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萨沃伊酒店的会议室里，橡木长桌被记者们挤得满满当当。奥匈帝国代表团团长冯·霍约斯伯爵坐在主位，金丝眼镜后的目光扫过面前的铜制麦克风，指尖在桌上敲出规律的轻响——桌布是维也纳产的丝绸，上面绣着哈布斯堡家族的双鹰纹章，与他礼服纽扣上的图案一模一样。
“诸位记者朋友，”伯爵的德语带着维也纳宫廷特有的柔和尾音，却掩不住话里的强硬，“关于波斯尼亚的教育改革，我想澄清几点。自1908年帝国正式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来，我们已新建73所德语学校，现有学生人，其中87%是波斯尼亚本地人。”他展开一份报表，上面用红笔圈着“自愿入学率”的数字，“他们主动放弃斯拉夫语课本，选择学习德语——因为他们明白，这不是压迫，是从野蛮踏入文明的必经之路。”
这话刚落，塞尔维亚《政治报》的记者米洛万·格利希奇就猛地站起来，钢笔在笔记本上划出刺耳的声音：“伯爵先生说‘自愿’？上个月萨拉热窝的塞尔维亚中学被强制改为德语学校时，校长彼得洛维奇教授被关进集中营，这也是‘自愿’？我手里有家长们的联名信，上面写着‘孩子被迫用德语背诵《哈布斯堡颂歌》，否则不准进教室’——这就是您说的‘文明’？”
冯·霍约斯伯爵的脸色沉了沉，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文件：“格利希奇先生，那所学校教授的是‘泛斯拉夫主义’，煽动分裂帝国，按照《波斯尼亚管理条例》第17条，理应整改。”他指着文件上的签名，“至于家长联名信，经核查，其中60%的签名是伪造的，剩下的40%来自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族地主，他们害怕孩子学会德语后，不再受其控制。”
俄国《新时报》的记者瓦西里·鲍里索夫突然冷笑，他的笔记本上还记着早上奥匈士兵殴打斯拉夫语教师的新闻：“伯爵先生忘了1906年的‘书籍禁令’？所有斯拉夫语书籍被列为‘危险品’，连《塞尔维亚童话集》都要没收。我上周在萨拉热窝的市场看到，卖斯拉夫语圣经的小贩被罚款50克朗，这就是您说的‘文明’？”
“那是为了统一市场。”冯·霍约斯立刻反驳，语气带着一丝不耐烦，“波斯尼亚的铁路用的是维也纳的标准轨距，工厂的机器来自克虏伯，贸易用马克结算——不学德语，工人怎么看懂操作手册？商人怎么签合同？总不能让帝国的工程师天天带着翻译吧？”他突然提高声音，“就像联合帝国的中南联邦，用汉语标注铁路时刻表，用华夏元结算贸易，难道不是同样的道理？”
这话把焦点引到了联合帝国的副党首们身上。南方党副党首林建斌正和南洋党副党陈德康低声争执——昨天中南联邦的丝绸订单被南洋党抢了三成，此刻却难得地对视一眼。林建斌先开口，手里把玩着南方党总部发来的电报：“伯爵先生怕是搞错了。中南联邦的学校既教汉语，也教越南语、高棉语，丝绸厂的合同用两种文字书写——我们从不逼谁‘放弃’自己的语言。”他顿了顿，加重语气，“毕竟生意要做长久，得让人家心甘情愿。”
陈德康立刻接话，珊瑚手镯在桌上磕出脆响：“南洋联邦的橡胶园里，工人既学汉语，也学马来语、爪哇语，连记账本都是三种文字对照。上个月雅加达的纺织厂招工时，会说四种语言的工人优先录用——这才是真的‘文明’，不是靠禁令和集中营。”他瞥了冯·霍约斯一眼，“伯爵先生的德语学校，怕是招不到会说四种语言的学生吧？”
冯·霍约斯的手指攥紧了桌布，双鹰纹章被捏得变了形：“联合帝国的自治领不过是表面文章！朝鲜自治领用汉语印发法律，东瀛自治领的法官必须通过帝都的汉语考试——这和我们推行德语有什么本质区别？”
“区别大了。”海外党副党首亚历山大·格伦维尔推了推眼镜，他刚收到悉尼总部的电报，说澳大利亚联邦的金矿工人用英语、汉语、土着语混合交流，效率反而更高，“朝鲜自治领的稻米出口合同，用韩语和汉语双份签署；东瀛自治领的棉布商标，既有汉字也有假名——他们保留自己的语言，生意反而做得更大。”他翻开随身携带的贸易报表，“去年朝鲜对俄国的稻米出口，用俄语和韩语签合同，比只用汉语时多赚了15%。”
北方党副党首陈宏斌一直没说话，此刻突然敲了敲麦克风：“伯爵先生，北方党在波斯湾的石油站里，既有说汉语的工程师，也有说阿拉伯语的工人，我们给他们发两种语言的工资单。”他指着报表上的“事故率”数据，“语言不通才会出乱子，强行改语言，只会更乱。”他想起勒拿河驻军的军粮供应，朝鲜自治领用汉语和俄语双份清单，从没出过差错，“这不是文明不文明的事，是划算不划算的事。”
德国《总汇报》的记者突然站起来，他的笔记本上记着威廉二世的指示——必须支持奥匈的德语推广：“诸位别忘了，德语是科学语言！柏林大学的物理学论文、克虏伯的钢铁配方，都是用德语写的。波斯尼亚人学会德语，才能用上最新的纺织机、化肥——这难道不是进步？”
这话被印度帝国首相乔治亚公爵的秘书打断，他刚从德里收到电报，说印度的英语学校入学率正在下降，本地语言学校反而更受欢迎：“我们在印度也办英语学校，但从不禁止印地语。孟买的纺织厂用英语和印地语写操作规程，工人效率比只懂英语时高30%。”他晃了晃手里的工资条样本，“上面既有英镑符号，也有卢比符号——强迫人家忘本，最后只会丢了生意。”
冯·霍约斯伯爵显然没料到会被围攻，他猛地站起来，礼服后摆扫过桌上的咖啡杯，褐色的液体溅在报表上，晕开“波斯尼亚”的字样：“够了！”他的声音带着怒意，“波斯尼亚是奥匈帝国的领土，用什么语言，轮不到外人指手画脚！”他指着格利希奇，“塞尔维亚人少管闲事，你们的学校还在用奥匈的教材，有什么资格指责我们？”
格利希奇冷笑一声，从包里掏出一张照片——萨拉热窝的街头，一个波斯尼亚小孩举着写有“我要学母语”的牌子，被奥匈警察推搡：“这就是您说的‘自愿’？上周我在莫斯塔尔看到，一个老农因为在集市上说塞尔维亚语，被罚款20克朗，相当于他三天的收入——这就是您说的‘文明’？”
会议室的门突然被推开，奥匈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走了进来，军刀的挂扣撞在门框上发出巨响。他刚从射击靶场回来，制服上还沾着火药味：“霍约斯，不必跟他们争论。”大公的目光扫过全场，“下个月波斯尼亚的德语学校将增开20所，所有政府职位必须通过德语考试——这是帝国的决定，谁也改变不了。”他盯着鲍里索夫，“俄国人要是再煽动泛斯拉夫主义，我们就在萨拉热窝增派一个师。”
鲍里索夫立刻站起来，手按在腰间的佩剑上：“大公先生，俄国在塞尔维亚有驻军顾问，波斯尼亚的事，我们不会坐视不理。”他想起尼古拉二世的密令——必要时可支持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起义，“你们的德语学校建到哪里，我们的‘文化使团’就开到哪里。”
气氛瞬间凝固，记者们的闪光灯疯狂闪烁，把双鹰纹章和塞尔维亚国旗的影子投在墙上，交织成混乱的色块。冯·霍约斯伯爵趁机宣布采访结束，却被格利希奇拦住：“最后一个问题，伯爵先生。”记者举起手里的斯拉夫语课本，封面被撕去一角，“这本书的作者昨天在集中营里去世了，您所谓的‘文明’，就是这样对待一个写书的人？”
冯·霍约斯没回答，转身跟着斐迪南大公走出会议室，皮鞋在地板上踩出沉重的响声。会议室里，林建斌对陈德康低声说：“这下中南联邦的丝绸可以涨价了，奥匈和俄国闹起来，他们的纺织厂肯定缺原料。”陈德康点点头，在笔记本上写下“给萨拉热窝运一批橡胶护具，用塞尔维亚语标说明”。
陈宏斌望着窗外，北方党在波斯湾的油轮正准备启航，他掏出钢笔在电报上批字：“给鞍山钢铁厂发报，波斯尼亚的铁路钢轨订单，用德语和塞尔维亚语双份合同，价格提高5%。”格伦维尔凑过来看，笑着说：“还是你们北方党会做生意，借着吵架都能赚钱。”
鲍里索夫正给圣彼得堡发电报，上面写着“奥匈计划在波斯尼亚增派军队，建议支持当地塞尔维亚人武装”。格利希奇的钢笔则在笔记本上写下：“明天刊登《德语学校背后的集中营》，附照片”。
会议室渐渐空了，只剩下桌上那张被咖啡浸湿的报表，“波斯尼亚”四个字变得模糊不清。墙角的废纸篓里，扔着冯·霍约斯伯爵没带走的德语课本样本，扉页上印着“文明始于语言统一”，而在课本的内页，有人用铅笔写了一行歪歪扭扭的塞尔维亚语：“我们的话，记在心里”。
傍晚的伦敦街头，斐迪南大公的马车驶过泰晤士河，他对冯·霍约斯说道：“那些记者懂什么？等波斯尼亚的年轻人都用德语写信，他们就会忘了自己是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只记得自己是奥匈公民。”马车窗外，联合帝国的龙旗在风中飘动，旗下的商人正用汉语、英语、马来语讨价还价，声音混在一起，却异常热闹。
伯爵望着那片混乱的声浪，突然觉得心里发慌。他想起早上在波斯尼亚学校看到的情景：孩子们用德语背诵课文时，眼神里没有光，可一旦课间说起斯拉夫语，眼睛就亮得像星星。或许，有些东西，不是课本和禁令能改变的——就像联合帝国的那些自治领，说着不同的话，却比谁都清楚自己要什么。
但他没说出口，只是催促车夫快些回酒店。明天，他还要去参加奥匈商会的晚宴，和英国商人谈波斯尼亚的铁矿出口——合同要用德语和英语写，这是他唯一能接受的“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