县县城，救出李文成，“开仓放粮，旬日聚众数万”，并连克浚县、长垣等地。李文成在滑县建立政权，自称“大明天顺李真主”，设置官职，与清军对峙。
嘉庆帝急调陕甘总督那彦成、提督杨遇春率军镇压。清军采用“围点打援”战术，先肃清外围，再猛攻滑县。滑县城墙坚固，教众“以土袋筑垒，死守不降”（《靖逆记》），战斗持续三个月之久。至十二月，清军挖地道炸塌城墙，攻入城内，李文成突围至辉县司寨，兵败自焚而死。起义军余部坚持至次年正月，最终被清军屠戮殆尽，“滑县一带，尸积如山，血流成河”（《豫军纪略》）。
天理教起义虽历时短暂，却给清王朝带来沉重打击。它暴露了清廷统治的脆弱：京畿腹地竟能发生教众攻入皇宫之事，说明“康乾盛世”的荣光早已褪色；八旗、绿营的腐朽在战斗中尽显，若非旻宁临危开枪，后果不堪设想；而太监作为内应，更凸显了宫廷管理的混乱。
嘉庆帝在事后反思：“贼匪不过数十人，竟能直犯禁城，皆因守御懈怠，官吏无能。”（《清仁宗实录》卷二百七十四）他下令加强京城防卫，整顿吏治，但积弊已深——官员依旧贪腐，百姓依旧困苦，正如魏源在《圣武记》中所言：“林清之变，非独教匪之悍，实由国势之衰也。”
林清之变虽未动摇清朝统治根基，却成为王朝由衰转危的标志性事件。民间将其与白莲教起义并称为“乾嘉之乱”，视作“天变”的预兆。那枚留在隆宗门匾额上的箭镞，被嘉庆帝下令“永不拔除”，以“警示后世子孙，勿忘此奇耻大辱”（《清宫述闻》）。
此次事件也深刻影响了统治阶层的心态。皇次子旻宁因平乱有功，声望大增，为后来继位积累了资本；而嘉庆帝则变得更加保守多疑，“屡下谕旨禁绝邪教，严查民间结社”，却未能触及民生疾苦的根源。正如史学家萧一山所言：“林清之变，如同一记警钟，敲醒了清廷的迷梦，但统治者只知堵截，不知疏导，终致危机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