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二年（1724年）三月，京师长安街迎来了一支凯旋的队伍。黄土铺道，彩棚林立，百姓沿街跪拜，迎接平定青海叛乱的大军统帅——川陕总督年羹尧。这位身着黄马褂、腰悬御赐宝刀的大将军，此刻正处于人生巅峰：他以雷霆之势击溃罗卜藏丹津叛军，将青海纳入清朝直接管辖，雍正帝甚至在诏书中称其“功盖宇宙，恩被四海”。然而，谁也未曾料到，短短一年后，这位“西北柱石”竟会沦为阶下囚，最终落得三尺白绫赐死的结局。《清史稿·年羹尧传》载：“羹尧才气凌厉，恃功骄纵，卒致覆灭。自古功臣之祸，未有如羹尧之甚者。”
年羹尧的崛起，与他和雍正帝的特殊渊源密不可分。他出身汉军镶白旗，父亲年遐龄曾任湖广巡抚，妹妹是雍正帝的侧福晋（后封敦肃皇贵妃），算得上是“外戚+潜邸旧人”的双重身份。康熙年间，年羹尧凭借才干崭露头角：三十岁任四川巡抚，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封疆大吏；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随皇十四子胤禵平定西藏，因军功升川陕总督，手握西北兵权。
《啸亭杂录》记载：“年公（羹尧）少负才名，博览群书，尤精兵法。圣祖尝谓：‘此子日后必为栋梁。’”
雍正元年（1723年），青海蒙古贵族罗卜藏丹津趁康熙帝驾崩、新君初立之机，勾结准噶尔部发动叛乱，自称“达赖珲台吉”，率军进攻西宁，西北震动。雍正帝力排众议，任命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总领西北军务，赋予其“节制四省兵马、生杀予夺”的大权。
雍正在给年羹尧的朱批中写道：“朕与卿，君臣谊同一体，天下后世皆当知朕君臣相知之厚。”（朕和你，君臣情谊如同一体，天下后世都应当知道朕与你君臣相知的深厚。） 年羹尧也不负所托，抵达西宁后，以“以战止战”的策略，先稳住叛军攻势，再亲率精锐突袭罗卜藏丹津大本营。雍正二年正月，年羹尧在青海郭隆寺大败叛军，“斩贼数万，降者十余万”，罗卜藏丹津仅带少数亲信逃往准噶尔。这场战役不仅平定了叛乱，更将青海正式纳入清朝版图，设立西宁办事大臣管辖，意义深远。
平定青海后，年羹尧的声望达到顶峰。雍正帝下旨：“年羹尧功在社稷，着封一等公，一子封子爵，赏穿黄马褂，准其世罔替。”（年羹尧功劳在于国家，着令封一等公，一个儿子封子爵，赏赐穿黄马褂，允许其世代承袭。） 更罕见的是，雍正还将年羹尧的奏折在朝廷公开，称“凡有政事，必问年羹尧之意见”，甚至让他参与中枢决策，一时间，年羹尧“权倾朝野，炙手可热”。
然而，巨大的功勋与恩宠，逐渐让年羹尧迷失了方向。他开始变得骄横跋扈，甚至僭越皇权。据《清世宗实录》记载，年羹尧在西北时，“令总督、巡抚跪道迎送”，蒙古王公见他需行跪拜礼；进京时，沿途官员“皆出郭远迎，膝行参谒”，连亲王大臣也需向他问好。更甚者，在雍正帝面前，年羹尧“箕坐无人臣礼”，即随意岔开腿坐，毫无臣子的恭敬。
在用人方面，年羹尧大肆培植亲信，形成“年党”。他推荐的官员，吏部、兵部不敢驳回，时人称为“年选”。《清稗类钞》载：“年公所用之人，多由私荐，虽微末小官，一经其保举，即得要职。” 他还利用职权贪腐敛财，仅在青海战事中，便“侵吞军饷数百万两”，甚至虚报战功，冒领赏赐。
年羹尧的骄纵，逐渐触怒了雍正。雍正二年十月，年羹尧进京陛见，沿途的僭越行为被密探上报，雍正帝在朱批中第一次流露出不满：“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大凡臣子图谋功劳容易，成就功劳困难；成就功劳容易，守住功劳困难；守住功劳容易，善终功劳困难。） 这番话，已是明显的警告。
雍正三年（1725年）正月，年羹尧在奏折中误将“朝乾夕惕”写作“夕惕朝乾”，雍正帝借此发难，上谕斥责：“年羹尧非粗心办事之人，其故将‘朝乾夕惕’倒置，是其心不欲朕‘朝乾夕惕’也。”（年羹尧不是粗心办事的人，他故意将“朝乾夕惕”写颠倒，是他心里不希望朕“朝乾夕惕”啊。） “朝乾夕惕”意为君主勤勉，雍正帝将笔误上升到“不敬君”的高度，实则是清算的信号。
随后，雍正帝开始逐步削夺年羹尧的权力。他先是将年羹尧的亲信甘肃巡抚胡期恒革职，接着解除年羹尧川陕总督之职，调任杭州将军。《清史稿》记载：“上谕曰：‘羹尧自恃己功，显露不敬之意，岂可仍居总督之位？’”（皇上谕旨说：“年羹尧自恃自己的功劳，显露出不敬的意思，怎么可以仍然担任总督的职位？”） 官员们见风向不对，纷纷上奏弹劾年羹尧，列举其“大逆不道”“欺罔君上”“贪赃枉法”等罪状。
雍正三年十二月，议政王大臣会议汇总年羹尧罪状，共九十二款，其中可判死刑的就有三十多款，包括“与胤禵暗通款曲”“僭用龙袍”“滥杀无辜”等。雍正帝在谕旨中痛斥：“年羹尧辜负朕恩，悖逆不道，天地所不容，国法所难宥！”（年羹尧辜负朕的恩宠，悖逆不合道义，天地所不能容忍，国法所难以宽恕！） 但念及“年羹尧青海之功，朕不忍加极刑”，最终于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赐年羹尧在狱中自缢，其子年富处斩，其余家人流放边疆。
《啸亭杂录》记载，年羹尧接到赐死谕旨时，“犹冀皇上念旧恩，上书乞宥”，但雍正帝不为所动。他临死前写下“恨事千年谁雪，怨气一时难消”的诗句，感叹自己的悲惨结局。更有传言称，年羹尧被抄家时，发现其家中藏有“逆书”，其中有“皇帝分赏羹尧财物，皆为寻常之物”等语，坐实了他的“不敬”之罪。
年羹尧的覆灭，表面看是因骄纵跋扈，实则是封建皇权下“功高震主”的必然。雍正帝继位初期，根基未稳，需要年羹尧这样的重臣稳定西北、打击政敌（如胤禵）；但当皇位稳固后，年羹尧的权势便成了威胁。
从政治层面看，年羹尧掌握西北兵权，又与“八爷党”有渊源（曾与胤禵共事），雍正帝既需利用他，又忌惮他与政敌勾结。据《清世宗实录》，雍正帝曾私下对大臣说：“年羹尧手握重兵，若与阿其那（胤禩）等勾结，必成大患。” 此外，年羹尧的“年选”制度，挑战了朝廷的用人权，与雍正帝强化中央集权的方针相悖。
从个人关系看，雍正帝性格多疑，对“朋党”深恶痛绝。年羹尧的“年党”势力，无疑触碰了他的底线。雍正三年，雍正帝在给大臣的谕旨中明确表示：“朕最恶朋党，凡结党营私者，必严惩不贷。年羹尧之党，当一一清除。”（朕最憎恶朋党，凡是结党营私的人，必定严厉惩罚不宽恕。年羹尧的党羽，应当一一清除。）
值得注意的是，年羹尧并非唯一的牺牲品。与他并称“雍正左膀右臂”的隆科多（雍正帝的舅舅，曾助其继位），也在雍正五年被圈禁至死，罪名同样是“结党营私”。这两人的结局，共同印证了雍正帝“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统治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