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梅心里的恨，像一锅在文火上慢炖的浓汤，日夜不停地咕嘟着，越来越稠，越来越烫。这恨里，混着对桂芳的心疼，但更多的，是一种被灼伤的、火辣辣的羞耻。“自己的老婆给人家侮辱了，自己一点也没有面子”——这个念头像毒蛇，盘踞在他心头，时不时就抬头咬他一口。
从此，火车站成了他的猎场，也是他的炼狱。
他不再是漫无目的地游荡。他开始总结“规律”：哪些角落最隐蔽，哪些时段人流量大又便于下手，哪类人最可能是目标。他甚至在心里默默勾勒那两个混蛋的画像，把他们可恶的嘴脸一遍遍加深。他像一个偏执的侦探，在茫茫人海中搜寻着那两个虚无缥缈的幻影，而这幻影，早已和他内心的屈辱焊在了一起。
这天晚上，乌云遮月，空气黏湿得让人喘不过气。老梅照例在出站口附近逡巡。突然，他眼神一凛——又是那两个身影！花衬衫，吊儿郎当的步态，正凑在一个背着双肩包、一脸迷茫的年轻女孩身边，一左一右，几乎要把她夹在中间。
就是他！就是他们！老梅的血液瞬间沸腾，所有的理智都被烧断。他甚至没有注意到，这次的两个人，身形和他记忆、想象中有些微的差别。仇恨和先入为主的判断蒙蔽了他的眼睛。
“畜生！看你们往哪儿跑！”
他低吼一声，从斜刺里猛冲过去，一把揪住高个子的衣领，用尽全身力气将他掼倒在地。另一个矮壮的反应过来，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一拳挥来。老梅不闪不避，脸上硬生生挨了一下，火辣辣的疼，但这疼痛反而激起了他更凶悍的蛮力。他像一头受伤的野兽，死死缠住高个子，拳头、指甲、牙齿，能用上的全用上了，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抓住他们！撕碎他们！
场面一片混乱。女孩的惊叫，路人的避让，混混的咒骂，老梅粗重的喘息交织在一起。
“妈的，碰上疯子了！弄他！”
老梅毕竟年纪大了，又寡不敌众，很快落了下风。脸上、肚子上接连挨了好几下，他被掀翻在地，雨点般的踢踹落在他的背上、腿上。疼痛让他蜷缩起来，视野开始模糊。
“住手！干什么呢！” 一声洪亮的呵斥传来。
是巡逻的车站警察来了。两个混混见势不妙，骂了一句，迅速钻入人群溜走了。
老梅躺在地上，浑身剧痛，嘴角淌着血沫子。他没能抓住他们，又一次。失败的耻辱比身体的疼痛更甚。一个警察蹲下来想扶他。
“老师傅，怎么回事？为什么打架？”
老梅紧闭着嘴，别过头去。怎么说？他能说什么？说他为了找回面子，单枪匹马来抓骚扰他老婆的流氓，结果被打得像条死狗？他开不了口。那点可怜的自尊，让他选择了沉默。
警察见他伤得不轻，准备叫救护车。老梅挣扎着爬起来，一瘸一拐地就要走。
“老师傅，你得跟我们回去做个笔录……”
“不用了！” 老梅几乎是低吼着打断，头也不回地扎进夜色里，“我自己的事，自己扛！”
……他踉跄着走回家，身上的伤火燎般地疼，但心更冷。推开家门，温暖的灯光下，桂芳正在收拾碗筷。看到他这副鼻青脸肿、衣衫不整的模样，桂芳手里的盘子“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她的脸瞬间煞白，冲过来，手颤抖着，想碰又不敢碰他的伤口。
老梅突然从床上坐起来，一身汗，原来是一场梦。回头看了一眼老婆桂芳，正在均匀的打着鼾声……
老梅看着桂芳。才几天功夫，她就像一株失了水分的花草，蔫蔫地靠在雪白的枕头上，眼窝下有浓重的青影。偶尔，睡梦中的她会猛地抽搐一下，喉咙里发出模糊不清的呓语，像是被什么无形的东西扼住了呼吸。老梅赶紧伸手，轻轻拍着她的背，让他心里一阵阵发紧。
派出所的民警来过几次，态度是好的，记录是详细的，但眉头也是越锁越紧。“老梅同志，我们调取了案发地周边所有能调取的监控，”年轻的那个姓张的民警指着电脑屏幕上的地图，“你看，这里，这里，还有这里，都是盲区。那两个人…很狡猾，他们对这一带非常熟悉，走的路线完美避开了主要摄像头。”
屏幕上，模糊的人影、晃动的车灯、闪烁的广告牌，交织成一片毫无意义的混沌。老梅瞪大眼睛，一帧一帧地看，看得眼球发胀，太阳穴突突直跳，却始终找不到那两个清晰地、可以被指认的身影。他们像两个幽灵，融入又消失在城市的背景噪音里。
“我们还在排查，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张民警合上笔记本，语气带着公式化的安抚。
老梅点点头，没说话。他知道警察有警察的流程，有更多更重要的案子。可他等不了。每当夜深人静，桂芳惊惧的眼神和那晚她衣衫褴褛、浑身尘土的样子就会在他眼前交替闪现，一种混合着愤怒、心疼和巨大无力感的情绪，像藤蔓一样绞紧他的心脏，让他喘不过气。
他不能就这么干等着。
一个念头，如同黑暗中破土而出的毒芽，在他心里疯长——他得自己去找。
老梅的“寻仇”行动，是从那个睡梦惊醒后，他进一步深入分析，是不是老天托梦给自己，要去找这两个狗日的。
城市尚未完全苏醒，天空是沉闷的铅灰色。火车站广场上，只有早班公交进站的喘息声和零星拖着行李、睡眼惺忪的旅客。老梅穿着一件半旧的深色体恤，手里紧紧攥着他那部屏幕已有裂痕的智能手机，躲在一个广告牌投下的阴影里。
他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扫过广场的每一个角落。根据桂芳零碎、混乱的描述，目标一个是“胖胖的，肚子有点腆”，另一个是“瘦高个，像根竹竿”。口音？阿香痛苦地摇头，说不清，只记得声音粗哑难听。
这范围太广了。广场上，符合“胖”或“瘦高”特征的男人比比皆是。那个拖着黑色拉杆箱、满脸油汗的中年男人，像；那个蹲在花坛边抽烟、眼神四处瞟荡的黄毛青年，也像；甚至那个穿着制服、正打着哈欠的保安，那微胖的体型在老梅眼里也瞬间变得可疑起来。
他举起手机，调整焦距。镜头有些抖动。他并非习惯于偷拍的人，做这事时，心里有种做贼似的虚怯，但更多的是一种近乎悲壮的决绝。“咔嚓”，“咔嚓”，快门声轻微，在他听来却如同惊雷。他记录下那些可能的侧脸、背影、走路的姿态。
白天，他照常去厂里上班。新工厂建设也是千头万绪，让他心里更加烦躁。
老梅最近尽量避开所有应酬。下班铃声一响，他就奔赴火车站。下午和傍晚，这里的人流更加复杂，小贩、旅店拉客的、骗子、真正的旅客…各色人等混杂，空气中弥漫着泡面、汗水和劣质香水的混合气味。老梅在人群中穿梭，感觉自己像一滴水，试图从一片浑浊的海洋里，找出另外两滴特定的、带着罪恶标签的水珠。
晚上回到家，他草草扒几口饭，就迫不及待地坐到桂芳身边，把手机里的照片和视频一张张、一段段放给她看。
“桂芳，你看看这个，今天在东广场拍的，那个穿蓝条纹的，胖不胖？”
“还有这个，瘦高个，在售票窗口那边晃悠半天了…”
“这个背影呢？有没有一点眼熟？”
手机屏幕的光映在桂芳脸上，她的眼睛努力地睁大，仔细分辨着。起初，她还带着一丝希望，看得非常认真。但看多了，那些陌生的、扭曲的、模糊的面孔开始重叠，让她头晕目眩。恐惧和无法准确回忆的挫败感再次袭来。
“我…我不知道…”她的声音带着烦躁，“好像…好像有点像，又好像不像…，我真的…真的记不清了…”她用手捂住脸，肩膀开始轻微耸动。
老梅的心，随着她的话语，一点点沉下去。他收起手机，笨拙地搂住妻子的肩膀，“没事，没事，看不出来没关系，我们慢慢找，总会找到的。”这话，是说给桂芳听，更是说给自己听。可那“总会找到”的信念，在日复一日的徒劳中，正被磨损得越来越薄。
派出所那边，每隔几天老梅就会打个电话过去询问进展。接电话的有时是张民警，有时是别的警员，回答大同小异：“还在查，有线索会通知你。”后来，对方的语气里也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不耐烦。
“老梅啊，你这样天天打电话也解决不了问题。”有一次，张民警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要不，你自己有空再来看看监控？我们确实人手有限。”
老梅请了假，又一次坐在了派出所那间小小的监控室里。屏幕上分割出无数个小画面，记录着这个城市角落的日常。他盯着那些画面，眼睛酸涩得直流泪。他看到拥挤的人潮如何像水流一样漫过街道，看到小偷偷窃的瞬间，看到情侣当街争吵，看到无数的悲欢离合在上演。可偏偏，找不到那两个人的任何清晰踪迹。他们就像从未存在过。
希望，像肥皂泡，一个接一个地破灭。
他的寻仇行动开始变味。最初的目标明确，渐渐变成了一种机械的、偏执的习惯。他不再仅仅寻找“胖胖的”和“瘦高个”，任何行为稍有异常、眼神有些闪烁的人，都会引起他的警觉，成为他镜头捕捉的对象。他的手机内存频频告急，不得不忍痛删除了一些阿香和女儿的照片，腾出空间来存储这些“嫌疑犯”的影像。
他的生活节奏完全被打乱。清晨五点起床，带着一身露水寒气回家，匆忙吃口早饭去上班；下午下班直接扎进火车站，直到夜色深沉才拖着灌了铅的双腿回来。他瘦了，眼窝深陷，颧骨凸出，身上总是带着火车站那种特有的、混杂不洁的气味。
桂芳看着心疼，又害怕。她端上热饭菜，小心翼翼地劝：“老梅，要不…算了吧？警察不是说在查吗？你这样…我害怕…”
“算了？”老梅猛地抬起头，眼睛里布满了血丝，那里面有一种桂芳从未见过的、近乎凶狠的光，“怎么能算了？！只要他们还在这个城里，我就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
他的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嘶哑。桂芳被吓得噤了声，不敢再劝，只能默默垂泪。她知道，老梅心里憋着一股火，一股不发泄出来就能把他自己烧毁的火。
又是一个徒劳无功的下午。夕阳像一枚咸蛋黄，无力地挂在城市灰蒙蒙的天际线上。老梅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茫然地走在回家的路上。身体的累是其次，那种精神上的巨大空虚和挫败感，几乎要将他吞噬。
路过一个熟悉的街角报亭，老板正在收拾东西准备打烊。老梅的目光无意识地扫过报亭橱窗，那里密密麻麻贴着各种牛皮癣广告——租房、招聘、疏通管道，还有几张略微显眼的“寻人启事”。
其中一张，是寻找一位走失的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打印纸上印着老人慈祥的照片，下面详细描述了走失时的衣着体貌特征，最后一行字写着：“提供有效线索者，必有重谢！联系人：x先生，电话……”
“必有重谢”四个字，像一根细针，轻轻扎了老梅一下。
他鬼使神差地停下脚步，走到报亭前，仔细地看着那则启事。悬赏的金额并不高，或许只是家属的一份心意。但老梅在意的不是金额。他在意的是这种形式——一种发动群众、依靠广泛网络的形式。
一个模糊的念头，如同黑暗中划过的火柴，瞬间照亮了他混沌的脑海。
派出所的力量是有限的，是讲规则、讲证据的。监控的范围是固定的，是有死角的。阿香的记忆是受损的，是不可靠的。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是无头苍蝇似的。
但是……
如果他把他手机里那些海量的“嫌疑犯”照片和视频，用一种方式散布出去呢？如果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些面孔呢？这座城市里，总有人会见过他们，认识他们！就像那张寻人启事一样！
这个想法让他浑身战栗起来，既是因为激动，也是因为一种踏入未知领域的恐惧。他知道这方法很笨，很野，甚至可能惹来麻烦。但这似乎是他眼前唯一能抓住的、主动做点什么的途径了。
他猛地转过身，推起自行车，不再回家，而是朝着另一个方向——城南的电子市场——飞快地骑去。他需要买一个容量更大的手机内存卡，或许，还需要找一家打印店。
接下来的几天，老梅的行动模式改变了。
他依然去火车站蹲守，但拍摄的目的性更强了。他不再漫无目的地拍所有疑似的人，而是开始有意识地观察那些长时间滞留、无所事事、眼神游移、或者频繁进行小额交易（他怀疑是销赃）的人。他试图捕捉更清晰的正脸，记录下他们与其他人的交流，甚至悄悄跟随一段，摸清他们大致的活动范围。他的行为变得更加隐蔽，也更加危险。有两次，他差点被对方察觉，那种警惕、阴鸷的目光扫过来，让老梅后背瞬间渗出冷汗，他赶紧低下头，假装看手机，混入人群溜走。
晚上回家，他不再急着让桂芳辨认。而是将新拍的照片和视频导入到那台嗡嗡作响的旧电脑里。他开始学习简单的图片处理，放大、锐化、调整对比度，试图从那些模糊的影像中扣出更多细节。电脑屏幕上，那些被放大后更显扭曲狰狞的面孔，在昏暗的台灯光下，如同鬼魅。
然后，他开始了第二步。他精选出几十张他认为“可能性最高”的照片，去了离家很远的一家打印店。他要求打印成A4纸大小，黑白，成本低。打印店小妹用奇怪的眼神看了他几眼，也没多问。
拿着厚厚一沓“通缉令”，老梅的心跳得厉害。他选择了几个他认为那两人最可能出没的区域——火车站周边几个管理混乱的城中村入口、几条背街小巷的墙壁、以及几个劳务市场附近的电线杆。
行动选在深夜。他像幽灵一样，骑着车，穿梭在空旷无人的街道上。找到合适的位置，左右看看无人，迅速从怀里掏出刷糊糊的小桶和刷子，三两下刷上，然后把一张“通缉令”拍上去，用手抹平。纸上，是他手动添加的歪歪扭扭的大字：“寻找此人！提供有效线索重谢！”下面留了一个他新办理的手机号码。
整个过程，他的手一直在抖。冷风一吹，刷糊糊在手上结成冰碴，刺骨的凉。但他心里那团火，却烧得更旺了。这是一种逾越规则带来的刺激，是一种将隐秘行动公之于众的快感，更是一种孤注一掷的疯狂。
他知道自己在玩火。这可能侵犯隐私，可能扰乱治安，可能打草惊蛇，甚至可能引来真正的危险。但他顾不上了。常规途径已经走投无路，他只能选择这条危险的“野路子”。
贴完最后一张，天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老梅站在空旷的街口，看着电线杆上那张在晨风中微微抖动的纸张，上面那个模糊的胖脸正冷漠地“看”着这个世界。老梅长长地吁出一口气，白色的哈气在清冷的空气中迅速消散。
他掏出那个只用于联系此事的旧手机，屏幕漆黑，寂静无声。
他知道，他在下一注豪赌。赌这座城市有人认识这张脸，赌人性的贪婪或者正义，赌冥冥中的天理报应。
他握紧了冰冷的手机，仿佛握着一枚即将引爆的炸弹。
等待，开始了。而这一次的等待，与之前那种茫然的等待截然不同。它充满了未知的危险，却也燃烧着一种近乎毁灭性的希望。
他有时会下意识地想找两个帮手……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就被老梅自己狠狠地掐灭了。
“怎么开口？” 他仿佛能听到自己嘶哑的声音：“兄弟，帮个忙，我老婆在火车站被人摸了，我得去把那两个杂种揪出来……” 他仿佛能看到朋友那先是惊愕，继而可能带上怜悯，甚至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蔑的眼神。不，绝对不行！这事关男人的尊严，关他老梅作为丈夫的脸面。家丑不可外扬，这口气，他必须自己挣回来，也只能自己挣回来。单枪匹马，成了他唯一，也是悲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