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济变迁
(公元220—589年)
一、 三国时期的屯田制度
曹操屯田统一中原
东汉末年，黄巾烽火点燃了神州大地，接踵而至的军阀割据与连年征战，将帝国拖入了深重的灾难。人口锐减，土地荒芜，饿殍遍野，粮荒成为悬在各路势力头顶最致命的利剑。正如史书记载：“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
这并非虚言，当时在河北的袁绍军队，一度只能靠采食桑葚维生；在长江淮河一带的袁术，则纵容士兵挖掘蒲草、捕捉螺肉果腹。更有甚者，出现了“人相食”的人间惨剧，一石谷的价钱竟飙升至五十余万钱，昔日繁华的州里化为萧条之地，景象凄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雄才大略的曹操敏锐地意识到，粮食是立足之本，更是争霸之基。他曾深刻地总结道：“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
他认为，秦国因重视农业而统一天下，汉武帝通过屯田策略安定了西域，这些都是值得效仿的成功范例。于是，曹操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在许下首倡屯田，招募流民，将荒芜的无主土地收归国有，分发农具与耕牛，实行“计牛输谷”的分成制。官府提供土地与生产资料，农民按所用官牛的数量缴纳相应比例的粮食作为租赋，丰年共饱，荒年官府亦有储备以赈济。这一制度迅速恢复了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不仅解决了军粮问题，更使中原人口得以休养生息。短短数年间，州郡仓廪充积，百姓归附如流，曹操由此“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坚实经济基础。
于是，曹操采纳了羽林监颍川人枣祗的屯田建议，并委任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具体负责推行。首先在许都（今河南许昌）附近招募百姓屯田，第一年便收获谷物百万斛。初战告捷，曹操随即下令在各州郡遍设田官，将所产粮食积贮于当地，以便日后征伐四方时就地取食，免除了长途运粮的劳民伤财之苦。
回顾曹操的崛起之路，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他攻克兖州（今河北、山东部分地区），收编了黄巾降卒三十万，军力因此大增。此后，他又相继消灭了吕布、袁绍等割据势力，并征服了三郡乌桓，势力范围不断扩大。至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更是以汉献帝的名义废除三公，自立为丞相，权倾朝野。尽管在赤壁之战中遭受重创，但他及时调整策略，致力于经营北方内部，西进关中，平定陇右，最终使中原地区得以统一和稳定。这一伟大成功的背后，屯田政策无疑起到了关键性的支撑作用。
屯田政策的成功推行，离不开两位关键人物的卓越贡献——前有羽林监枣祗，后有典农中郎将任峻。正是他们的擘画与实干，使得曹操在与北方群雄的混战之际，能够独树一帜地推行大规模屯田，从而迅速恢复了农业生产。枣祗不仅提出了核心构想，还创造性地命令地方官将官牛出租给农民，鼓励他们独立生产，并将其纳入郡县的编户齐民，这在当时是极具远见的举措。同时，他利用收编的黄巾起义军资业——包括大量的黄巾士卒及其家属，以及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无业流民，将他们加以组织和编组，极大地扩充了屯田的规模。
在枣祗的规划下，曹操的屯田事业不仅有面向军队的“军屯”，更创立了面向百姓的“民屯”。军屯以佃兵或屯兵为主力，他们且耕且战，是军队粮食的重要来源；民屯则以屯田客、屯户为主体，他们专门从事农业生产。所谓“募民屯田许下”，便是招募而来的屯田户。这些屯田客最初可能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但相比于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生活，稳定的耕作环境和基本的生活保障对他们仍具有吸引力。
经过数年的苦心经营，曹操统治下的地区呈现出“所在积粟，仓廪皆满”的喜人景象。史称“军国之饶，起于枣祗而成于任峻”，这句话高度概括了两位功臣的功绩。枣祗奠定了屯田制度的坚实基础，任峻则在此基础上加以完善和推广，使其发挥出最大效益。曹操能够统一中原，枣祗与任峻两人的功绩实在是不可磨灭。他们所推行的屯田制，不仅在当时解决了燃眉之急，其蕴含的国家干预经济、组织大规模农业生产以保障国家安全的思想，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