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89年，江苏徐州，一个男婴呱呱坠地。他的父亲范墉是个小官，给孩子取名范仲淹。谁也没想到，这个孩子日后会成为北宋最耀眼的政治明星和文学巨匠。
但命运似乎一开始就跟范仲淹过不去。两岁时，父亲去世，母亲谢氏带着他改嫁山东长山的朱文翰。从此，他改名朱说，过上了寄人篱下的生活。继父家虽说不愁吃穿，但年幼的范仲淹总觉得自己像个外人。有一次，他劝两位哥哥不要铺张浪费，却被哥哥嘲讽道：“你一个外姓人，有什么资格管我们朱家的事？”
这句话像一把刀，刺痛了范仲淹的心。他毅然辞别母亲，踏上了求学之路。他来到应天府书院（今河南商丘），开始了“断齑画粥”的苦读生涯。每天煮一锅粥，冷却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吃两块，就着咸菜下肚。冬天读书犯困，就用冷水洗脸提神。这种日子，换作常人早就崩溃了，可范仲淹却甘之如饴，还在心里默默立下誓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26岁的范仲淹终于熬出头，考中进士。他迫不及待地把母亲接到身边奉养，并正式恢复范姓，改名仲淹。从此，江湖上少了个默默无闻的朱说，多了个名震天下的范仲淹。
范仲淹的官场生涯，从广德军司理参军开始。这个九品芝麻官，负责审理案件。他办事认真，刚正不阿，为了一桩冤案，甚至敢跟上级拍桌子。有一次，他发现一个囚犯被屈打成招，硬是顶着压力重审，最终还了人家清白。
金子总会发光。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调任泰州西溪盐仓监。泰州靠近黄海，海潮经常泛滥，百姓苦不堪言。范仲淹实地考察后，向知州张纶提出修筑海堤的建议。张纶也是个办实事的人，两人一拍即合。于是，征调四万多民夫，历时三年，终于修成了一条长百里的扞海堰。这条堰后来被百姓称为“范公堤”，至今仍在造福一方。
此后，范仲淹的仕途开始走上坡路。他先后担任集庆军节度推官、秘阁校理等职，逐渐进入中央视野。明道二年（1033年），太后刘娥病逝，仁宗亲政，召范仲淹回京任右司谏。这可是个得罪人的差事，但范仲淹不怕，他一上任就火力全开。
当时江淮地区闹灾荒，百姓流离失所，朝廷却反应迟缓。范仲淹直接质问仁宗：“如果宫中停食半日，陛下该当如何？”仁宗被问得哑口无言，只好派他去赈灾。范仲淹到了灾区，开仓放粮，还把灾民充饥的野草带回朝廷，警示王公贵族不要奢侈浪费。这波操作，让他在民间赢得了“范青天”的美誉。
正当范仲淹在朝堂上风生水起时，西北边境传来战报：西夏李元昊称帝，率军进犯延州（今陕西延安）。宋军连吃败仗，朝野震动。仁宗紧急召见范仲淹，任命他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前往西北抗敌。
文人带兵，这在北宋并不少见，但真正能打的却没几个。范仲淹心里清楚，自己不能当“纸上谈兵”的赵括。他一到西北，就换上戎装，深入前线考察地形，制定了“屯田久守”的策略。他还亲自训练士兵，改进武器装备，把原本松散的宋军打造成一支铁军。
有一次，西夏军进攻大顺城，范仲淹派狄青率轻骑夜袭敌营。狄青面戴铜面具，如神兵天降，西夏军被打得丢盔弃甲。范仲淹听说后，拍案叫绝：“狄青这小子，真是一员虎将！”他立刻提拔狄青，还送他一本《左氏春秋》，说：“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狄青后来成为一代名将，与范仲淹的栽培密不可分。
范仲淹不仅会打仗，还很有外交手腕。他给李元昊写了一封劝降信，言辞恳切：“大王如果真的怜惜百姓，就向朝廷谢罪，恢复王爵之位。否则，战争旷日持久，对谁都没好处。”李元昊虽然没投降，但对范仲淹的才华也不得不佩服，称他为“小范老子”，说“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甲兵”。
在范仲淹的努力下，西北局势逐渐稳定。庆历和议达成后，他被召回京城，升任枢密副使，后又拜参知政事，成为宰相级别的高官。
回到京城的范仲淹，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仁宗对他寄予厚望，让他主持新政。范仲淹也不含糊，很快拿出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等十大改革措施。这些措施直指北宋的“三冗”（冗官、冗兵、冗费）问题，堪称一剂猛药。
但改革从来不是请客吃饭。范仲淹的新政触动了既得利益者的奶酪，保守派立刻跳出来反对。宰相吕夷简冷笑道：“范仲淹口口声声为国为民，实则是想结党营私。”夏竦更是伪造书信，诬陷范仲淹勾结契丹。
朝堂上，改革派与保守派展开了激烈的口水战。范仲淹据理力争：“祖宗之法固然好，但时移世易，若不知变通，便是刻舟求剑。”欧阳修也力挺：“商鞅变法虽遭车裂，但秦国终成霸业。如今我朝积弊更深，不变革只有死路一条！”
仁宗一开始还支持范仲淹，但架不住保守派天天在耳边吹风。庆历五年（1045年），范仲淹被迫自请外放，新政宣告失败。这场改革虽然只持续了一年多，却为后来的王安石变法奠定了基础。
被贬后的范仲淹，并没有一蹶不振。他先后在邓州、杭州等地任职，每到一处，都造福一方百姓。
在邓州，他写下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当时好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请他作记。范仲淹其实没去过岳阳楼，但他根据滕子京寄来的《洞庭晚秋图》，展开丰富的想象，写下了“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壮丽景象。更绝的是，他借景抒情，提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境界，让这篇文章超越了普通游记，成为千古绝唱。
在杭州，他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饥荒。范仲淹没有开仓放粮，而是搞起了“饥饿营销”。他鼓励百姓举办龙舟赛，自己带头参与；又大兴土木，修建寺庙和官衙。有人骂他劳民伤财，他却笑道：“我这是用富人的钱，救济穷人。龙舟赛让百姓有了收入，修工程让民工有了饭吃，这叫以工代赈。”果然，杭州很快度过了饥荒，百姓对他赞不绝口。
皇佑四年（1052年），范仲淹接到调任颍州的命令。此时他已身患重病，但仍坚持赴任。走到徐州时，他再也走不动了。五月二十日，这位64岁的老人在徐州病逝。
范仲淹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他从寒门子弟逆袭成一代名臣，无论是在朝堂还是在边疆，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后世无数仁人志士的座右铭。
范仲淹死后，仁宗悲痛不已，追赠他为兵部尚书，谥号“文正”。“文正”是古代文臣的最高谥号，范仲淹当之无愧。他的灵柩运往洛阳安葬时，沿途百姓自发为他送行，哭声震天。就连他的政敌吕夷简，也感叹道：“范公真乃天下第一忠臣也！”
范仲淹走了，但他的精神永远留在了人间。他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北宋的天空，也照亮了后世无数人的心灵。正如他在《岳阳楼记》中写的那样：“微斯人，吾谁与归？”在历史的长河中，范仲淹永远是那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