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16日清晨五点，安徽省亳州市郊外的河岸还笼罩在一片薄雾中。
六十岁的村民李桂华推着一辆半旧摩托车，骂骂咧咧地走在坑洼的土路上——车又抛锚了。
他本打算赶早去河边占个好位置钓鱼，这会儿全耽误了。
走到一片茂密的芦苇丛旁时，他眼角瞥见了一抹不寻常的颜色。
拨开半人高的杂草，李桂华看见一个人面朝下趴在地上，穿着鲜绿色的裤子，紫色上衣。
他以为是醉汉，喊了两声没回应，便用脚轻轻碰了碰那人的胳膊。
“喂，醒醒，这儿可不能睡……”
尸体翻过来的瞬间，李桂华清晰地听到了自己心脏骤停般的声音。女人双目微睁，嘴唇青紫，脸颊上沾着泥土和草屑，最诡异的是——她的双脚赤裸，白得刺眼。
一声凄厉的尖叫划破了清晨的宁静。
赤裸的双脚
亳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民警赶到现场时，太阳刚刚升起。金色的阳光照在女尸赤裸的双脚上，呈现出一种不真实的苍白。
法医老陈蹲下身，戴上手套开始初步勘验：“女性，45岁左右，尸僵已经遍布全身，死亡时间大概在12到15小时前。”
他轻轻拨开死者颈后的头发，“看这里，有很浅的勒痕，不仔细看发现不了。”
刑侦队长周建国眉头紧锁。死者身上没有明显外伤，没有血迹，衣物相对整齐，甚至妆容都没有花——除了脖子上那道几乎看不见的勒痕，她看起来就像是睡着了。
“窒息死亡，”老陈继续说，“机械性窒息，可能是绳索之类的东西。没有挣扎痕迹，要么是熟人，要么是被突然袭击。”
更令人困惑的是死者的状态：没有穿内衣和内裤，外裤的拉链半开着，上衣被推至胸部以上。但她的脚底却异常干净，没有泥土，没有划伤，连老茧都不多。
“她不是自己走到这里的。”周建国环视四周。这片河岸离最近的村子也有两公里，中间要穿过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
“是抛尸。凶手用交通工具把她运到这里，直接丢在草丛里。”
副队长小林从死者裤袋里小心翼翼地夹出一张SIm卡：“队长，只有这个，没有钱包，没有手机，没有能证明身份的任何东西。”
“凶手拿走了所有物品，这张卡可能是遗漏的。”周建国盯着那张小小的芯片，仿佛那是打开真相的钥匙。
“先从这张卡查起。老陈，抓紧时间做尸检，我要知道她生前最后几个小时发生了什么。”
神秘寻人者
现场勘查的同时，另一组民警开始在周边村庄走访。消息很快传开，河边发现女尸的消息像野火一样蔓延。
下午三点，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大爷在村委会门口徘徊许久，终于鼓起勇气走进了临时设立的调查点。
“警察同志，我……我有个事不知道该不该说。”老人搓着手，眼神躲闪。
周建国给他倒了杯水：“大爷，您慢慢说，任何线索都可能帮助我们。”
“昨天，有个男的来村里打听人，”老人回忆着，“四十多岁，黑瘦黑瘦的，骑着辆电动车。
他说要找亲戚，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有点胖，穿着绿色或者紫色的裤子……跟你们发现的那个，有点像。”
周建国身体前倾：“他具体怎么说的？有没有说为什么找她？”
“就说亲戚走失了，着急找。挨家挨户问，还去河边转了一圈。但怪的是，他连那女的叫什么都说不上来，只说长什么样、穿什么衣服。”
老人顿了顿，“后来没找到，他就骑电动车走了，再没出现过。”
这条线索让侦查员们精神一振。如果这个寻人者找的就是死者，那他很可能与案件有关。但为什么连名字都不知道？是真是假？
与此同时，技术科对那张SIm卡的调查有了初步结果。这张卡属于一个未实名登记的号码，已经停机三个月。
然而通话记录显示，停机前三个月内，这个号码与一个绰号“荷包蛋”的男子联系频繁，几乎每天都有通话。
“荷包蛋”，本名何宝丹，52岁，三轮车夫，妻子早逝，儿子儿媳在外打工，他独自带着8岁的孙女生活。经济拮据，住在城乡结合部的出租屋里。
手机里的女人
4月17日上午，民警在何宝丹常等客的路口找到了他。这个瘦小的男人正蹲在三轮车旁啃馒头，看到警车时明显愣了一下。
“何宝丹？有点事想找你了解下。”周建国出示了证件。
“我……我没犯法啊警察同志。”何宝丹的手有些抖。
“别紧张，就问几个问题。”
在派出所询问室里，当民警拿出死者照片时，何宝丹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这……这是小娟……”
“你认识她？她叫什么名字？你们什么关系？”
何宝丹低下头，双手紧紧攥在一起：“她叫郝丽娟，我们……我们在一起有两三年了。”
随着询问深入，一个畸形的“关系”浮出水面。何宝丹和郝丽娟是通过拉客认识的，后来发展成固定“交易”——
每次发生关系，何宝丹支付15到30元不等的费用。他不知道郝丽娟的真名，不知道她住哪里，只有她的电话号码。
“4月15号晚上你们见过面吗？”周建国问。
“见过，”何宝丹点头，“大概晚上7点多，她打电话说想过来。8点左右到的我家，待了不到一小时就走了。”
“当时她什么状态？有什么异常吗？”
“跟平常一样，”何宝丹回忆，“就是对我新买的手机挺感兴趣，说想看看。那是个智能机，我儿子给我买的二手货，她拿着玩了半天。”
这时，技术员拿着何宝丹的手机走了进来，在周建国耳边低声说了几句。周建国眼神一凛，将手机屏幕转向何宝丹：“你手机里为什么有郝丽娟的照片？”
何宝丹瞪大眼睛：“那……那是她用我手机拍的。那天晚上她说喜欢我的手机，想用她的老年机跟我换。
我说这手机卡是绑定的，换不了。她就拿我手机拍了张自拍，说留个纪念……”
调查显示，何宝丹的手机确实是运营商合约机，SIm卡无法取出。
而郝丽娟的老年机是普通手机，她试图交换时发现卡不匹配，于是将自己的SIm卡暂时放回口袋——正是警方在现场发现的那张。
何宝丹的不在场证明很快得到了核实。
他的邻居、67岁的杨大爷作证，4月15日晚上9点开始，何宝丹就在家看电视，两人还一起喝了点小酒，聊到凌晨一点多。何宝丹的孙女也证实爷爷整晚在家。
何宝丹的嫌疑暂时排除了，但杨大爷提供了一条新线索：“警察同志，我们村还有个男的，跟这个郝丽娟可能也有关系。”
第三个男人
“谁？”
“董王法，就住村西头。这人四十出头，没正经工作，但经常带不同的女人回家。”
杨大爷压低声音，“就在前几天，我还看见他带了个穿绿裤子的女人，年纪、身材都跟你们说的差不多。”
董王法的名字一出现，调查组立即警觉起来。此人曾有盗窃前科，性格暴躁，在村里人缘不好。
更重要的是，他与郝丽娟的通话记录显示，两人在案发前一周联系密切，4月15日晚上8点半还有一次通话——正是郝丽娟离开何宝丹家之后。
4月18日下午，民警前往董王法家。那是一栋孤零零的平房，院子里停着一辆破旧的三轮车。
当警车驶近时，一个男人慌张地从屋里跑出来，看到警察后反而站住了，脸色灰白。
“董王法？”
“是我……”他的声音干涩。
“关于郝丽娟，想找你了解些情况。”
听到这个名字，董王法的身体明显晃了一下。他没有反抗，被带上警车时，突然说了一句：“人是我杀的。”
这突如其来的坦白让在场民警都愣住了。
更令人震惊的是，在随后对董王法家的搜查中，民警在三轮车车斗角落发现了一枚假睫毛，在床底鞋盒里找到了两部女性手机。
经何宝丹辨认，其中一部正是郝丽娟曾想与他交换的老年机。
三十万的勒索
审讯室里，董王法的供述揭开了一个因贪婪而引发的悲剧。
董王法与郝丽娟相识于两年前的一家小麻将馆。当时郝丽娟刚输光钱，董王法借给她200元，两人就此结识。
很快发展成情人关系，尽管董王法知道郝丽娟从事不正当职业，但他并不在意——他自己也靠小偷小摸和不稳定的零工为生。
“她说喜欢我，不在乎我没钱。”董王法苦笑着，“我也信了。”
这种畸形的关系维持了两年，直到2014年初，村里开始传言要拆迁。
董王法家的老宅在规划范围内，传言补偿款高达百万。实际上，当时还在评估阶段，最终能否拆迁、补偿多少都是未知数。但谣言已经传开。
4月15日晚上8点40分左右，郝丽娟敲响了董王法家的门。她刚从何宝丹那里出来，身上还带着烟味和廉价香水混合的气味。
“她一来就说要30万。”董王法回忆时，手指不自觉地抽搐，“我说我哪来的30万，她说别装傻，村里人都知道你马上要拿100万拆迁款。
我说那都是没影的事，她就说要告我强奸。”
接下来的对话充满了火药味。郝丽娟坚持要钱，声称不给钱就去公安局告发董王法多次强行与她发生关系。董王法则反复解释拆迁是谣言，自己根本没钱。
争吵持续了近半小时。郝丽娟见要不到钱，抓起自己的包就要离开：“你不给是吧？明天公安局见！”
就是这句话触发了董王法内心最深的恐惧。有过前科的他，最怕的就是再进监狱。
他一把拉住郝丽娟，两人扭打起来。郝丽娟大喊大叫，董王法情急之下，顺手抓起桌上的一根尼龙绳——那是他平时用来捆杂物的。
“我从后面勒住她脖子，她开始还挣扎，抓我的手，踢腿……后来慢慢就不动了。”董王法低下头，“我松开绳子，她倒在地上，眼睛还睁着。”
法医的尸检报告证实了这一过程：死者颈部有环形索沟，方向为后上向前下，符合从背后勒颈的特征。
索沟边缘有轻微皮下出血，说明勒颈时受害者仍有生命体征。死亡原因为机械性窒息。
抛尸之夜
杀死郝丽娟后，董王法在尸体旁坐了将近两小时，大脑一片空白。直到深夜11点多，他才意识到必须处理尸体。
他翻遍了郝丽娟的包，拿走了手机、钱包和所有能证明身份的东西。
在脱掉死者鞋袜时，他犹豫了一下——鞋子太旧，不值钱，但穿上又太麻烦，最终决定光脚抛尸。
将尸体搬到三轮车上时，一枚假睫毛掉落在车斗里，董王法没有发现。
郝丽娟口袋里的SIm卡也滑落出来，卡在了裤子布料褶皱中——正是这个疏忽，后来成为了警方的重要物证。
深夜12点左右，董王法骑着三轮车驶向郊外河岸。他选择了一片茂密的芦苇丛，将尸体面朝下丢弃。之所以没有掩埋或沉河，据他后来供述，是“当时太害怕，只想赶紧离开”。
抛尸后，董王法回到家中，将郝丽娟的物品藏在床底，仔细清洗了三轮车。但他还是漏掉了那枚假睫毛，也没有发现遗落的SIm卡。
那一夜他彻夜未眠。第二天听说河边发现女尸时，他几乎要崩溃。
而当那个误打误撞来村里寻找失踪亲戚的男人出现时，董王法一度以为警察已经找上门，躲在家里整整一天不敢出门。
被误解的寻亲者
案件水落石出后，警方也找到了那个在案发后第二天四处寻人的男子。
他确实是来找亲戚的——他的姐姐因家庭矛盾离家出走，他根据模糊的描述在附近寻找，与本案纯属巧合。
这个巧合曾一度误导侦查方向，但最终，扎实的物证和董王法的供述锁定了真相。
2014年11月，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法庭上，公诉人出示了包括dNA检测报告、通话记录、现场物证在内的完整证据链。董王法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
“我当时真的没想杀人，”董王法在最后陈述时说，“就是怕她告我强奸，我怕再进监狱……那绳子就在手边，我也不知道怎么就……”
法院经审理认为，董王法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虽系因被害人勒索引发，且到案后如实供述，但犯罪手段残忍，后果严重，不足以从轻处罚。
2015年3月，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董王法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尾声
案件宣判后，周建国曾再次来到抛尸现场。河水依旧静静流淌，芦苇在春风中摇曳，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
郝丽娟的家人最终没有来认领尸体。警方后来了解到，她早年离异，子女随前夫生活，父母均已过世。
在从事不正当职业前，她曾在一家纺织厂工作，下岗后生活陷入困境，渐渐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何宝丹在案件结束后搬离了出租屋，据说去了外地投靠儿子。杨大爷依旧每天下棋聊天，偶尔会和邻居谈起这起曾轰动一时的案件。
河岸的钓鱼人还是那么多，但再没人敢去那片芦苇丛附近。
有人说在起雾的清晨，会听到女人的哭声；有人说曾看见一个穿绿裤子的身影在河边徘徊。
当然，这些都只是传言。
唯一真实的是，三个边缘人的偶然交集，因贪婪、恐惧和一瞬间的失控，最终酿成了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
在那条平凡的河边，一个45岁女人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014年4月15日的夜晚，赤着双脚，带着一个永远无法说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