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戴眼镜的干部也推了推眼镜，语气委婉但立场鲜明：
“是啊，这个问题很复杂。涉及到分配制度的原则性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
质疑和反对的声音立刻响起，车厢内的气氛瞬间变得有些紧张。
赵振国看向老人。
老人始终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听着双方的只言片语，手指间的香烟缓缓燃烧，灰白的烟灰积了长长的一截。
他的目光深邃，仿佛已经穿透了眼前的争论，看到了更远的地方。
直到争论的声音稍稍平息，他才轻轻将烟灰弹掉，深吸了一口烟，然后缓缓吐出。
他没有直接评价赵振国的话，而是用一种仿佛看透世事的平静语气，对在场的所有人，也是对自己说道：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
“工厂里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解放生产力。怎么解放？光喊口号不行。物质利益原则，是不是就完全是资本主义的？我看，未必。马克思也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他像是在梳理自己的思路，语速很慢。
“小赵同志今天这个比方，打得很糙，理不糙。‘责任’、‘奖励’，这几个词，值得我们好好琢磨琢磨。不要一听‘奖’字，就想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要讲求工作效率，也要让劳动者过上更好的日子。”
他没有做出任何具体指示，但这番话，无疑是为这场争论，也为那“惊世骇俗”的言论，定了调，不扣帽子，允许探索，让实践来检验。
车厢里再次安静下来，反对的干部们陷入了沉思，王新军远远地对赵振国露出了一个如释重负而又充满赞许的微笑。
专列缓缓驶入了此行的重点——一个位于东北的重工业城市。
月台上早已戒严，省市领导们穿着整齐的中山装，神情肃穆地列队迎接。
简单的寒暄后，车队便直接驶向了城西，被誉为“共和国工业长子”之一的，北方第一重型机械厂。
车队驶入厂区，仿佛驶入了一个由钢铁、水泥和红砖构成的庞然巨物的体内。
高耸入云的烟囱寂静无声，并未冒烟。
宽阔到可以并行四辆卡车的厂区主干道两旁，是鳞次栉比、一眼望不到头的巨大厂房。
这些苏式风格的厂房，屋顶高阔，墙壁厚实，门楣上还保留着褪色的红色标语——“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抓革命，促生产”。
气势依旧恢宏，却难掩一种步入中年的疲惫与沉寂。
赵振国跟在随行人员中，走下汽车。
一股混合着铁锈、冷却油、煤灰和陈年灰尘的独特气味扑面而来，这是老工业基地特有的、沉甸甸的气息。
厂党委书记和厂长，两位都是头发花白、面色黝黑的老同志，快步迎了上来，神情激动中带着难以掩饰的紧张。
他们身后，跟着一大群厂里的中层干部。
“首长，欢迎！欢迎您来我们厂检查指导工作！”老书记的声音有些颤抖，握着老人的手久久不放。
老人拍了拍他的手背，目光却已经越过他们，投向了那些沉默的厂房：
“不是指导，来看看，学习学习。走吧，进去看看。”
一行人走进了最大的联合车间。
车间大得惊人，足以容纳几个足球场。
阳光从高处布满灰尘的玻璃窗斜射下来，形成一道道昏黄的光柱，光柱中尘埃飞舞。
无数台庞然大物般的机床、锻压设备、天车，如同史前巨兽般静静地匍匐在阴影里，沉默着，大多数都覆盖着一层薄薄的油污和灰尘。
只有少数几台机器在运转，发出单调而沉重的轰鸣，反而更衬托出整个空间的空寂。
工人们穿着洗得发白、甚至带着补丁的深蓝色工装，三三两两，或站在机器旁，或聚在一起低声交谈。
看到这一大群“上面来的”领导，他们纷纷停下手中的活计，站起身，目光复杂地望过来。
厂长老李在一旁引路，介绍着：
“首长，这是我们厂五三年建厂时，那边援助的五千吨水压机，当时可是亚洲第一！还有那边，是我们自己仿制的龙门铣床，能加工十几米长的工件……”
他的语气带着一种自豪，努力在这些沉默的钢铁巨物身上，寻找着往昔的辉煌。
老人默默地听着，脚步缓慢。
他走到一台显然已经闲置很久的立式车床旁，停下了脚步。
这台车床巨大无比，但导轨和刀架上已经能看到斑驳的暗红色锈迹，像是一道道凝固的伤疤。旁边散乱地堆放着一些半成品工件，也同样锈迹斑斑。
他伸出右手，用指关节，轻轻敲了敲冰冷的、带着锈迹的床身，发出“叩、叩”的沉闷声响。
他抬起手指，看着指尖沾染的那一点点褐红色的铁锈末，良久不语。
整个车间的空气仿佛都随着他这个动作而凝固了，厂领导们的脸色瞬间变得有些不自然。
“李厂长，”老人终于开口，声音不高，却在寂静的车间里异常清晰，“这台床子，是哪年的？”
李厂长赶紧上前一步，毕恭毕敬地回答：
“报告首长，是……是五五年，第一批苏联专家带来的，和我们厂同龄。”
“二十三年了。”老人轻轻说了一句，像是陈述，又像是叹息。
他将指尖的铁锈末轻轻捻掉，目光扫过车间里更多处于闲置或低效运转状态的设备，“这些老伙计，为我们国家的工业建设，立过汗马功劳。可它们，也老了，累了。”
他转过头，看向李厂长和书记，语气平和，却带着一种直抵核心的锐利：
“我这一路看过来，也在想一个问题。我们很多厂子，机器还是这些机器，厂房还是这些厂房，工人还是这些勤劳肯干的工人。可为什么，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成本越来越高，质量却有些跟不上？有些产品，放在仓库里，成了积压品。这，是为什么？”
这个问题，比在专列上问得更加具体，也更加尖锐。
它直接指向了计划经济体系下，企业只关注产值、不关注市场和效益的致命弊端。
李厂长的额头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他张了张嘴，习惯性地想汇报产量和完成计划的百分比，但看到老人那双仿佛能洞悉一切的眼睛，又把话咽了回去，脸色憋得通红，最终化作一声无奈的低语：
“我们……我们一直是严格按照国家下达的计划生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