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倒”了，可保守派反对新法尤其是全力阻止免役法在全国施行的努力却仍在继续，这一次要闪亮登场的就是当朝的枢密使大人——文彦博。
文大人这也是被逼得没了办法，保守派如此力度的群起而攻之也没能把王安石和新法打翻在地，而他们自己则是折损了无数大将以至于如今一片哀鸿之惨状，总是以翩翩君子示人的文彦博这时候终于被迫站了出来——因为保守派这边已经是无将可遣了。
相比于司马光这类“君子”，我个人认为文彦博和富弼这类人其实更配得上君子之名。司马光待在洛阳的豪华私人别墅里专职修书，最终借着一帮得力干将的鼎力相助而完成了堪称不朽的史学巨着《资治通鉴》，他也因此而在历代的文人心目中光芒万丈，甚至在民间层面他也因为曾经砸缸救人而声名远播。可是，相比司马迁独立完成《史记》且事成之后无意向任何人炫耀和邀功，司马光却是在国家出钱出力还出人的情况下编纂完了《资治通鉴》，而且事后他立马将其呈送皇帝御览并由此而大获封赏，所谓的“千古两司马”其实并不等高。但是，我们的历史是由文人来书写的，他们想抬高谁或贬低谁全凭他们的意志说了算。同样是与司马光一样主编了不朽的长编巨着，但请问在普通大众层面又有几个人知道解缙是谁？爱新觉罗·永熔是谁？于敏中又是谁？
说这些不是为了要贬低司马光的史学贡献，只是突然觉得后面这哥儿几个相比司马光着实有些委屈。不过，说来也是令人觉得有些讽刺，提到司马光，我们的第一反应和印象可能不是什么《资治通鉴》，而是小学课本里说他小时候曾经砸缸救人，于是乎司马光的光辉形象就此在我们幼小而纯真的心里扎下了根，如此可见这初级教育真的是对一个人影响甚深。
提到君子，我们顺便又提了一下司马光。那么，他到底是不是君子？相信我这样问会被人很多人鄙视或唾骂：司马光同志怎么不是君子？他不但是，而且是大大的君子！可是，说这些话的人真的有认真去研究和了解过他的生平吗？我想他们不过就是看了几篇别人写的那些赞美司马光的文章而已，他们根本没有亲自去接近那个原生态的司马光，他们所认识和了解的司马光是经过别人刻意修饰和美化的司马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如果有人也写一篇秦桧当年坚决反对宋朝向金国屈膝议和的文章，那么是不是有人就会因此而说秦桧是条汉子甚至是个大英雄大忠臣呢？
还是那句话：评判一个人不要跟风，你得有自己的眼睛和脑子，一切的判断都得尊重你所看到的事实，千万不要盲从他人的眼光和说辞。一句话，脑子是个好东西，但似乎不是每个人都有。
话题有些扯远了，我们还是回到文彦博的身上来。
前面之所以说文彦博和富弼要比司马光更配得上君子之名当然是有理由的，相比司马光对王安石当面夸赞背后诋毁加谩骂，文彦博在这方面可谓是真的做到了君子不口出恶语。在王安石入京发起变法之前文彦博就已经在枢密使这个位置上待了好些年了，而如今新法已经如火如荼地全面铺开，保守派的旗帜性人物甚至中间派的标志性人物都因为对新法有不同见解而相继被贬出京，但文彦博却依然在枢密使这个位置上岿然不动。韩琦、司马光和苏轼高声疾呼的时候他不帮腔，王安石反击的时候他也默不吭声，他的种种行为都让人觉得他这是在重复自己庆历新政时的所为——冷眼旁观。绝不站队，永远保持独立的人格和思维，这就是文彦博的本质。
那么，文彦博是新法派吗？显然不是，在这些年的御前会议上文彦博好多次与王安石意见相左，但请注意这位翩翩君子的态度和行为，他没有跟王安石吵，更没有当面或背后对王安石的指责。他只是在温和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至于王安石和赵顼能否接受，这个就不是他能决定得了的，关键是他也不强求自己的意见或要求一定要得到对方的首肯。相比于保守派动辄就要求赵顼罢免王安石并废除新法的激烈言辞，文彦博的这种举动对王安石来说简直就是一缕春风。因此，如果我们把文彦博归于保守派显然也不合适。那么，如此说来，这个此时已经快到古稀之年的老帅哥应该就是如吕公着和韩维那样的中间派，但文彦博会用行动告诉世人：我无党无派，我只做我自己！
想当初，文彦博绝对是当时宋朝顶级官场里第一个赏识王安石的人，而且他先后数次请求朝廷对年轻的王安石予以重用和提拔，在看看如今王安石的所作所为，想必文彦博也会和富弼一样发出“识人不明”的感叹，但他比富弼深沉得多，有些事即使后悔了也绝对不会说出来。
纵观文彦博在王安石变法以来的种种行为其实不难看出他的矛盾之处，当年他第一次担任宰相的时候也是力图变更法治继而振兴宋朝，而如今王安石正在做的一切都是他当年想做而不敢做或是没来得及去做的事。当年他没有参与庆历新政，因为他的心中有自己的一套富国强兵之策，如今王安石的变法他同样没有参与，原因还是和上次一样。同样是为了富国强兵，然而这并不代表文彦博就完全同意和理解王安石的一切所为和所想。别忘了他的标签，他是翩翩君子，言谈举止都讲究一个温和适度，讲究一个柔美轻缓但却能够浸入骨髓。王安石正好与之相反，治学上面王相公是一把刀子，为政上面他更是一把斧子，凡事都讲究一个大刀阔斧，讲究立竿见影，这与文彦博比起来就纯粹是急性子和慢性子两个极端。
近现代的研究者几乎都无一例外地把文彦博归为是和韩琦与司马光一类的保守派之列，很多王安石和新法的支持者也把他视为保守派里面的一个极具阴柔之气且善于隐忍不发的危险分子，然而当我们去细看文彦博在变法过程中的言辞和行为就能发现他真的就是一个相对清醒的理智派，哪边哪派他都不沾，他是独立派。
简单说，保守派认为原有的所有法度都应该保留，可文彦博不认同这个观点，王安石希望通过变法把宋朝从上至下地倒腾一遍，可文彦博认为没这必要且认为王安石这样做太过极端太过严苛。再说透彻一点，保守派和新法派一个是右倾一个是左倾，而他文彦博站在中间，但他也是当过宰相且试图振兴国家的人，他深知这条路有多么难行。可以想象的是，假如他文彦博现在是宰相，如果他坚持走中间路线推行国家改革，那他可能会更惨，他会被两面夹击，然后被人再次赶下台。
当然，现在是保守派遭遇全面溃败的时期，而王安石却正是皇帝面前的当红炸子鸡。在整个国家都处于严重左倾的时候，作为中间派和理智派的文彦博自然要向右倾斜。他几乎对王安石推行的每一项新法都有不同的意见，而且几乎都是认为王安石做得太过火了，但请注意，他不是在反对王安石这样去做，而是在提醒王安石做得太过头了。
比如在保甲法上，他认为王安石让全民参与执行这项新法实在是太过扰民了。就为了捉贼防盗，何至于全民皆兵？更何况，民就是民，兵就是兵，彼此各司其职就好，农民本来就难得清闲，但保甲法却要把他们本就不多的休闲时光也给霸占了，而且某些武器还要这些人自备，这对贫苦百姓而言无疑就是一笔负担。另外，他也认为让农民习军事不是什么好事，有外敌时这些人未必能够御敌，但如果这些人对内叛乱或暴动，那可就会坏了大事。为此，他的建议就是在每五百户为一都保的范围内选出五户或十户人家来负责维持这一区域的治安和夜间巡逻，这样既能维稳又不会大规模地扰民。
文彦博的这个提议很有现代感，这就类似于我们现在农村里的民兵小队，可王安石和赵顼搞这个保甲法的终极目标是为了解决宋朝冗兵这个大问题，而并不是单纯地仅仅想要维护社会治安，因此文彦博的这个建议虽善却未能被王相公听进去。
紧接着，免役法又出台了。接下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由于这个法案出了个“助役钱”，这就让所有的大小官员顿时集体抓狂，这里面也包括文彦博。他可是枢密使，按照他的这个级别，他所要出的助役钱指定是最多的。文彦博倒不是心疼这点钱，而是觉得这会引起官场震动。由于此前的各种新法已经遭到了许多官员的反对，如今王安石又直接把手伸进了士大夫集团的钱袋子里，这难免不会让这些官老爷们当场跳脚。
民心很重要，可“官心”也很重要，毕竟是这些人在具体地负责管理国家的大事小情，这些人如果乱来也是会导致天下大乱的。于是，在某次的御前会议上，文彦博针对免役法再次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陛下，祖宗法制具在，何须如此大行更张？这样恐怕会大失人心啊！”
文彦博这话说得很有水平，他没有说民心，而是说人心，这当然是有所特指的。赵顼当即就明白了他在说什么，然后赵顼也很没好气地问了一句：“变更法制诚然让你们这些士大夫感觉很不爽，但对普通的老百姓而言，新法又有何不便呢？”
赵顼虽然年轻，但他这话可谓是正中官僚集团的要害。新法确实损害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用劫富济国来形容这场变法运动的实质其实毫不为过，但对普通的百姓尤其是宋朝的底层百姓而言，新法并未伤及他们的切身利益。心理阴暗一点地说，底层百姓倒是很乐于看到在他们上面的这些人叫苦不迭。赵顼这样说基本上就是在明牌了，变法就是要让你们这些有钱人把钱交出来用以国用。
听了赵顼的这句话，文彦博的反应不是害怕，而是极度震惊！他怎么也没想到赵顼竟然如此的幼稚和天真，身为皇帝，可在文彦博看来赵顼连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都没搞明白。为了给皇帝好好地上一课，文彦博说出了在历史上极为有名的那句话，也是很多官员包括历史上的那些所谓的名臣和贤臣都知道但却从来不敢说的话。
文彦博说道：“陛下，你是皇帝啊！你要搞清楚，你是在与我们这些士大夫一起治理天下，而不是与老百姓共治天下。你和我们是一伙的，你是统治阶级的带头大哥，你怎么能够替被统治阶级说话呢？你的站位有问题啊！”（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各位，看了这话不知道感受如何？我们其实也没有必要感到震惊或失落，也不要怪文彦博，他只是说了实话和真相而已。只不过这世上有些真话确实很难听，可它就是事实。
赵顼转而对文彦博说道：“士大夫阶级也并不是全部都反对新法，有些人也是赞成新法的。”
一旁的王安石这时候也听不下去了，他对文彦博发问道：“文大人既然说祖宗法制具在，那为何国家会出现国库空虚和国力虚弱的状况呢？这怎么还能说是法制具在呢？”
文彦博有些尴尬地回道：“这是因为某些官员没有执行好各种法规制度……”
见文彦博有些认怂，王安石一拍大腿说道：“对啊！我们施行新法就是为了选贤任能推行法制，然后把不称职的官员都给清理出去，如此岂能不让天下人大快人心？”
就此，文彦博本想以言语劝说赵顼不要施行免役法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