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5 章：大扎撒释注（至元二十七年?和林国史院）
和林国史院的窗棂漏进晨光，照亮案上堆叠的《双纹大扎撒》抄本。耶律铸身着绯色公服，正核对编修团队名单：蒙古学士孛鲁合掌蒙古文注释，他的叔父曾参与《大扎撒》初编；汉人学者王恽负责汉文释义，带来家中珍藏的《至元律注》手稿；西域学者拉施特校订波斯文译本，确保术语与伊尔汗国法典对应。“需依忽里台决议释义，” 耶律铸用狼毫笔圈出重点，“‘虎臣’权限是核心，” 需兼顾草原旧制与中原礼法。
编修官的案几按 “左蒙右汉” 陈设，蒙古文抄本用狼皮纸，汉文用桑皮纸，中间置西域带来的琉璃镇纸，镇纸刻三语 “法典”。吏员送来新制的注释格纸，每页分 “原文”“释义”“案例” 三栏，栏线用朱砂绘制，与国史院的《文书格式》完全一致。“寅时开编，” 耶律铸敲响铜钟，“每日需完成两卷注释，” 月末呈东宫审定 —— 这是防止拖延的 “限时制”。
耶律铸在 “虎臣篇” 批注页写下初稿：“掌军务需凭虎符调兵，” 他引用至元二十六年符牌库劫案的判例，“非紧急情况不得擅发一卒；税赋征管需依《至元新格》，” 每月造册送中书省核验；“刑狱审判需三族评事官同堂，” 不得单方定罪。孛鲁合补充蒙古文注释：“太祖时的‘监国’权限更重，” 但忽里台决议已缩减，“需注明‘凡大事需东宫点头’，” 这是制衡之术。
王恽用朱笔在汉文释义旁注：“此与汉制‘三公辅政’相似，” 但元代 “虎臣” 无封地，“权责限于行政，” 不掌宗室事务。三人争论最烈的是 “紧急军务权”：孛鲁合主张 “草原事急可先斩后奏”，王恽坚持 “需八百里加急报东宫”，最终耶律铸折中：“画‘虎符急报’专用符，” 凭符可先调兵，“三日内补奏文书，” 写入释义作为补充条款。
“每月报备” 条款的起草格外审慎，耶律铸参考《东宫仪注》：“初一送上月军务账，” 需附虎符使用记录；“十五缴税赋清册，” 注明抽分、减免明细；“月末呈刑狱卷宗，” 重大案件需附审录供词。孛鲁合将蒙古文 “报备” 译为 “?aлгacah”（呈报），特意注明 “非请示，” 而是 “让皇孙知政情”—— 这是照顾蒙古贵族情绪的措辞。
王恽设计报备文书格式：封面用明黄绫，题 “虎臣月报”，内页分蒙汉双语，左侧记蒙古千户反馈，右侧录汉人路府官意见。“需防报备流于形式，” 他对耶律铸道，建议设 “东宫查账官”，由忽必烈亲信担任，“可随机抽查月报与实物是否相符，” 比如军务账的兵数需与虎卫营名册对照。这项建议被纳入释义，成为制衡 “虎臣” 权力的关键。
月报制度拟定时，恰逢忽必烈生辰，耶律铸率编修官将释义初稿送东宫。忽必烈身着小朝服，在紫檀书案前逐页审阅，他的汉文书法已颇有长进，在 “军务报备” 页写下 “可”，笔画遒劲；蒙古文部分由孛鲁合诵读，他点头示意 “准”，用狼毫在蒙文旁画小狼首 —— 这是皇孙特有的批语符号。
“为何刑狱需三族同审？” 忽必烈指着相关条款，耶律铸解释：“乃马真后曾单方判汉人死罪，” 引发民怨，“三族同审可防偏私。” 忽必烈沉吟片刻，在页边添 “凡涉及黄金家族者，” 需宗正府额外核验，“这是补充，” 他对耶律铸道，“皇亲也不能例外。” 编修官立即按此修改，朱批原件存入东宫密档，副本附于释义之后，成为法定依据。
国史院的审定会开了整整三日，蒙古千户帖木儿（非叛党）质疑 “税赋报备” 太繁：“草原牧民随水草迁徙，” 每月造册不现实。王恽拿出《牧场分制》反驳：“可按季节报备，” 春夏季每两月一次，“秋冬季集中造册，” 已兼顾游牧特性。拉施特则用波斯文记录争议点，确保伊尔汗国的蒙古贵族能理解释义 —— 这是为了丝路沿线的执法统一。
审定通过的释义稿需 “三族画押”：孛鲁合盖蒙古文印，王恽押汉文方章，拉施特签波斯文名。耶律铸将稿样送宗正府，府尹用验印镜检查：“无篡改痕迹，” 符牌库的磁石试纸在稿纸边缘显淡青色 —— 原来纸张含微量漠北矿粉，“这是防偷换的‘纸验法’，” 与符牌的防伪异曲同工。最终稿的骑缝处盖 “国史院”“东宫”“宗正府” 三印，构成 “三堂会审” 的法定效力。
释义的每章后附三个判例，均选自至元二十六年的真实案件：符牌库劫案说明 “伪造符牌罪”，忽里台投票案解释 “议事规则”，乃马真后伪印案印证 “监国权限”。孛鲁合用蒙古文撰写案例分析，强调 “太祖旧例与新制的延续性”；王恽的汉文分析侧重 “法理逻辑”，引用《唐律疏议》作对比；拉施特则点评波斯类似判例，“让西域人知元代法不偏私。”
最具争议的是 “塔塔儿部安抚案”：阿勒坛归降后获免罪，孛鲁合主张 “体现草原宽宥”，王恽却坚持 “需注明‘首恶必惩’”，最终案例结论写 “主谋帖木儿流放，余众安抚”，兼顾两种立场。每个案例都注明判决日期、主审官、卷宗编号，“可去宗正府调原档核验，” 耶律铸在凡例中写明，“释义需以案为证，” 不可空谈法理。
释义的抄本采用 “三重防伪”：纸张含漠北矿粉，遇虎符显青晕；墨汁掺西域香料， years 后仍留香；装订线用染过硫磺的丝线，虫蛀不侵。蒙古文抄本的每个 “虎” 字都有微小差异，由孛鲁合亲笔书写，仿造者难辨；汉文版的句读用朱砂点，点的大小随章节递增；波斯文译本的字母尾钩暗藏数字，对应章节数 —— 这是拉施特的独门防伪。
国史院的抄书吏需经 “防伪培训”，考核合格者发 “抄书牌”，牌面刻三语 “信”。抄本完成后，监抄官用验墨灯照射，灯影下显形隐藏的 “国史院” 水印。“当年乃马真后伪造法典抄本，” 耶律铸对抄书吏道，就是因缺这些防伪，“如今每本都有‘身份码’，” 刻在书脊内侧，与总目册一一对应。
颁布仪式在和林太庙举行，辰时的钟声传遍十二坊。耶律铸捧释义正本登坛，书函为紫檀制，刻蒙汉双语 “大扎撒释义”，函锁为磁石结构，需萧虎的虎符与忽必烈的东宫令牌同开。忽必烈亲自主持，用八思巴文与汉文宣读颁令：“自今日起，” 凡断案、行政，“均以此释义为准，” 违令者按 “曲解法典” 治罪。
三族代表依次接抄本：蒙古千户领狼皮纸本，汉人路府官接桑皮纸本，西域商队首领取羊皮纸本。每个抄本的末页都有忽必烈的朱批 “可”，与东宫存档的原件比对无误。太庙外的石碑立即刻上释义摘要，“虎臣权限” 条用金粉填刻，与城门的《双纹大扎撒》碑形成呼应 —— 象征法典从文本到实践的完整闭环。
中书省设 “释义督查司”，由蒙古、汉、波斯三族官员组成，每月抽查地方执行情况。督查官持 “督查符”，符面刻释义条款，遇有争议可当场核验。一次山西路府官误用旧例断案，督查官出示释义中 “三族同审” 条款，“按新释义需重审，” 并将失误记入《官员考绩册》—— 这是确保释义落地的 “问责制”。
萧虎的虎卫营也参与监督，主要核查军务执行：“凡未按报备流程调兵者，” 无论蒙古千户还是汉人将军，“均先夺符，” 再报东宫处置。耶律铸每月汇总督查报告，呈忽必烈御览，报告用三色标注：绿为合规，黄为瑕疵，红为违规，“红页需附整改方案，” 这成为皇孙了解政情的重要窗口。
《双纹大扎撒释义》颁布半年后，和林的案件改判率下降三成，地方报备文书规范度提升七成。蒙古千户逐渐习惯 “每月报军务”，汉人路府官按释义调整税赋流程，西域商队也因执法统一，贸易纠纷减少。忽必烈在东宫讲筵时，常以释义中的案例提问，“为何报备能防专权？” 萧虎答：“就像马需缰绳，” 权需制度约束，“释义就是那缰绳。”
国史院将各版本释义存入金匮，与《双纹大扎撒》正本同库保存。金匮的钥匙分掌三族：蒙古宗正府、汉人中书省、西域太史院，“非三方同启不得借阅，” 这是防止释义被篡改的终极保障。和林的暮色中，太庙的钟声与国史院的抄书声交织，法典释义不仅是条文解释，更是权力秩序的基石，为忽必烈亲政铺就了制度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