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57年的春天，汴梁城的柳丝刚染上嫩黄，礼部贡院的围墙上却已爬满了窥探的目光。这一年的科举主考官是欧阳修，一个留着八字胡、笑起来眼睛会眯成月牙的中年人。但此刻，他手里捏着一份答卷，眉头却拧成了疙瘩——不是因为文章不好，而是好得太离谱。
文章开篇写道：“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寥寥数语，如老吏断案般清晰，又似山间清泉般流畅，全然没有时下流行的骈（pián）四俪六、堆砌典故的酸腐气。欧阳修拍案而起，对同考官梅尧臣说：“此等文字，当避此人出一头地。”他以为这必是自己门生曾巩的手笔，为避嫌，硬是把这份答卷判了个第二名。
后来揭榜，众人方才惊觉，那篇震碎考官眼镜的文章，出自一个名叫苏轼的四川青年之手。而这场科举，不仅让苏轼、苏辙兄弟名动天下，更悄悄改写了宋代文学的走向——因为它标志着“古文运动”的全面胜利，也让“唐宋八大家”的星光，开始照亮历史的天空。
要讲唐宋八大家，得先说说他们共同的“敌人”——骈文。这玩意儿可不是省油的灯，从南北朝时期就霸占文坛c位，讲究对仗工整、辞藻华丽，一句话能说清楚的事，非得拆成两句，再塞进一堆典故。比如写春天，得说“春阳布泽，万物昭苏”，写下雨，得说“玄云垂幕，甘泽流滋”，看着挺美，读着费劲，实用性基本为零。
到了唐代中期，有两个文人率先看不下去了。一个是韩愈，人称“韩昌黎”，长得五大三粗，脾气也火爆，没事就喜欢跟人抬杠。他觉得文章就该像说话一样直白，能讲道理、办实事，干嘛非要穿金戴银装大款？另一个是柳宗元，字子厚，人称“柳河东”，虽然性格比韩愈温和，但笔头一样厉害。两人一拍即合，发起了“古文运动”，口号是“文以载道”，意思是文章得承载道理，不能光搞形式主义。
韩愈这人特能折腾，不仅写文章批判骈文，还身体力行写“古文”。他的《师说》里那句“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到现在都是老师们的口头禅。他还写过一篇《送穷文》，把“穷鬼”骂得狗血淋头，实则自嘲怀才不遇，语言幽默得像说单口相声。柳宗元则擅长写寓言和山水游记，《捕蛇者说》里“苛政猛于虎”的呐喊，《小石潭记》里“凄神寒骨，悄怆幽邃”的意境，至今读来仍让人拍案叫绝。
可惜，唐代的古文运动就像一阵风，吹过之后，骈文又卷土重来。直到北宋初年，文坛还是被一种叫“西昆体”的骈文变种统治着，代表人物杨亿、刘筠，写文章专爱掉书袋，一句诗里恨不得嵌三个典故，老百姓根本看不懂。这时候，另一个关键人物出场了——欧阳修。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一万卷书、一千卷金石遗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再加他一个老头）。这人不仅文章写得好，还是个“伯乐”级别的存在。他当考官时，专门打压西昆体，提拔写古文的考生，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全是他一手发掘的。有人不服，在考场外骂街，欧阳修也不生气，只是淡淡一笑：“等着瞧，再过十年，看谁还写那些酸文假醋。”
欧阳修的文章，风格跟韩愈不一样，韩愈像烈酒，辛辣直白；他像清茶，温润平和。《醉翁亭记》里“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把被贬的苦闷写成了山水雅趣；《秋声赋》里“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把秋声写得如临其境。他不仅自己写，还带着学生们一起写，其中最出名的就是“三苏”和曾巩、王安石。
说起“三苏”，得先从一个“老愤青”说起——苏洵。苏洵字明允，号老泉，四川眉山人。他年轻时不爱读书，直到27岁才突然开窍，把自己关在家里苦读。有一次，他把自己早年写的文章拿出来看，越看越觉得丢人，一怒之下全烧了，重新提笔，这才写出了《六国论》那样的雄文。
《六国论》开头就霸气侧漏：“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接着层层递进，把六国灭亡的原因分析得透透彻彻，最后落到“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明着说六国，暗着骂北宋朝廷向辽国、西夏割地赔款的窝囊事。这种借古讽今的写法，成了苏洵文章的招牌。
苏洵有两个儿子，苏轼和苏辙，哥俩从小就跟着老爹读书。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这人是个全才，文章、诗词、书法、绘画样样精通，性格还特别乐观，不管被贬到哪里，都能苦中作乐。苏辙字子由，号颍滨遗老，性格比哥哥沉稳，文章也以严谨着称，后来官至宰相。
哥俩一起参加科举，一起中进士，本来前途一片光明，没想到卷入了“乌台诗案”。这事得怪苏轼那张嘴，他看不惯王安石变法中的一些弊端，写了几首诗讽刺，结果被新党抓住把柄，说他“谤讪朝政”，把他关在御史台（因为官署里有乌鸦，所以叫“乌台”）审讯。
审讯期间，苏轼以为自己必死无疑，还跟儿子苏迈约定，送饭时如果送鱼，就表示要处斩。有一次，苏迈有事外出，托朋友送饭，那朋友不知道规矩，炖了条鱼送去。苏轼一看鱼，吓得魂飞魄散，赶紧写了两首绝命诗，其中一句“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看得狱卒都掉眼泪。后来多亏太后和欧阳修的门生们求情，苏轼才保住性命，被贬到黄州。
在黄州，苏轼成了“苏东坡”，开荒种地，写下了《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篇。《前赤壁赋》里“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把人生的渺小和宇宙的浩渺写得荡气回肠；《后赤壁赋》里“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八个字就画出了一幅清冷的秋江夜景。他的文章像他的人一样，洒脱不羁，既有哲思又有情趣。
苏辙的文章则更像“议论文”，逻辑严密，论据充分。他的《上枢密韩太尉书》，以“文者气之所形”为论点，层层推进，最后落到求见韩琦以开阔胸襟，既表达了求仕之意，又不失文人风骨。后来他跟着哥哥被贬，文章里也多了几分沉郁，但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理性的思考。
王安石和曾巩，是欧阳修门下的另外两位大佬，但性格和文风却截然不同。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这人脾气执拗，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所以人称“拗相公”。他的文章跟他的性格一样，锋芒毕露，充满了改革精神。
最能体现王安石文风的，是他的《答司马谏议书》。当时司马光反对他变法，写了封信骂他“侵官、生事、征利、拒谏”，王安石回信，只有短短几百字，却把四个罪名驳得体无完肤。开头“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先给足面子，接着“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直接点出对方论点，然后“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四个“不为”，斩钉截铁，最后“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怼得司马光哑口无言。
曾巩字子固，跟王安石正好相反，是个老实巴交的“学霸”。他从小就聪明，据说能“脱口成诵”，写文章以“古雅、平正”着称。欧阳修夸他“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曾巩的文章，不像苏轼那样灵动，也不像王安石那样犀利，而是像老黄牛拉犁，一步一个脚印，扎实稳重。
他的《墨池记》，从王羲之临池学书的传说写起，引出“非天成也，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学者乎”的道理，层层深入，最后落到“学者其可忽哉”，语重心长，像个老教授在谆谆教诲。曾巩做官也跟他写文章一样，踏实肯干，在齐州（今济南）任上，把当地的黑恶势力收拾得服服帖帖，老百姓称他“曾青天”。
唐宋八大家，虽然横跨唐宋两代，但他们的精神是相通的——都主张文章要“明道”“致用”，反对形式主义。但每个人的性格和经历不同，又让他们的文章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就像八种不同的调料，放在宋代文学的大锅里，熬出了一锅滋味复杂的浓汤。
韩愈像辣椒，火辣辣的，充满批判精神；柳宗元像花椒，麻中带涩，暗含忧思；欧阳修像糖，温润回甘，包容万象；苏洵像姜，老而弥辣，一针见血；苏轼像醋，酸中带爽，变化多端；苏辙像盐，看似平淡，却能提味；王安石像芥末，冲劲十足，直击要害；曾巩像酱油，色泽沉稳，味道醇厚。
他们的故事，也跟宋代的历史紧紧捆绑在一起。韩愈、柳宗元身处唐代由盛转衰之际，想用文章唤醒世道人心；欧阳修、三苏、王安石、曾巩则生在北宋中期，既有承平时代的文化繁荣，又面临着内忧外患的社会危机。他们的文章，既是个人心性的写照，也是时代精神的折射。
比如苏轼，一生被贬三次，从黄州到惠州再到儋州，越贬越远，但他总能在困境中找到乐趣。在惠州，他“日啖荔枝三百颗”；在黄州，他“报道先生春睡美”；在儋州，他跟黎族百姓学说话，还写下“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的诗句。这种乐观豁达，全写进了他的文章里，让后人读来，总能在失意时找到一丝慰藉。
王安石则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的文章里充满了“致君尧舜上”的抱负。虽然变法失败，被后世骂了近千年，但他“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勇气，至今仍让人佩服。他的《游褒禅山记》，从一次爬山的经历引出“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的哲理，正是他一生的写照。
唐宋八大家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文学范畴。他们确立的“古文”传统，成为后世散文的正宗，直到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文章还以他们为范本。更重要的是，他们开创了一种“文以载道”的精神，让文章不再是文字游戏，而成为表达思想、干预现实的工具。
比如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他们的政论文章，明显能看到韩愈、王安石的影子；近代的梁启超，写“新文体”，汪洋恣肆，也深受苏轼（这里不是笔误，梁启超确实推崇唐宋八大家）的影响。甚至我们现在写议论文，讲究“论点、论据、论证”，其实也脱胎于八大家的文章结构。
八大家的文章里，还藏着中国人的精气神。韩愈的“业精于勤荒于嬉”，苏轼的“一蓑烟雨任平生”，王安石的“不畏浮云遮望眼”，曾巩的“穷者独善其身，达者兼济天下”，这些句子早已融入我们的文化基因，成为我们面对人生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