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初一（1620年9月6日），朱常洛，这位熬了三十九年的太子，终于在万历皇帝驾崩后登上皇位，史称泰昌帝。可他连屁股底下的龙椅还没坐热，一颗通红的药丸就要了他的命——这就是“红丸案”。
朱常洛继位时，站在太和殿的丹陛上，百感交集。三十九年的储位生涯，他活得像很憋屈：万历皇帝的冷淡、郑贵妃的刁难、朝臣的窥探，把他熬得形销骨立。《明史》说他“体素弱”，其实是常年压抑的郁结导致的身体虚弱。
登基大典刚过三天，朱常洛就下了道谕旨：赏赐东林党人。当年力保他储位的王之寀、杨涟等人，要么升官，要么赐金。朝堂上的东林党人抚着胡须感叹：“太子仁厚，大明有救了。”
朱常洛的身体，早被多年的“潜龙”生涯掏空了。他是万历皇帝与宫女所生，打小就活在郑贵妃的阴影里：出阁读书拖到十二岁，冠礼迟至十九岁，连东宫的侍卫都比别的王府少一半。万历晚年，他被软禁在慈庆宫，身边只有几个老太监，连太医问诊都要经过郑贵妃的心腹传报。有次他生了场风寒，太医开的药竟掺了凉性的黄连，差点把他送进鬼门关——那时候他就知道，自己的命，从来由不得自己。
登基后，郑贵妃突然变了脸。她亲自带着八名绝色宫女住进乾清宫偏殿，说是“侍奉新帝”，又送来一匣“补药”，说是“助陛下龙体安康”。朱常洛望着那些眼波流转的宫女，心里堵得慌：这哪里是侍奉，分明是试探，是羞辱，是万历朝的恩怨换了副皮囊，又缠了上来。
可他不能拒。刚坐上龙椅的皇帝，根基未稳，郑贵妃背后还有万历留下的旧臣，福王在洛阳的势力也未清除。他只能笑着收下宫女，把那匣补药锁进了抽屉。
泰昌元年八月初十（1620年9月15日），朱常洛突然病倒了。
起初只是头晕，后来发展到上吐下泻，连床都下不了。内阁首辅方从哲带着太医来看诊，太医诊脉后脸色煞白，支支吾吾说“龙体亏损，需缓缓调治”，开的方子是些固本培元的温补药，吃了三天，病情反倒重了。
朱常洛躺在龙床上，望着帐顶的金龙纹，气若游丝。他挣扎着让太监传旨：“召鸿胪寺丞李可灼进殿。”
这道旨意让朝臣炸开了锅。李可灼是个从六品的小官，本职是掌管朝会礼仪，哪懂医术？可他早年在福建为官时，据说得过“异人传授”，手里有“仙丹”能治“虚损重症”。东林党人杨涟当时任兵科给事中，听到消息后直奔乾清宫：“陛下，李可灼非医官，其药来历不明，万不可用！”
朱常洛却摆了摆手，声音虚弱：“连太医都束手无策，何不试试？”他心里清楚，东林党是真心护他，可他们不懂，他的病，一半在身，一半在心——那是三十九年的压抑、恐惧、不甘积压出来的，温补药解不了。
八月二十九日（9月24日）午后，李可灼捧着个锦盒进了乾清宫。盒里铺着红绸，放着两颗圆润的药丸，通体赤红，像两颗凝固的血珠，正是他口中的“仙丹”——红丸。
“此药采自天竺，以朱砂、人参、鹿茸等百余种药材炼制，需用温水送服，”李可灼跪在地上，举着锦盒，“臣以全家性命担保，服下此丸，陛下三日可愈。”
旁边的太监慌了：“朱砂有毒，怎可入丸？”李可灼道：“此乃秘制之法，毒性已去，只剩温补之力！”
方从哲皱着眉，他是浙党领袖，与郑贵妃向来交好，此刻却拿不定主意。朱常洛盯着红丸，忽然笑了，笑得咳嗽起来：“拿来吧。”
第一颗红丸送进嘴里，微苦带涩，顺着喉咙滑下去，片刻后竟真的觉得胸口暖了些，连呼吸都顺了。朱常洛精神一振，让太监赏了李可灼白银五十两：“果然有效，明日再进一丸。”
消息传到宫外，东林党人却坐不住了。杨涟连夜写了奏折，说“红丸来历不明，李可灼非医非官，擅进药物，恐有奸谋”，可奏折递到乾清宫，却被太监拦了下来——皇帝正在“静养”，谁也不见。
第二天，李可灼又捧着红丸来了。这次方从哲拦住了他：“陛下刚见好转，何必急于求成？”李可灼却掏出一封手谕，是朱常洛亲笔写的“朕自觉神清气爽，速进二丸”。
正午刚过，朱常洛服下第二颗红丸，他咽下药丸，对李可灼说：“若朕康复，封你为太医院使。”李可灼刚磕头谢恩，就听龙床上的皇帝突然发出一声惨叫，双手捂着胸口，身体像虾米一样蜷缩起来，嘴角溢出黑血。
泰昌元年九月初一（1620年9月26日）五更，登基仅一个月的朱常洛，在乾清宫驾崩，享年三十九岁。那两颗红丸，终究没能让他熬过这个秋天。
皇帝暴毙的消息像炸雷，轰动了刚平静没几天的朝堂。
最先跳出来的是东林党人。杨涟拿着弹劾李可灼的奏折，在文华殿哭着喊：“红丸有毒！李可灼是奸贼！方从哲包庇凶手，罪该万死！”
东林党人纷纷附和，说红丸里的朱砂本就有毒，两颗下肚，分明是蓄意谋杀；李可灼一个小官，怎敢擅自给皇帝进药？背后定有人指使；方从哲身为首辅，不拦着反而纵容，必是同谋！
矛头直指方从哲，更隐隐指向了郑贵妃。有御史说，李可灼早年在福建时，曾受过郑贵妃侄子的恩惠；还有人翻出旧账，说方从哲在梃击案中就主张“速结此案”，如今又放任红丸进献，分明是想让太子一脉彻底断绝。
方从哲气得浑身发抖，他确实与郑贵妃交好，却从未想过害皇帝。他辩解道：“红丸是陛下亲令服用，臣曾劝阻，奈何陛下坚持！”可没人信他——在东林党看来，浙党与郑贵妃本就是一丘之貉，皇帝死了，他们最受益。
朝堂上吵成一团，有人要抓李可灼严刑拷打，有人要罢免方从哲，有人甚至喊着“彻查郑贵妃”。乾清宫内外，太监们忙着收拾皇帝遗物，却在龙床底下发现了一个空药盒，正是郑贵妃当初送来的“补药”，里面残留的药渣经太医查验，竟有大量的巴豆——泻药！
这下更炸了锅。“郑贵妃先用泻药掏空陛下身体，再让李可灼进红丸下毒，好立福王为帝！”
可郑贵妃却躲在慈宁宫，对着万历的牌位哭：“我若想害他，何必等到今日？”她确实送了宫女和补药，却没想到补药里会有巴豆——那药是她让内侍去太医院拿的，谁会在里面动手脚？
更诡异的是李可灼的供词。他被抓进大牢后，先是说红丸是“异人所赠”，问他异人是谁，又说“记不清了”；问他为何敢进药，只说“是司礼监太监崔文升让我去的”。
崔文升是谁？郑贵妃的心腹太监，也是当初给朱常洛开“凉药”的人。可崔文升被抓来对质，却一口咬定“从未见过李可灼”。两人各执一词，像两只被线牵着的木偶，在审讯官面前演着一出漏洞百出的戏。
红丸案的疑点，像一团乱麻，纠缠不清。
疑点一：红丸到底是什么？后世学者考证，红丸的主要成分是朱砂（硫化汞）、人参、鹿茸，确实含剧毒。但明朝的丹药里，朱砂是常见成分，认为“以毒攻毒”。李可灼若真想下毒，何必用这么明显的毒物？更奇怪的是，第一颗红丸确实让皇帝好转，第二颗却致命——是剂量问题，还是有人在第二颗里动了手脚？
疑点二：郑贵妃的补药为何有巴豆？是她故意为之，还是内侍被人买通？郑贵妃在万历朝争了二十年储位，如今朱常洛已登基，福王远在洛阳，她就算杀了皇帝，也未必能立福王，反而会引火烧身。这步棋，太蠢了。
疑点三：方从哲的角色。他作为首辅，在皇帝病重时确实处置失当：既没阻止红丸，也没彻查泻药，甚至在皇帝死后还拟了道圣旨，说“李可灼忠君爱国，暂免追责”。这道圣旨成了东林党攻击他的铁证，可细想之下，他若真是凶手，何必留下这么明显的把柄？更像是慌乱中的失策。
疑点四：朱常洛自身的身体。他登基前就“体素弱”，登基后又连纳数名宫女，纵欲过度，本就虚亏。泻药伤了脾胃，红丸的热毒又攻心，或许根本不需要“谋杀”，他的身体早已撑不住了——红丸，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可当时的人，没人愿意相信“巧合”。明末的朝堂，早已被党争撕裂，任何一件事都能被贴上“派系标签”。东林党需要一个理由打击浙党，浙党需要撇清自己，宫廷势力需要掩盖真相，于是红丸成了所有人的武器。
泰昌帝的棺椁还停在乾清宫，朝堂上的争论却渐渐变了味。
东林党人意识到，一味追究红丸案，反而会让浙党团结起来。他们需要尽快稳定局势，拥立朱常洛的长子朱由校继位，才能巩固自己的势力。于是，争论的焦点从“谁害死了皇帝”，变成了“如何处置凶手”。
最终的结果草草了事：李可灼被判“流放戍边”，崔文升被贬到南京孝陵种菜，方从哲被“勒令致仕”（退休），郑贵妃则被软禁在慈宁宫，不许再干预朝政。红丸案，就这么“结”了。
没人再问红丸的来历，没人再查补药里的巴豆是谁放的，没人再管李可灼和崔文升的供词为何矛盾——对掌权者来说，稳定比真相重要。
东林党借着红丸案，把浙党排挤出了内阁，暂时掌控了朝政；朱由校继位，是为天启帝，这位喜欢木工的皇帝，对朝堂之事毫无兴趣，很快就把权力交给了太监魏忠贤——而魏忠贤，正是从司礼监一步步爬上来的，对红丸案的“内情”了如指掌。
几年后，魏忠贤掌权，翻出红丸案旧账，说“东林党借红丸案诬陷忠良”，把杨涟等东林党人抓进大牢，酷刑折磨致死。那些曾喊着“彻查红丸”的人，最终成了红丸案的又一批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