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宋孝宗赵昚（shèn）把皇位传给儿子赵惇，是为宋光宗。这一年，在临安的韩府里，一个中年人正对着铜镜整理官帽，镜中人三角眼、鹰钩鼻，一脸精明相，此人便是韩侂胄（tuo zhou）。此时的他不过是个知合（gé）门事，负责皇帝仪仗传达，官不大，但背景却吓人——他是北宋名臣韩琦的曾孙，更是宋高宗吴皇后的外甥，光宗李皇后的表舅。
韩侂胄的发家史，堪称南宋版“外戚进阶指南”。他爹韩诚娶了吴皇后的妹妹，这层关系让他从小就混在宫里。宋孝宗时期，他靠着这层裙带关系，先后做过合门祗候、宣赞舍人等官职，都是些接近皇帝的闲差。但韩侂胄不甘心只做个“皇亲国戚”，他眼里盯着的，是朝堂上那些大佬的位置。
光宗即位后，这位皇帝有点“妻管严”，李皇后性格强悍，经常干预朝政。韩侂胄看准机会，拼命巴结李皇后，成了皇后身边的红人。但真正让他飞黄腾达的，是一场宫廷政变——绍熙内禅。
光宗即位没几年，就得了精神病（一说抑郁症），时常疯疯癫癫，甚至不敢去给孝宗请安。孝宗死后，光宗又不肯主持丧礼，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关键时刻，韩侂胄找到了吴太后（此时已是太皇太后），联合宗室赵汝愚，策划让光宗禅位给儿子赵扩，是为宋宁宗。
这场政变中，韩侂胄跑前跑后，充当了吴太后和赵汝愚之间的传话筒。但事成之后，赵汝愚做了宰相，却只给韩侂胄升了个宜州观察使。韩侂胄不干了：“我这么大功劳，就给个芝麻官？”赵汝愚还甩下一句名言：“吾宗臣也，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宋史·韩侂胄传》）意思是我是皇族，你是外戚，外戚怎么能谈功劳？
这话彻底得罪了韩侂胄。从此，两人结下梁子。韩侂胄利用自己接近宁宗和吴太后的便利，不断在皇帝面前说赵汝愚的坏话，说他“以宗室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宁宗本就没啥主见，被说得多了，便在庆元元年（1195年）罢免了赵汝愚，将他贬到永州（今湖南永州），赵汝愚后来在路上病死。
赶走赵汝愚后，韩侂胄并没有满足。他知道，要想长期掌权，必须清除异己。当时赵汝愚的支持者大多是理学家，比如朱熹、彭龟年等，韩侂胄就给他们扣上“伪学”的帽子，说他们的学问是假的，思想有害。庆元二年（1196年），朝廷正式公布“伪学逆党”名单，朱熹、陆九渊等五十九人上榜，这就是历史上的“庆元党禁”。一时间，理学人士被打压，朝堂上只剩下韩侂胄的亲信。
至此，韩侂胄成了南宋朝廷的实际掌权者，官至平章军国事，地位比宰相还高，人称“韩相”。他在临安修建了豪华的府邸，出门前呼后拥，连皇帝都要看他的脸色。但这位靠裙带和政变上位的权臣，心里却有个疙瘩——他没有显赫的军功，在讲究“文治武功”的宋朝，总觉得自己底气不足。于是，一场震动南宋的北伐战争，正在他心中酝酿。
韩侂胄想北伐，理由很冠冕堂皇：收复中原，洗雪靖康之耻。但真实目的，其实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巩固权力。当时他掌权已经十几年，朝野上下对他的专权颇有微词，他急需一场胜利来堵住悠悠众口。
开禧元年（1205年），韩侂胄正式提出北伐。为了制造舆论，他做了一系列准备：追封岳飞为鄂王，剥夺秦桧的爵位，改谥“缪丑”，下令说“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续资治通鉴》），把秦桧定为“主和误国”的罪人，以此激励士气。
这些举动确实赢得了不少民心，临安百姓纷纷称赞韩侂胄是“岳飞第二”。但打仗不是喊口号，需要实实在在的准备。韩侂胄任命了一批主战派官员：陈自强为宰相（此人是韩侂胄的老师，靠贿赂上位），邓友龙为两淮宣抚使，郭倪为山东、京东路宣抚使，吴曦为四川宣抚副使。
这里面问题可不少。陈自强贪得无厌，公开卖官鬻爵；邓友龙只会夸夸其谈，没打过仗；郭倪自称“诸葛亮再世”，整天拿着羽毛扇装模作样；最要命的是吴曦，他是南宋名将吴璘的孙子，却一直对朝廷不满，暗中与金朝勾结。
反观金朝，虽然此时已经开始衰落，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金章宗完颜璟接到南宋可能北伐的消息，立即任命仆散揆（pu sàn kui）为河南宣抚使，纥石烈执中为山东宣抚使，做好了防御准备。
开禧二年（1206年）五月，宋宁宗正式下诏北伐，史称“开禧北伐”。宋军兵分三路：东路攻山东、淮北，中路攻河南，西路攻陕西。
东路军由郭倪指挥，他派部将毕再遇攻打泗州（今江苏盱眙西北）。毕再遇是员猛将，他先派人假装卖酒卖米，混入城中，然后突然发起进攻，自己手持双刀，身先士卒，很快就攻克了泗州。捷报传到临安，韩侂胄大喜，升毕再遇为节度使。
但东路其他部队就没这么顺利了。邓友龙派皇甫斌攻打唐州（今河南唐河），被金兵打得大败，皇甫斌单骑逃跑。郭倪派李汝翼攻打宿州（今安徽宿州），起初取得小胜，但很快被金兵反扑，宋军大败，“死者不可胜计，资粮器械尽弃之”（《宋史·郭倪传》）。郭倪听说败讯，吓得躲在帐篷里哭，被部下讥讽为“带汁诸葛亮”。
中路军由薛叔似指挥，攻打蔡州（今河南汝南），也没取得进展，最后只能退兵。
西路军的情况最糟糕。吴曦不仅按兵不动，还暗中派使者到金朝，表示愿意割让四川，向金称臣。金兵封吴曦为“蜀王”，吴曦就在四川做起了土皇帝，宣布脱离南宋。
北伐开始不到半年，宋军三路皆败，只有毕再遇在东路取得了几次小胜，但独木难支。韩侂胄这才发现，自己高估了宋军的实力，低估了金兵的抵抗。更让他头疼的是，后院起火了——四川叛变，吴曦成了叛徒。
吴曦叛变的消息传到临安，朝野震动。韩侂胄又气又急，连忙派安丙为四川宣抚司随军转运使，去平定叛乱。安丙本是吴曦的部下，表面上顺从吴曦，暗地里却在联络忠义之士。
当时，有个叫杨巨源的义士，是兴州（今陕西略阳）的校官，他联络了李好义等几位将领，商量除掉吴曦。杨巨源说：“吴曦背叛国家，我们作为大宋臣子，岂能坐视不管？”李好义说：“我愿带头杀贼！”
开禧三年（1207年）二月的一个夜晚，李好义率七十多名勇士，翻墙进入吴曦的王府。此时吴曦正和小妾喝酒作乐，听到外面有动静，刚想问怎么回事，李好义已经冲了进来，大喊：“奉诏杀叛贼！”吴曦吓得躲到床底下，被勇士们拖出来，一刀砍死。
吴曦一死，他的部下纷纷投降，四川很快被平定。杨巨源、李好义等人因平叛有功，受到朝廷嘉奖。
四川的叛乱虽然平定了，但北伐的败局已经无法挽回。金朝趁机提出条件：南宋必须割让淮南土地，赔偿军费，还要交出策划北伐的罪魁祸首。韩侂胄气得暴跳如雷，说：“我宁可战死，也不接受这种屈辱！”他准备重整旗鼓，继续北伐。
但此时的南宋朝廷，已经没人支持他了。主和派杨皇后（宁宗的皇后）和她的哥哥杨次山，早就对韩侂胄不满，认为他挑起战争，危害国家。他们联合了礼部侍郎史弥远，密谋除掉韩侂胄。
史弥远，字同叔，明州鄞县（今浙江宁波）人，是南宋初年宰相史浩的儿子。此人表面上温文尔雅，实则心机深沉，擅长权谋。他看到韩侂胄北伐失败，民心尽失，便决定趁机夺权。
史弥远首先找到了杨皇后。杨皇后为什么恨韩侂胄？原来当年韩侂胄曾阻止宁宗立她为后，两人早就结下仇怨。史弥远对杨皇后说：“韩侂胄专权跋扈，挑起战争，导致生灵涂炭，若不除掉他，国家危矣。”杨皇后点头同意，让他便宜行事。
得到杨皇后的支持，史弥远开始策划政变。他联络了参知政事钱象祖、李壁等人，还收买了韩侂胄的亲信周筠，让他做内应。
开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三日，韩侂胄像往常一样坐轿去上朝。走到六部桥时，突然冲出几百名士兵，拦住了他的轿子。为首的是夏震，他是史弥远安排的殿前司公事。
韩侂胄掀开轿帘，厉声喝道：“你们要干什么？我是平章军国事！”夏震回答：“有旨，罢免你的官职，送你去临安府！”韩侂胄说：“有旨？我怎么不知道？”夏震不再废话，指挥士兵把韩侂胄连人带轿抬到了玉津园（今杭州玉皇山南）。
到了玉津园，夏震拿出一条绳子，说：“奉皇后旨意，赐韩平章死。”韩侂胄这才明白过来，破口大骂：“杨后误我！史弥远小人！”但为时已晚，士兵们用绳子将他勒死，时年五十五岁。
韩侂胄死后，史弥远派人把他的首级装在盒子里，送到金朝，作为求和的礼物。金朝这才同意和谈，双方签订了“嘉定和议”：南宋向金称“伯侄之国”，每年纳贡银三十万两、绢三十万匹，赔偿军费三百万两，史称“嘉定和议”，比之前的“隆兴和议”更加屈辱。
除掉韩侂胄后，史弥远成了最大的赢家。他先是被任命为知枢密院事，不久后升任右丞相，开始了长达二十六年的专权生涯（1207—1233年）。
史弥远掌权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洗韩侂胄的旧部，同时提拔自己的亲信。他把当年参与策划政变的钱象祖、李壁等人都排挤出去，独揽大权。宋宁宗虽然对史弥远的专权不满，但性格懦弱，又没有实权，只能听之任之。
嘉定十四年（1221年），宁宗的太子赵询病死，史弥远提议立宗室子赵贵和为太子，改名赵竑（hong）。赵竑对史弥远的专权很不满，曾指着地图说：“等我即位后，就把史弥远流放到这里。”他还在墙上写下：“史弥远当配八千里。”
这些话很快传到了史弥远耳朵里。史弥远心想：“这太子留不得，得另找一个听话的。”他派人四处寻找宗室子弟，最后看中了一个叫赵与莒（ju）的人，此人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十世孙，当时只有十七岁，性格温顺，便于控制。史弥远把他接到临安，改名赵贵诚，让他学习礼仪，准备将来取代赵竑。
嘉定十七年（1224年），宋宁宗病重。史弥远知道时机到了，他先假传圣旨，把赵贵诚召入宫中，然后等到宁宗一死，立刻召见百官，宣布立赵贵诚为皇帝，是为宋理宗。
赵竑听说宁宗死了，正准备即位，却得知新皇帝是赵贵诚，气得差点晕过去。他拒绝朝拜理宗，最后被士兵强行按在地上磕头。史弥远怕赵竑日后报复，先是把他贬到湖州（今浙江湖州），后来又派人逼迫他自缢，对外谎称“病逝”。
这场废立皇帝的政变，史弥远做得干净利落，展现了他高超的权谋手段。从此，理宗成了他的傀儡，史弥远的权力达到了顶峰。
史弥远专权期间，南宋朝政腐败到了极点。他和他的亲信们大肆搜刮民财，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当时有个说法：“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着行在卖酒醋。”（《鹤林玉露》）意思是想当官，就去杀人放火然后接受招安；想发财，就去临安卖酒卖醋，因为那里油水多。
史弥远自己更是贪得无厌。他在宁波老家修建了豪华的“史氏庄园”，占地数百亩，里面亭台楼阁，应有尽有。他还在临安占据了大量良田，每年收租米达十万石以上。他的亲信们也纷纷效仿，比如他的侄子史嵩之，后来做了宰相，也是贪婪成性。
在政治上，史弥远排除异己，重用奸佞。他把反对他的人都打入“党禁”，就像当年韩侂胄打压理学人士一样。但他对理学却采取了拉拢的态度，因为理学在民间影响很大。嘉定年间，他恢复了朱熹的名誉，追赠他为太师、信国公，让理学重新成为官方正统思想，这算是他做的一件“好事”。
在对外政策上，史弥远继续奉行妥协投降的路线。他遵守“嘉定和议”，每年向金朝纳贡，换取暂时的和平。但此时的金朝已经面临蒙古的威胁，国力大衰。有人建议趁机北伐，收复失地，但史弥远怕重蹈韩侂胄的覆辙，坚决不同意。
史弥远的专权，让南宋的国力进一步衰落。百姓负担加重，起义不断，比如嘉定年间的“郴州黑风峒起义”，规模很大，朝廷用了好几年才镇压下去。军队战斗力也越来越弱，武备废弛，将领腐败。
韩侂胄和史弥远，作为南宋中期先后专权的两位权臣，他们的历史评价截然不同。
韩侂胄因为发动开禧北伐，虽然失败了，但一直被视为“主战派”。后来的明朝人李贽评价他：“韩侂胄固欲立盖世功名以自见者也。”（《藏书》）近代学者梁启超也说他：“侂胄之北伐，虽曰鲁莽，其志固可敬也。”
但在当时，韩侂胄被视为“奸佞”，因为他专权跋扈，制造“庆元党禁”。直到清代，有人为他翻案，比如毛奇龄说：“侂胄非奸臣也，其赤心为国，岂可得而诬哉？”（《南宋事功考》）
史弥远则一直被视为“奸臣”。他通过政变上台，废立皇帝，专权二十多年，导致朝政腐败，国力衰落。《宋史》把他列入“奸臣传”，说他“擅权植党，专政用事，权倾内外”。明朝人王夫之更是痛斥他：“史弥远之恶，浮于秦桧。”（《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