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的沈阳，六月的风裹着槐花香，吹得烧锅大院的青砖墙上，那几株爬墙虎绿得发亮。我揣着兜里温热的地瓜，跟在爸妈身后数自行车辐条——爸爸的“永久”牌擦得锃亮，车座前的铁椅子上坐着三弟，后座用麻绳捆了个小棉垫，二弟正撅着屁股往上爬；妈妈的“飞鸽”是去年爸爸评上先进得的奖，横梁上绑着着个红漆小座椅，两岁的小弟攥着座椅扶手，嘴里“咿咿呀呀”地晃着拨浪鼓。
“哥，你快点！”二弟回头朝我喊，裤脚还沾着早上在大院里玩泥巴的印子。我应着，眼睛却盯着妈妈自行车后座的帆布带——那是我等会儿要抓的地方。妈妈弯腰给小弟理了理衣领，直起身时朝我笑：“慢着点跑，别摔着。”
爸爸率先跨上自行车，脚蹬子“咔嚓”一声卡进齿轮，三弟在前面抓着车把喊“驾”，惹得爸爸回头瞪了他一眼，嘴角却藏着笑。妈妈骑上自行车后慢慢骑行等着我跳上后座，我攒着劲往前跑，右手一把抓住帆布带，左脚蹬地一跳，屁股就落了后座。“坐稳喽！”妈妈喊了一声，自行车缓缓骑出了烧锅大院，车轮碾过门前的碎石子，发出“咯吱咯吱”的响。
柳条湖离城里远，环城路两旁都是白杨树林，叶子被风吹得“哗啦啦”响，偶尔有辆解放牌卡车开过，扬起一阵尘土，爸爸总会往路边靠靠。我坐在妈妈身后，鼻子里都是她蓝布衫上的肥皂香，还有风里飘来的槐花香，混着远处菜地的泥土味，是那年夏天最清晰的味道。
没一会儿，就看见新开河的公路桥了。桥栏杆是刷了白漆的铁管，桥底下的河水清清的，还能能看见几条小鱼游来游去。爸爸突然捏了刹车，脚撑在地上，开始推自行车。妈妈也放慢速度，回头朝我说：“下来吧，该推车走了。”我有点纳闷，跳下车跟着妈妈走，忍不住拽了拽爸爸的衣角：“爸，为啥不骑了呀？这才骑多一会儿。”
爸爸弯腰给三弟擦了擦脸上的汗，指着桥那头的路牌说：“过了这桥就是皇姑区，交通规则说了，自行车不许二人共乘。我是警察，得带头遵守，不能让人戳脊梁骨。”他说话时，阳光照在他的警服扣子上，亮得晃眼。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看见桥那头有个交通岗亭，岗亭里的警察叔叔正挥着指挥棒，心里突然觉得爸爸特别神气。
北陵电影院门口早就排起了长队，大多是像我们这样的一家人，孩子们手里攥着冰棍，嘴里哼着不知从哪儿听来的调子。爸爸去买票，妈妈带着我们在树荫下等，小弟伸手去够树上的槐花瓣，被妈妈轻轻打了下手：“别摘，让它长着多好看。”
进场时，电影院里已经坐了不少人，黑框的白幕布挂在前面，旁边的小窗户里透出微弱的光，头顶上的风扇不停地转，我真担心它会掉下来砸着我。我和二弟、三弟挤在一排，小弟坐在妈妈怀里，刚开演没一会儿就睡着了。当《地道战》的主题曲响起来时，整个电影院都安静了，我攥着衣角，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幕布——那些藏在地道里的八路军，一会儿从这个洞口冒出来，一会儿又从那个洞口钻进去，把鬼子耍得团团转，我跟着大家一起拍手，手心都拍红了。
散场时，天已经擦黑了，路灯昏黄的光洒在地上。小弟醒了，揉着眼睛问妈妈：“那些叔叔去哪儿了？”妈妈笑着说：“叔叔们去打胜仗了。”一路上，二弟和三弟都在模仿电影里的样子，一个当八路军，一个当“鬼子”，追着跑着，爸爸在后面喊“慢点”，声音里满是笑意。
从那天起，烧锅大院的孩子们就像着了魔。每天一放学，男孩们就聚在大院的空地上，扯着嗓子唱“地道战，嘿，地道战，埋伏下神兵千百万”，跑调跑得厉害，却唱得格外认真；女孩们则坐在石磨上，小声哼“太阳出来照四方，毛主席的思想闪金光”，手里还编着槐花瓣的小篮子。
有天下午，雷胖突然神秘兮兮地拉着我们往后院跑：“我发现个好地方！能挖地道！”后院有个早年烧锅留下的大坑，深约两米，周围长满了野草，平时很少有人来。二胖指着坑壁说：“从这儿挖，准能挖得深！”
我们一下子来了劲。大一点的孩子回家拿了铁锹、锄头，小一点的就用手刨，或者用瓦片刮土。我回家偷偷拿了家里的脸盆，用来运土。太阳快落山时，坑壁上已经挖出了个半人高的洞口，往里走了几米，还特意拐了个九十度的弯——大孩说，这叫“防钻”，要是“鬼子”进来，拐个弯“鬼子”就看不见我们，我们守在拐角处，拿杆红缨枪，就能把钻进地道的“鬼子”扎死。
那天晚上，不知是谁从家里偷拿了蜡烛，点燃后放进地道里，昏黄的光把地道照得亮亮的，土墙上的影子晃来晃去，像极了电影里的样子。我蹲在地道里，想象着自己是八路军，正等着“鬼子”来呢，连妈妈在大院里喊我吃饭都没听见。直到爸爸的声音从洞口传来：“庆柏，出来！”我才猛地回过神，灰头土脸地钻出去，看见爸爸站在坑边，眉头皱着，却没生气，只是说：“该回家吃饭了，别在这儿疯玩。”
晚上躺在炕上，我还在想地道的事。我想明天要带点馒头和水藏在里面，还要让徐姐她们编些草帘子挡在洞口，我们可以在里面过家家，当真正的八路军。想着想着，就睡着了，梦里都是蜡烛的光和泥土的味道。
第二天一早，我扒了两口饭就往后院跑，远远地就看见大坑边围了不少人。我心里一紧，跑过去一看，几个小朋友正站在坑边发呆，而我们挖的地道口，被几根粗壮的槐树枝和碎石块堵得严严实实。居委会的张主任站在坑前，手里叉着腰，看见我来了，朝我招招手：“小子，过来。”
我有点害怕，慢慢走过去。张主任蹲下来，拍了拍我身上的土：“你们这些孩子，知道这多危险不？这土都是松的，万一塌了，你们在里面，那不就是活埋自己吗？以后可不能再挖了，再挖，我可就找你们爸妈了。”我低着头，看见她鬓角的白发，心里有点委屈，又有点害怕，点了点头。
没过几天，沈阳下了一场大雨，瓢泼似的，下了整整一天。大院里的排水沟都满了，后院的大坑里积了半坑水，我们挖的地道，估计也被淹了。雨停后，我和二弟偷偷去看过，坑里的水浑浊不清，只能看见水面上飘着的槐花瓣。
又过了几天，水慢慢退了，大坑里露出湿漉漉的泥土。我们再去时，都愣住了——原来挖地道的地方，整个塌了下去，形成了一条十几米长的深沟，沟壁上还能看见我们当时挖的痕迹，只是现在都成了松松垮垮的泥土。张主任说得没错，要是我们还在里面，后果真的不敢想。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爸爸找到我后，晚上就去跟张主任说了挖地道的事。他没批评我，只是第二天早上，特意带我去了趟他工作的派出所，指着墙上的安全标语说：“玩可以，但得注意安全，不能拿自己的命开玩笑。”
再后来，烧锅大院的孩子们不再提挖地道的事，只是偶尔还会唱起《地道战》的歌。那年的槐花开了又谢，自行车的辐条转了一圈又一圈，北陵电影院的电影广告又换了《三进山城》，但我总记得那个夏天，记得爸爸推自行车走过的桥，记得地道里昏黄的烛光，还有雨后那条深沟——那是我童年里最惊险，也最温暖的回忆。
几十年后，我带着自己的孩子回烧锅大院，那里已经盖起了楼房，后院的大坑早就被填平，种上了月季花。我告诉孩子：“这里就是爸爸童年的家。”我指着那片月季花，想起那年的槐花香，想起爸爸的警服扣子，又笑着对孩子说：“这里以前，藏着一群孩子的英雄梦，也藏着你爷爷对爸爸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