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云袖，名字是当年烟雨楼的老鸨取的。那时我刚被卖进楼里，瘦得像根蔫了的芦苇，粗布衣裳洗得发灰，领口磨出了毛边。我怯生生地攥着衣角站在她面前，不敢抬头看。她坐在梨花木太师椅上，身上的香粉味浓得呛人，指间夹着支银制烟杆，烟丝燃着的火星在昏黄的油灯下明明灭灭。
“抬起头来。”她的声音像淬了冰，我刚一抬头，就被她捏着下巴来回打量，指腹上的银戒指硌得我下颌生疼，像是要把我的骨头捏碎。我看见她鬓角插着支金步摇，流苏上的小铃铛随着动作叮当作响，晃得我眼晕。忽然，穿堂风掀起我洗得发白的粗布袖子，那袖子被浆洗得硬挺，边角卷着，像片打卷的枯叶。她愣了愣，竟笑了，烟杆往桌上一磕，烟灰簌簌落在描金桌布上：“这丫头片子，袖子甩起来倒有几分意思，像云绕着山似的。”
她松开手，金镯子在腕间叮当作响，震得我耳膜发麻：“就叫云袖吧，听着也雅致些。”
可我总觉得这名字透着股虚浮。云是抓不住的，风一吹就散；袖管是空的，藏不住半分暖意。就像我往后在烟雨楼的日子，看着繁花似锦，红绸缠柱，金灯高悬，伸手一摸，全是空荡荡的凉。
那年我十四岁，刚被牙婆塞进马车时，还以为是去大户人家做丫鬟。马车轱辘碾过青石板路，发出“咯噔咯噔”的响，牙婆塞给我的窝头早就凉透了，硬得像块石头。直到马车停在烟雨楼后门，雕花门楼上挂着的红灯笼晃得我眼晕——那灯笼足有磨盘大，红绸面上绣着缠枝莲，烛光从里面透出来，把周围的墙都染成了血色。我才明白，自己掉进了什么地方。
老鸨把我扔进后院的杂役房，里面堆着发霉的被褥，墙角爬着肥硕的蟑螂，有拇指那么大，甲壳在月光下泛着油光。她丢给我件浆得发硬的粗布裙，布料硬得像铁皮：“从今天起，学不会伺候人，唱不好曲子，就等着饿死。”说完“砰”地关上门，门闩落锁的声音像敲在我心上，震得我浑身发抖。
头三个月，我学的是最基础的规矩。天不亮就得起来挑水，井在院子最深处，井绳磨得肩膀青紫，像勒出了两道血痕。我个子矮，提不动满桶的水，只能半桶半桶地晃，晃到楼上，桶底早就漏了，只剩小半桶。有回撞见老鸨从楼上下来，她瞥了眼我手里的半桶水，抬脚就往我膝盖踹，我“扑通”跪在地上，膝盖磕在青石板上，疼得眼前发黑，水洒了一地，她的金镯子又开始响：“废物！连桶水都提不动，留着你占地方吗？”
学叠被铺床时更惨。老鸨要的是“四方四正，角如刀削”，我总也叠不好，她的藤条就往我背上招呼。第一回抽在脊梁骨上，我疼得差点叫出声，咬着牙没敢吭，第二回落在胳膊上，第三回……直到第七回，藤条抽得我后颈火辣辣地疼，我才终于把被角叠出了方方正正的棱角。那天晚上，我摸着背上的伤，一片一片的，像落了满地的鞭痕，眼泪掉在发霉的被褥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水渍。
学给贵客斟茶更是难。茶杯是薄胎白瓷，烫得像团火，我总握不住。有回给个留着八字胡的富商倒茶，滚烫的茶水溅在他手背上，他“嗷”地叫了一声，反手就给我一巴掌，打得我嘴角出血。老鸨听见动静跑过来，脸上堆着笑给富商赔罪，转头就把我拽到没人的地方，抓起桌上的茶壶就朝我泼过来——那茶壶里的水刚烧开，滚烫的茶水溅在我胳膊上，立刻起了一串燎泡，像撒了把黄豆，疼得我浑身发抖，却只能咬着牙说“是小女笨手笨脚”。
最难的是学唱曲。教我的师傅是个面色蜡黄的老妪，姓李，据说年轻时也是红极一时的角儿，唱《游园惊梦》能让台下的王爷掷金钗。后来嗓子坏了，才退下来教徒弟。她总穿件深蓝色的斜襟褂子，袖口磨破了边，手里常年攥着把黑檀木戒尺，那戒尺被磨得油亮，一看就知道打了不少人。
她教我唱的第一支曲子是《醉花阴》，调子婉转得像根绕指柔，词儿却缠人。“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那“愁”字要转三个弯，我总唱不准，她的戒尺就往手心上招呼，一下比一下重。“你这嗓子是木头做的？”她瞪着三角眼，唾沫星子喷在我脸上，“贵人花钱来听的是柔情蜜意，不是你这破锣嗓子！”
手心肿得像发面馒头，指节处青一块紫一块。我就蹲在后院的石榴树下哭，那石榴树是楼里最老的树，枝桠歪歪扭扭地伸到墙头，树皮裂开了缝，里面藏着蚂蚁窝。夏天会结出红通通的果子，果皮发亮，可没人敢摘——老鸨说那是“镇楼树”，摘了会倒霉。我看着蚂蚁在树干上搬家，一队队排得整整齐齐，忽然觉得自己还不如蚂蚁，它们至少知道要往哪儿去，而我，连哭都得躲着人。
嗓子唱哑了是常事。清晨练声，练到太阳爬上墙头，嗓子眼里像塞了团棉花，咳出来的痰带着血丝。李师傅就往我嘴里塞胖大海，那东西泡在水里，涨得像颗皱巴巴的人心，涩得舌头发麻。我含着胖大海接着练，对着月亮唱，对着井水唱，对着石榴树唱。有回练《后庭花》，唱到“花开花落不长久”时，嗓子突然劈了，像破锣被敲了一锤，难听至极。
偏偏老鸨经过，她刚从楼上的宴席下来，脸上还带着酒气，听见我的破锣嗓子，抓起桌上的茶壶就朝我泼过来。滚烫的茶水溅在我胳膊上，立刻起了一串燎泡，疼得我眼前发黑。“没用的东西！”她骂道，金步摇的流苏扫过我的脸，“再唱不好，就把你卖到码头给船夫当婆娘！那些船夫，个个粗野得很，保准让你哭都找不到调！”
我咬着牙，把眼泪憋回去。我不能被卖到码头去，我娘临终前说过，要我好好活着，活得像个人样。我含着胖大海，继续唱，直到嗓子眼里渗出血丝，才敢停下来喘口气。脚磨破了更不算什么，裹脚布浸了血，和皮肉粘在一起，晚上拆下来时，能撕下一层皮，疼得浑身发抖，可第二天还得穿着绣鞋练台步，一步三摇，像踩在刀尖上。绣鞋的尖头硬得像铁，把脚趾头挤得生疼，每走一步，都像有针在扎。
手心被琴弦勒出的红痕就没消过。琵琶弦是新换的，紧得像钢丝，我指尖按下去，疼得钻心，按弦的地方很快磨出了茧子，茧子破了，血珠渗出来，染红了琴弦，弹出来的音都带着股铁锈味。我把手指泡在温水里，看着红痕慢慢变成青紫色，心里却有点莫名的执拗——我得学会，我不能被卖到码头去。
十七岁那年，我终于有了登台的机会。那是个落雨的夜晚，淅淅沥沥的雨打在芭蕉叶上，沙沙作响，像有人在耳边低语。楼里来了位京里的大官，据说官至侍郎，最爱听《雨霖铃》。老鸨把我往前推，她的香粉味混着雨水的潮气，扑了我一脸：“云袖，今晚能不能抓住机会，就看你的了。”
我穿着月白的水袖裙，裙摆拖在地上，沾了些泥点，像团化不开的雾。后台的镜子蒙着层灰，我用袖子擦了擦，里面映出张苍白的脸，眉梢被画得弯弯的，像挂着两滴没掉下来的泪。我攥着琵琶的手在抖，指甲盖泛着白，指缝里还留着昨天练琴时磨破的伤口，一碰琴弦就疼。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开口时，我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像秋风里的落叶。台下有人嗤笑，我看见老鸨在台侧瞪我，眼睛里的光像要把我烧成灰。心沉得像灌了铅，我几乎要站不住，可当唱到“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时，忽然就不抖了——那曲子里的苦，像极了我每个挑水的清晨，井绳勒肩的疼；像极了每个被戒尺抽打的午后，手心火辣辣的烫；像极了每个躲在石榴树下偷偷哭泣的夜晚，被蟑螂爬过脚背的惊悸。
不用装，不用演，那些压在心底的委屈、恐惧、不甘，顺着嗓子就淌了出来，带着雨丝的凉，带着井水的涩。我甩出水袖，那月白色的袖子在空中划过弧线，像两道被风吹散的云，又像我抓不住的日子——被牙婆卖掉的那天，娘塞给我的粗布包；杂役房里发霉的被褥；李师傅戒尺上的木纹……所有画面都在眼前晃。
台下静悄悄的，连雨声都听得见。唱到“多情自古伤离别”时，我看见那位侍郎大人摘下了眼镜，用手帕擦了擦眼睛。他袖口的玉扣在油灯下泛着温润的光，不像老鸨的金镯子，只会叮当作响地提醒我有多卑微。
那晚过后，“云袖”这个名字，在苏州城传开了。有人说我把《雨霖铃》唱活了，唱得人心里发疼；有人说我水袖甩得绝，像真有云绕着山在转。老鸨给我换了间房，不再是堆着发霉被褥的杂役房，而是带雕花窗的耳房，里面摆着梳妆台，铜镜擦得锃亮，连被褥都是绫罗的，软得像朵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