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边市郊，移民局临时拘留所的灯光惨白。王红梅坐在冰冷的铁床边，背脊挺得笔直——这是她从小养成的习惯，哪怕内里早已千疮百孔，面上绝不能垮。
十二个小时，没水，没食。皮肤因为粉底干裂发紧，但她脑子里转的只有一件事：林凡。乌那隆寺回廊里，那个男人平静到令人心悸的眼神，像一面照妖镜，把她这些年精心构筑的一切都映照得可笑。
“看走眼了……”她舌尖舔过开裂的下唇，尝到一丝血腥味，却无声地笑了。不是懊悔，而是一种近乎兴奋的寒意。她这辈子，最恨的就是看走眼。
记忆，像失控的潮水，冲垮了理智的堤防，将她拖回那个她拼命想逃离的起点。
红梅，生在云南边境一个谈不上是镇还是村的地方。
父亲是个蹩脚的小生意人，常年在外倒腾些山货茶叶，回来时要么醉醺醺地带回一点微薄利润，要么就是一身债务和脾气。母亲是典型的传统女人，懦弱，劳碌，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比她小五岁的弟弟身上。红梅是长女，从记事起就懂得“资源有限”是什么意思——好吃的、新衣服、甚至父母偶尔的笑脸，都理所当然地倾向弟弟。
她聪明，读书时成绩总是拔尖。但初中毕业那天，父亲把烟头摁灭在桌上，看也没看她摊开的录取通知书：“女娃读那么多书有啥用？早点嫁了，咱们村里王麻仁村里最能赚钱的。你嫁过去也可以帮衬下家里”
“爸！他都已经三十多了，刚死了老婆。你就让我嫁过去？”她发出惨烈的嚎叫
她僵直地站在原地，像一株被 sudden 的冰雹砸蔫的幼苗，所有的生机与朝气都在瞬间冻结、碎裂。那张曾被她小心抚平、承载着未来与希望的录取通知书，此刻在桌上苍白地摊开着，却仿佛成了一张祭奠她青春的讣告。
她的眼睛瞪得极大，漆黑的瞳孔里却空洞得可怕——先是难以置信的震惊，像玻璃被重锤击出蛛网裂痕；随即，那裂痕深处涌出滚烫的、近乎实质的绝望与愤怒。泪水没有立刻落下，而是在眼眶里蓄成一片濒临决堤的、颤抖的湖。她张着嘴，刚才那声惨烈的嚎叫似乎抽干了她肺部所有的空气，只剩下无声的、剧烈的喘息，肩膀随着每一次呼吸剧烈起伏，像溺水者挣扎着想要抓住一丝空气。
她的手指紧紧攥着洗得发白的衣角，指节捏得发白，微微颤抖。那不是害怕的颤抖，而是一种被强行拖拽、被剥夺、被背叛的剧痛所带来的生理性战栗。她能感觉到自己聪明的大脑——那个曾解出最复杂数学题、读懂最深奥文章、为她赢得无数赞赏与骄傲的地方——正在发出尖锐的鸣响，与父亲那句轻描淡写却残忍无比的话剧烈冲撞着。
而母亲在一旁搓着衣角，嘴唇动了动，最终只化为一声叹息。
婚姻的当天，十六岁的她。揣着母亲偷偷塞给她的两百块钱和缝在内衣里的身份证，瞒着父亲坐上了去昆明的长途汽车。窗外是迅速倒退的贫瘠山峦，她心里没有离乡的愁，只有一股烧灼般的狠劲：她要出去，要挣很多钱，要用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昆明，她刷过盘子，摆过地摊，在服装厂流水线上像机器一样重复了成千上万遍同一个动作。 手指被针扎破，被布料磨出血泡是常事。她长得不差，甚至算得上清秀，但那股子过早洞悉世情的冷硬气质，让不少想占便宜的男人望而却步。她瞧不起流水线上谈情说爱的小姐妹，觉得她们愚蠢。她观察领班，观察老板，观察那些来去匆匆的批发商，默默学习他们说话的腔调、处事的方式，以及如何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
转折发生在二十一岁，在昆明一家拥挤嘈杂的旅店当服务员时。
这一天来了位客人，姓陈，做玩具外贸，工厂在揭阳。他四十多岁，身材保持得不错，话不多，眼神里有种长期经商沉淀下来的精明和疲惫。他不是常客，但每次来都住最好的房间，一住就是小半个月。
红梅（那时她还叫王红梅）注意到，陈老板看她的眼神不同。不是普通男人那种带着欲望的打量，而是一种评估，像在审视一件物品的质地和潜在价值。他会叫她送晚饭到房间，偶尔闲聊几句，得知她家里有个被寄予厚望却成绩平平的弟弟，父母指望她这个姐姐“扶持”时，他会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陈老板离开的前夜，叫住了收拾房间的她。房间里烟雾缭绕。
“小王，跟你商量个事。”他开门见山，潮汕口音很重，“我老婆身体不行，生不了孩子。我家里需要个儿子继承香火。”
红梅的心猛地一沉，手指掐进了掌心。
陈老板摆摆手，语气平淡得像在讨论货品价格：“你先听我说完。跟我，不算亏待你。你在深圳，我给你安个家，两套房，写你名。两年时间，如果你肚子争气，生个儿子，我再额外给你一笔，够你在老家给你父母起栋像样的房子，让你弟弟风风光光娶媳妇。如果生不了，或者生的是女儿，房子也归你，我们好聚好散。你考虑一下。”
那晚，王红梅在宿舍硬板床上睁眼到天亮。尊严？爱情？在生存和改变家族命运的可能性面前，轻飘飘得像灰烬。她想起父亲那天的表情，母亲卑微的叹息，弟弟理所当然的索取。她想起自己这些年在流水线、在餐馆、在旅店受过的所有委屈。
第二天清晨，她眼底带着血丝，敲开了陈老板的房门。“我同意。但我有几个条件……”
交易达成。
陈老板说话算话。她在深圳有了两套不大但地段不错的公寓，产权证上清清楚楚写着“王红梅”。她也确实“争气”，第二年就生了个健康的儿子。陈老板欣喜若狂，视若珍宝，当即兑现了巨额承诺。
儿子满周岁后，陈老板带着孩子回了揭阳，交给正妻“抚养”（这是他们协议的一部分）。他和红梅的关系迅速冷却，变成了纯粹的、偶尔的经济往来。他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继承人，延续了香火；她得到了第一桶金和彻底的自由，以及一颗被现实锤炼得无比坚硬的心。
卖掉深圳的两套房，手握两百多万现金的王红梅，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红姐”。
她先是在广州，利用这笔资金和人脉，开了一家看似正规的“高端国际婚恋介绍所”。她太懂那些急于寻找出路的女孩子，也太懂那些有特殊需求的男人的心理了。她眼光毒辣，手腕灵活，撮合了几桩利益可观的跨国婚姻后，迅速积累了口碑和财富。
但国内市场竞争逐渐激烈，监管也趋严。一次偶然的机会，她接触到了柬国市场。这里经济相对落后，许多家庭愿意让女儿嫁给“条件好”的外国人以改善生活；而国内，确实存在一部分像曾经的陈老板那样，或有传宗接代压力，或对婚姻有其他特殊诉求的客户。这里的信息差更大，操作空间更广阔，利润也更丰厚。
“红线缘国际婚恋”的金字招牌在柬国竖立起来。十年深耕，她精通当地语言，织就了一张覆盖移民局、警察局、地方势力的复杂关系网。她懂得如何包装女孩，如何拿捏客户，如何平衡各方利益。她成了这个灰色地带说一不二的“红姐”，冷酷、高效、令人畏惧。
直到，她遇见了林凡——这个从一开始，就让她的“识人雷达”发出微弱警报的男人。
记忆闪回第一次跟林凡见面。林凡穿着普通，沉默寡言，翻看她那本精心制作的“新娘相册”时，大部分人都或急切或挑剔，唯有他，在翻到玛雅那页时，手指停顿了。那不是惊艳，而是一种沉重的凝视。他甚至低声重复“玛雅”这个名字，语气没有陌生，只有复杂的确认感。
当时红姐心里就划过一丝异样。后来在金边与玛雅的集体见面，她特意观察，其他男人都在评估这家人有多穷、彩礼能压多低，只有林凡，目光深沉地落在玛雅身上，那眼神让她莫名心悸——那不是评估商品，更像是在完成某种仪式。
“这是个变数。”她当时想。但随后林凡在村里表现出的“拮据”和“困窘”，又让她放松了警惕，将他归类为“运气好的穷小子”。
直到今天，在乌那隆寺，皇家卫队的皮靴声为她致命的误判敲响了警钟。
拘留所的门开了，看守面无表情地通知她将被延长拘留。红姐什么也没说，只是慢慢褪下手腕上那块镶钻的卡地亚手表——这是她少数几件用来撑场面、也提醒自己出身价值的真货之一。
“让我打个电话，”她把表递过去，声音平静，“这个归您。”
电话接通，她用流利但冰冷的柬语吩咐：“是我。两件事：一，让坤差局长马上放我出去；二，集中所有人脉，查一个叫林凡的中国人。我要知道他来柬国之后每一分钟的行踪，接触过的每一个人。重点查清楚，他在看到我那本相册之前，到底认不认识玛雅！”
挂掉电话，她坐回阴影里，眼神像潜伏在深潭下的鳄鱼。
而此刻，在拘留所外，她布下的网已经悄然收紧。针对林凡的调查全面启动，甚至，她的人已经再次潜回了那个宁静的村庄，目光投向了林凡最珍视的家人——玛雅和那座崭新木屋。风暴，从未真正离去，它只是换了个方向，即将以更凶猛的姿态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