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国刚建立时，钟繇被任命为大理（最高司法官），后来升任相国（宰相）。魏文帝曹丕还是太子时，赏赐给钟繇一件 “五熟釜”（带分隔层的多功能炊具），并在上面刻铭称赞：“显赫的魏国，作为汉朝的藩辅。我们的相国钟繇，实为国家的核心支柱。他日夜恭敬勤勉，从不敢贪图安逸。百官都以他为榜样，遵循他的法度规矩。”（据《魏略》记载：钟繇担任相国时，参照太子曹丕的设计铸造了五熟釜。器物铸成后，太子写信给钟繇说：“上古有黄帝、炎帝的三鼎，周朝的九大宝器，都是单一形制烹煮一种味道，哪比得上这口锅能同时烹饪五味？鼎本是用来烹煮祭品献给上天、奉养圣贤的，彰显德行、祈求福运，没有比这更美好的器物了。所以不是大德之人，无法铸造；不是这等器物，也不配承载盛德。如今这口佳釜，更胜往昔。周朝的尸臣、宋国的考父、卫国的孔悝、晋国的魏颗，这四位大臣都因功德被刻铭于钟鼎之上。如今您辅佐大魏，兴盛圣明教化，崇高的德行在此达到巅峰。实在应当被太常寺刻铭记载，被礼器收录传承。因此作此铭文，刻于釜口，希望能赞扬您的大德，使其不朽。” 裴松之按：《汉书?郊祀志》记载，汉宣帝时美阳发现古鼎，京兆尹张敞上奏称：“鼎上刻书说‘王命尸臣，在栒邑为官……’这大概是周朝褒奖大臣，大臣子孙将先祖功绩刻铭，藏于宗庙的做法。考父的铭文见《左传》，孔悝的铭文在《礼记》，事迹显着故不赘述。《国语》说：‘昔日晋灭潞国之战，秦国企图破坏晋军功劳，魏颗在辅氏追击秦军，亲自擒获杜回，其功绩刻铭于景钟，至今家族兴盛，子孙不可不兴旺。’这就是太子提到的四则铭事例证。）
几年后，钟繇因西曹掾魏讽谋反事件受牵连，被下诏罢免官职，闲居家中。（《魏略》记载：孙权向魏国称臣，斩杀关羽并将首级送来。太子曹丕写信告知钟繇，钟繇回信说：“我同郡的前司空荀爽曾说：‘人应当顺应性情，爱我的人多么值得珍爱！憎我的人多么令人憎恶！’想想孙权此举，倒显得格外乖巧讨喜。” 太子又回信说：“收到您的回复，得知您为南方之事欣喜。至于荀公的清谈妙论，孙权的乖巧模样，我捧着书信不禁失笑，舍不得放下。若孙权再耍狡黠，当用汝南许劭每月品评人物的权威论断来折服他。孙权在吴、魏之间周旋，能被您和许劭品评，也足够了。”）
曹丕继承魏王爵位后，钟繇重新担任大理。曹丕称帝后，钟繇改任廷尉，晋封崇高乡侯，后来升任太尉，转封平阳乡侯。当时司徒华歆、司空王朗都是前朝名臣，曹丕退朝后曾对左右侍从说：“这三位三公，都是一代伟人，后世恐怕很难再有这样的人才了！”
魏明帝曹叡即位后，钟繇晋封定陵侯，食邑增加五百户，加上之前的共计一千八百户，升任太傅。钟繇患有膝疾，跪拜起身不便。当时华歆也因年高多病，两人上朝时都被特许乘坐舆车（一种轻便小轿），由虎贲卫士抬着上殿就座。此后，三公患病时享受乘车入朝的待遇，成为朝廷惯例。
玉玦之缘：当年曹操征讨汉中时，太子曹丕在孟津，听说钟繇有一块玉玦，很想得到却不好意思直接开口，便秘密派临菑侯曹植通过他人转达心意。钟繇得知后立即将玉玦送去。曹丕写信致谢说：“美玉常被用来比喻君子的德行，《诗经》中也有赞美。晋国的垂棘之璧、鲁国的玙璠之玉、宋国的结绿之石、楚国的和氏之璧，价值超过万金，比都城还珍贵，历代相传，美名远扬。正如垂棘璧出使晋国，使虞、虢两国先后归附；和氏璧进入秦国，蔺相如展现气节。我曾在玉书里读到，美玉白如切细的脂肪，黑如纯漆，红如鸡冠，黄如蒸熟的栗子。虽听说过这些描述，却从未见过真容。我虽德行不及君子，也无诗人之才，但对‘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境界心向往之。然而这四大珍宝早已邈远，秦汉以来再未听说有能与之匹敌的。因此多年寻觅，未遇真品，心愿未了，如同饥渴难耐。近日听南阳宗惠叔说您曾有美玉玉玦，听闻后惊喜不已，不禁欢笑雀跃。本想亲自写信，又恐传言不实，于是让舍弟曹植通过荀仲茂转达我的心意。承蒙您不嫌弃，慷慨相赠，邺城的使者刚到，宝玦便已送达。我捧跪打开匣子，只见美玉光彩夺目。以我愚钝鄙陋之姿，竟能观赏稀世之宝，无需派遣使者，不费连城之资，既有秦昭王在章台观赏和氏璧的眼福，却无蔺相如诡诈强夺的争议。如此丰厚的馈赠，怎敢不恭敬接受！” 钟繇回信说：“从前我忝居近臣之位，也曾获赐玉玦。尚方署的老工匠很熟悉旧物，能辨识玉的纹路色彩，认为宝物应当归于真正珍爱它的人。我本以为您有更珍贵的器物，所以迟迟未敢进献。幸而您青睐此物，我实在欣喜。当年和氏献璧，一片忠诚信笃，而我如今才奉命进献，心中深感羞愧。”
鬼妇传说：钟繇曾数月不上朝，神情举止异常。有人问起原因，他说：“常有一位美妇来见我，容貌美丽非凡。” 问的人说：“这必定是鬼怪，应该杀掉她。” 后来美妇再来时，停在门外不进屋。钟繇问为何，美妇说：“您有杀我的念头。” 钟繇说：“没有。” 再三殷勤呼唤，美妇才进屋。钟繇心中虽有不忍，还是咬牙挥剑砍去，伤了她的大腿。美妇出门后，用新棉絮擦拭血迹，一路滴落。次日派人循着血迹寻找，来到一座大坟墓前，棺木中有一具美貌女尸，容貌如同生人，穿着白绢衫和绣着丹花的坎肩，左大腿受伤，坎肩中的棉絮上还沾着血迹。钟繇的叔父、清河太守陆云曾如此讲述此事。
早在曹操时期，朝廷曾下令讨论死刑中可改用宫刑等肉刑的情况。钟繇提出：“古代的肉刑制度历经多位圣王实践，应当重新施行，以替代死刑。” 但多数大臣认为这种做法不符合安民之道，提议暂时搁置。
魏文帝曹丕宴请群臣时，特意下诏说：“大理钟繇主张恢复肉刑，这确实是圣王之法，公卿们应好好讨论。” 但讨论尚未定案，因战事爆发再度搁置。魏明帝太和年间，钟繇再次上疏说：
“大魏承接天命，延续虞舜、夏禹的治国传统。汉文帝改革法律，废除肉刑，实则违背古道。先帝（指曹操、曹丕）圣德天成，一贯推崇典籍中的先王之制，因此连续下诏，希望恢复古刑，为一代立法。可惜因战事频繁未能施行。陛下如今追念两位先帝的遗愿，怜惜斩去脚趾即可制止恶行，痛心无辜者被处死，特命精通律法之人与群臣共议。臣建议，将本应斩右趾却被判死刑的罪犯，改回施行斩趾刑。《尚书》记载：‘尧帝清问下民，鳏寡之人对有苗部族的刑罚有怨言。’这说明尧帝在废除蚩尤、有苗的酷刑前，会先征询百姓意见。如今审理案件时，可效仿古代让三槐、九棘（代指公卿大臣）、群吏、万民参与讯问，参照汉景帝的法令，对应当斩首示众的罪犯，允许以斩右趾代替。至于黥面（刺字）、割鼻、斩左趾、宫刑等刑罚，可按汉文帝改革后的办法，改用剃发、鞭打。实施奸恶之举的人，大多在二十到四五十岁之间，即便斩去双脚，仍能生育。如今人口比汉文帝时期少，据估算，每年可保全三千人的性命。当年张苍废除肉刑，每年因死刑多杀上万人。臣主张恢复肉刑，每年可多救活三千人。子贡曾问：‘能救济百姓可否称为仁？’孔子说：‘这何止是仁，简直是圣啊！就连尧、舜都难以完全做到！’又说：‘仁离我们远吗？我想行仁，仁就来了。’若真能施行此策，百姓将永远受益。”
魏明帝收到奏疏后，下诏说：“太傅学识渊博、才具高超，关心政事，对刑律法理有深刻见解。此事重大，公卿群臣需共同仔细商议。”
司徒王朗发表反对意见：“钟繇想通过减少死刑条款来增加刖刑（斩足）的适用，这好比让躺下的人站起来，让死人复活（意为表面改变刑罚形式）。但愚臣仍有不同看法：五刑的种类早已着于法律条文，本就有减死一等的规定，不死即属减刑，此法已施行多年，无需借助肉刑来区分罪次。前代仁人因不忍见肉刑的惨酷，所以废除不用，至今已数百年。如今若恢复，恐怕百姓尚未看到减刑的实惠，肉刑的恶名已传入敌国，不利于招抚远方之人。不如将钟繇所议的死罪减刑为剃发服劳役或斩趾，若认为处罚过轻，可加倍延长劳役年限。如此，对内有以生易死的无价之恩，对外无‘以斩趾代替脚镣’的骇人听闻。”
参与讨论的一百多人中，多数赞同王朗的意见。魏明帝以吴、蜀尚未平定为由，暂时搁置了议题。
史学家袁宏对此评论道：“民心本希望保全自身却难以长久保全，因为外界诱惑与内心嗜欲总会引发贪竞、放肆之举。当进取无法满足欲望，就会滋生苟且侥幸；希求无度无法满足，就会引发奸伪忿怒。先王深知此弊，故先用德教陶冶民心；若心未化，则以刑罚约束。《尚书》说：‘百姓不亲睦，五伦不和谐，司徒需推行五教；蛮夷侵扰华夏，寇贼为非作歹，司寇需施用五刑。’可见德教与刑罚需结合使用，夏、商、周三代皆如此。《周礼》规定：‘让受墨刑者守门，受劓刑者守关，受宫刑者守内廷，受刖刑者守园林。’这是肉刑制度的具体应用。荀子也说：‘杀人者死，伤人者刑，这是历代圣王的共同法则，不知起源何时。’但杀人者死，却无法杜绝杀戮；伤人者刑，却无法消除伤害，说明重刑只能威慑未犯罪者，不能根治恶行。
要从根本上止息犯罪，莫若先施德教。若等罪过彰显再用刑罚，就会导致该杀的人未必死，想伤人的人未必受刑。放纵而不教化，百姓就会陷入刑网。因此，刑罚的作用在于约束不可挽回的恶行，而礼教则能明辨善恶，在杀人之前劝止其情，示以耻辱，在伤人之前羞愧其心。所以轻微过错可通过教化消除，不必等到犯罪受刑。最终不得不施刑的，已是教化无效之人，此时即便伤残其肢体，也是为除天下之害，又有何不妥？遵循此道，风化可渐趋淳厚，刑罚可逐渐减少。
周成王、周康王时期，难道是靠严格执行三千条刑律才实现刑措（无人犯法）的吗？实则是德教浸润的结果。汉初吸取秦朝酷刑的教训，推行宽厚政策，公卿大夫以议论他人过失为耻。汉文帝崇尚清静无为，张武受贿，他赐金使其羞愧；吴王刘濞不来朝见，他以礼教导其过失。因此吏民乐业，风气淳厚，每年仅审理四百起案件，几乎无需用刑，这难道不是德刑兼用的成效吗？
如今主张刑罚者，不先论德教之益，可谓舍本逐末。现行法律中，死罪与古代相同，免死的罪犯最多服五年劳役，释放后仍可回归社会。因此百姓不知羞耻，屡屡犯奸盗，导致刑徒众多而治安混乱。若教化不行，刑罚得当，一旦受刑（如肉刑），终身不得为良民，邻里尚且以此为耻，何况乡党、朝廷？如此，类似夙沙、赵高之流的奸人就难以作恶了。
古代通过言行考察善恶，君子自然远离刑罚。若因过失犯罪，可通过‘八议’（八种减刑特权）宽宥。像卞和、司马迁那样的冤案，是滥用刑罚的结果。若治国失道，即便没有肉刑，仍可能有人被处死，何况恢复肉刑呢？《汉书》记载：‘斩右趾、杀人后自首、官吏受贿、监守自盗等罪皆处死刑。’这正是班固所说的‘应当活命却被处死’的情况。如今不忍见伤残之惨，却安于诛杀之痛，这正是治国最应优先改变的啊！”
魏明帝太和四年，钟繇去世。明帝身着素服亲临吊唁，赐谥号 “成侯”。（《魏书》记载：有关部门商议谥号时认为，钟繇从前担任廷尉，审理刑狱时明辨疑案、决断纠纷，百姓无人怨恨，堪比汉代的于定国、张释之。明帝下诏说：“太傅功高德厚，位至太傅，评定谥号时应先依此标准，同时也要褒扬他如廷尉于、张般的德政。” 于是策赐谥号为 “成侯”。）钟繇之子钟毓继承爵位。早年，魏文帝曾从钟毓的封邑中分出部分，封钟繇的弟弟钟演及儿子钟劭、孙子钟豫为列侯。
钟毓，字稚叔，十四岁便担任散骑侍郎，机敏善辩、谈吐风趣，有父亲钟繇的风范。太和初年，蜀汉丞相诸葛亮率军围困祁山，魏明帝打算亲自西征。钟毓上疏劝谏说：“策略贵在朝廷制定的全胜之策，战功重在帷幄中的运筹帷幄。陛下无需离开殿堂，即可决胜千里之外。您应当镇守中原，作为震慑四方的后援。如今大军西征，虽有百倍声威，但关中的物资消耗巨大，损失不止一端。况且盛夏行军，连《诗经》都强调要谨慎，实在不是陛下御驾亲征的时机。” 明帝采纳建议，钟毓升任黄门侍郎。
当时朝廷大规模营建洛阳宫室，明帝前往许昌居住，天下官员需到许昌朝见。许昌城池狭窄，朝廷在城南用毡布搭建宫殿，还准备了鱼龙曼延等盛大演出，百姓因劳役苦不堪言。钟毓进谏说：“近年水旱灾害频发，国库空虚，此类耗费之事，可待丰年再做。” 又建议 “应重新开垦关内荒地，让百姓全力务农”。这些建议都被朝廷采纳施行。
正始年间，钟毓担任散骑常侍。大将军曹爽在盛夏时节发兵伐蜀，蜀军坚守不出，曹军寸步难行。曹爽打算增兵，钟毓写信劝说道：“我认为，真正的取胜之策无需亲临战场；圣王的军队，应是有征讨之名而无实际战斗。正如当年用干戚之舞可使有苗部族臣服，退避三舍能让原国敌军归附，不必像吴汉在江关、韩信在井陉那样强攻硬战。见机而进，知难而退，这是自古以来的用兵之道，望您慎重考虑！” 曹爽最终无功而返。后来钟毓因违背曹爽心意，被调任侍中，外放为魏郡太守。曹爽被诛杀后，钟毓回朝担任御史中丞、侍中廷尉。他开创了两项制度：允许已去世的君父的臣子为其辩白洗冤，以及士人为侯者，其妻不再被迫改嫁。
正元年间，毋丘俭、文钦发动叛乱，钟毓持节（代表皇帝行使权力）前往扬州、豫州颁布赦令，安抚士民，回朝后任尚书。诸葛诞反叛时，大将军司马昭（司马文王）计划亲自率军征讨寿春。恰逢吴国大将孙壹率部投降，有人认为 “吴国刚有内乱，必定无法再出兵，我们东路兵力已足够，可等待后续消息”。钟毓却认为：“分析敌情应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如今诸葛诞以淮南之地归附吴国，孙壹所率不过千人，兵力不足三百，对吴国而言损失微不足道。若寿春之围未解，而吴国国内趋于安定，就不能断定他们不会出兵。” 司马昭说：“说得对。” 于是带钟毓一同出征。（裴松之评论：诸葛诞献淮南投吴，孙壹率三百人降魏，称吴国 “有内乱” 本就不合常理，钟毓此议实在不值得称道。）
淮南平定后，钟毓历任青州刺史，加授后将军，升任都督徐州诸军事、假节（拥有临机处置之权），又转任都督荆州军事。魏元帝景元四年，钟毓去世，朝廷追赠车骑将军，谥号 “惠侯”，其子钟骏继承爵位。钟毓的弟弟钟会，另有传记记载其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