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菠萝包，像有了生命一样。
从他筷子间蹦出去，正好掉进隔壁桌老伯的粥碗里。
“噢，我的天！”
阿特金森赶紧起身道歉，手忙脚乱中，他愣是用筷子，戳着他掉落到人家粥碗里的包子。
可偏偏还碰翻了自己的奶茶。
张振和林倾霞对视一眼，强忍着笑帮忙收拾残局。
但有趣的是，那位老伯不仅没生气。
反而哈哈大笑，用港式普通话，安慰阿特金森。
“没事没事，菠萝包配粥，新食法啦！”
这段小插曲，反而让气氛活跃起来。
阿特金森在窘迫之后，也放松地笑了：“看来我在哪里，都会制造混乱。”
下午，张振带他去探访，几位战争幸存者。
在深水埗的一间旧屋里，九十岁的陈伯，讲述了他1941年香港沦陷时的经历。
“日本兵来了，我们躲在山里。我阿妈带着我们六个兄弟姐妹，每天就靠挖野菜、偷红薯活下来。”
陈伯的声音平静，但每一句话都沉甸甸的。
“最细的妹妹病了，没药医，走的时候才五岁。”
阿特金森认真听着，时不时在本子上记录。
当陈伯说到他们，战后回到已被炸毁的家。
从废墟里挖出，半个铁皮玩具车时，这位喜剧演员的眼眶红了。
“那半个玩具车，我现在还留着。”
陈伯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生锈的铁皮小车。
只有前半部分，“我妹妹生前最喜欢的。”
离开陈伯家后，阿特金森沉默了很久。
“这就是我想拍的东西。”
他终于开口，“不是宏大的战争场面，而是这些...半个玩具车，每天寻找食物的母亲，在废墟中努力活下去的普通人。”
接下来的几天，阿特金森跟着张振团队，走访了更多地方。
调景岭的难民聚居区、收藏战争文物的私人博物馆、甚至参加了二战老兵每月一次的茶聚。
他也在适应香港生活的过程中，闹出更多笑话：
试图用粤语点菜，结果点了一堆，自己不敢吃的东西；
在拥挤的旺角街头迷路，靠着一张写着“星时代剧本创意有限公司”的纸条问路回来；
尝试坐天星小轮时，差点把相机掉进维多利亚港...
但这些“憨豆时刻”，反而让他更融入香港。
市井百姓认出他，不仅不觉得他滑稽。
反而觉得这位大明星，“很亲民”、“好可爱”。
一天晚上，在庙街的大排档，阿特金森突然有了灵感。
“我想到了！”
他兴奋地对张振说，“电影的主角，可以是一个在殖民地生活的英国小人物。战争爆发后，他原本有序的生活被打破。但他用自己笨拙的方式，帮助香港当地人——当然，帮的全是倒忙，但最终，在灾难中，这种笨拙的善意，反而成了连接不同文化的桥梁。”
张振眼睛一亮：“比如呢？”
“比如他试图用英式礼仪，应对炮火——空袭时还要先穿好西装外套，才肯进防空洞；比如他想帮一个中国家庭藏粮食，结果把米藏在了明显得不能再明显的地方；比如他学了几句粤语，但总是用错场合...”
黄沾正好过来，听到这拍案叫绝：“这个好！笑着笑着就哭了！”
顾家辉沉吟：“音乐可以用英国民谣，混合广东音乐的元素，表现文化碰撞。”
陈浩东已经开始画分镜：“主角最后会不会，为了保护那个中国家庭，做了一件他人生中最勇敢的事——尽管方法还是很笨拙？”
“对！”
阿特金森用力点头，“而且这件事可能很小，不改变战局，但改变了几个人的人生。”
接下来的剧本讨论会，成了星时代最欢乐的创作现场。
黄沾，扮演笨拙的英国主角。
用夸张的肢体语言，演示各种“帮倒忙”场景：
教小孩防毒面具的“正确戴法”，结果把自己套进去出不来；
试图用下午茶礼仪，安抚惊慌的民众，结果把茶杯叠成了危楼...
梅艳芳笑到肚子痛：“沾叔，你比憨豆先生还憨豆！”
谭咏麟提议：“电影里可以有些音乐元素吗？比如主角用走调的方式，唱《天佑女王》安抚孩子？”
张国荣补充：“或者他学了一首中文歌，但发音全错，却在最危险的时候唱了出来，意外地鼓舞了人心。”
创意如烟花般迸发，每个人都贡献点子。
两周后，阿特金森离开香港时，剧本大纲已经基本成型。
临行前，他在机场对张振说。
“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特别的经历。谢谢你们让我看到，幽默可以如此有力量，记忆可以如此温暖。”
范佛意犹未尽，他补充道：“尤其是和你们一起创作时，我非常非常开心。”
张振微笑：“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看到反战，可以有另一种表达。”
回到公司，张振召集全员开会。
“电影项目正式启动，暂定名《哄空首席捕鼠官》。”
一只叫“拉里”的猫，加上憨豆先生。
镜头拉回二战时期的哄空。
张振不知道这个组合讲述的故事，能不能获得人们的认同和喜欢。
但他作为一个重生者，在创作过程中，有旁人没有的冒险底气。
他宣布，“同时，嘉年华筹备，进入最后阶段。另外，‘记忆计划’的跨国网络，已经有六个国家加入。”
何芷晴举手：“还有，玛丽亚女士和索菲亚——现在是英格丽女士——下周三在伦敦重逢。bbc想全程跟拍，问我们是否同意。”
“当然同意。”
张振毫不犹豫，“让更多人看到重逢的喜悦，正是我们做这一切的意义。”
散会后，林倾霞和张振留在会议室。
窗外，香港的夜景璀璨如星河。
“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就像在点燃一串串烟花。”
林倾霞轻声说，“不知道哪一朵会飞得最高，但每一朵都在努力照亮夜空。”
张振握住她的手：“还记得我在伦敦说的话吗？历史由胜利者书写，但记忆属于每一个人。”
他望向窗外：“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让普通人的记忆不被遗忘。用漫画，用音乐，用电影，用嘉年华...用所有能用的方式。”
电话响了，是国际长途。
张振接起，听了几句，表情渐渐惊讶。
挂断后，他转向林倾霞，眼里闪着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文化遗产部门，听说了‘记忆计划’。想邀请我们参加明年，在巴黎举办的‘非物质遗产保护论坛’，作为民间记忆保存的案例分享。”
林倾霞睁大眼睛：“联合国？”
张振点头，笑容逐渐扩大。
“看来我们的烟花，要绽放在巴黎的天空了。”
那天晚上，张振做了一个梦。
梦见维多利亚公园的嘉年华，无数烟花在夜空中绽放。
每一朵烟花里，都有一张面孔：
玛丽亚和索菲亚，重逢时泪流满面的脸。
陈伯抚摸半个玩具车时，沧桑的脸。
阿特金森，在庙街迷路时困惑的脸...
烟花消散后，化作点点星光。
落入香江，融入这片，收留了无数离散者的土地。
醒来时，天刚蒙蒙亮。
张振走到窗前，看着这座逐渐苏醒的城市。
七百万人，七百万个故事。
有些被讲述，有些被隐藏，有些正在被书写。
而他们的使命，就是点燃一束束记忆的烟花。
让那些不该被遗忘的故事，在夜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哪怕只是短暂一瞬。
因为瞬间的光亮，有时也足以照亮一个人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