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阁臣们走后，太子太孙和太子妃也都赶来西苑了，他们原本以为朱载坖的身体出现了问题，所以赶紧赶来，但是朱载坖并没什么身体上的问题，朱载坖将太子召入无逸殿之内，父子两人深谈起来，朱载坖也直接说明自己的意思，自己原本确实是打算内禅的。
太子连忙劝阻，认为内禅不可，朱载坖也说道：“辅臣和军机大臣们也不同意，朕故而暂息此念，今日召你来，不是为了这些事情的，而是和你讲讲古事的。”
朱翊釴赶紧洗耳恭听，朱载坖问道：“古来圣主，多言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此严得之。以唐太宗之神武，不免方士之欺，玄宗之睿断，卒有安史之乱，其缘由为何啊？”
面对朱载坖的这个问题，朱翊釴也有些不好解释了，见朱翊釴不说话，朱载坖笑着说道：“太子，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此言中之也。”朱载坖认为，即便是历史上的这些昏君暴君，也很少是从一继位就想当昏君暴君的，而一些所谓的明君，在他执政的末期，其实已经是多有昏庸之举了。
魏征就曾经上疏说过：““一二年来，不悦人谏，虽勉勉听受，而意终不平，谅有难色。”说明当时的太宗皇帝已经是有些骄横之举了，其实在贞观末年，李世民的很多举措都是非常之不妥的，但是他没有任何改观，全无贞观初年的明君气度，变本加厉地以自我为中心，一意孤行，建飞山宫。刚开始就警告群臣：“若不为此，不便我事。”并且为自己狡辩道：“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翻译过来，无非是说：老百姓都是贱骨头，应该给老子当牛做马。这简直是强盗逻辑，明摆着叫满朝文武乖乖地闭嘴。
谏臣刘洎，官拜门下省侍中。贞观十九年，李世民怀疑刘洎背后褒贬自己，便抓了个“谋执朝衡”的罪名，逼刘洎自杀了。贞观二十一年，李世民嫌京城闷热，便在临潼骊山顶上修建了翠微宫。三个月之后，又指责宫室小气，辱没大唐威仪，便重修玉华宫。一系列的营造之举，劳民伤财，和之前励精图治的形象完全不一样了。
难道李世民不知道这些举措对于百姓的伤害多大吗？他心里是很清楚的，其临终前一年，他亲自为太子李治撰写《帝范》十二篇，其中明确写道：“吾居位以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也。勿以为善而法之。”
显然，皇帝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他本人可以倒行逆施，对儿子就要说实话了。他希望李治不要效仿自己，做个贤明的君主，必须有节制、有约束。唐玄宗也是如此，他早年间一样是英明神武，绝对的明君，对于臣子也能够做到推心置腹，一手创造了开元盛世，但是享国日久，一样的故态复萌，只不过他的运气没有李世民好，直接整出了安史之乱，所以对于这些明君，确实是很难做到善始善终的。
这点不管是朱载坖还是朱翊釴其实都是很清楚的，他们都是接受过讲官的教育，这些东西也确实是确实存在的，即便是这些所谓的明君圣主，在位日久，一样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朱载坖其实看的是很清楚的，当皇帝，尤其是当一个好皇帝，实在是太累了，每天除了批阅不完的奏疏就是各种召见，没有任何个人时间，毕竟天下都是你的，你不操心谁操心？
当有强大的外部压力或者是已经出现了颓势的时候，皇帝还能够自我勉励，勤政爱民，压制自己的欲望，但是一旦在位时间长久，并且取得了一系列的功劳之后，虚骄自满的情绪是不可避免的出现，毕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种舍我其谁的感觉自然是极好的，到了这种情况之下，很少有皇帝还能够把持得住自己的，毕竟自己励精图治了一辈子，享受享受又怎么样？
绝大多数的皇帝都是这么想的，自己不过修个宫殿，选几个美人，算的什么事情？所以朱载坖认为皇帝在位久了，未必是什么好事情，当然，频繁的更易皇帝对于国家的伤害更大，而且一旦年纪上来了，体力、精力等各方面都难以支持皇帝再勤勉的处理政务，这点朱载坖的感受是很深的。
十年之前，朱载坖批答奏疏，召见重臣，都是极为迅速的，但是到了现在，每日处理奏疏都是要加班加点，很少有时间去召见重臣，所以朱载坖放权给太子，一来是培养太子、太孙的政治能力，二来就是减轻朱载坖本人的压力，这点也是很重要的。
更何况到了现在，朱载坖认为，自己也算是将大明从危机之中拯救出来，后继之君只要不是太离谱，朱载坖认为也不至于一下子就把大明给送了，而且真要是再遇上一个朱由检，朱载坖也只能表示天意如此，徒唤奈何。所以朱载坖现在希望的就是两件事情。
第一，给后世和大明打个样，皇帝既要学会揽权，也要学会放权，第二就是要培养大明的继承人，这点在朱载坖看来是很重要的，虽然大明也很重视储君教育，但是大明的储君教育是教而不育，讲官们向储君教授经史和各种政治技巧等，但是在储君真正登基之前，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从宣宗以后的太子们，往往在登基即位之前，根本没有接触政务的机会。
朱载坖认为，这点是极为不妥当的，储君在即位之前，必须有相关的政治经验，才能够保证储君在即位之后能够游刃有余的处理政务，同时不被一些奸邪小人所欺骗，这点是非常之重要的，不仅仅是政务，军务也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军务的敏感性实在是太强，即便是朱载坖，也不敢轻易放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