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州的消息,如同一份详尽的病例,摆在了王文韬的案头。韩明的遭遇,周文渊的覆灭,清晰地揭示了地方势力对抗新政的核心手段:利用信息不对称、基层吏治的腐败、以及对民众的蒙蔽与恐吓。
仅仅派巡察司下去,如同派医生去诊断一个全身溃烂的病人,能查出病症,却难以根治。必须要有能直达病灶的药,和能够持续起效的免疫系统。
王文韬再次展现了他超越这个时代官僚的思维。他没有沉浸在处置一个周文渊的快意中,而是立刻召集了心腹智囊与相关部臣,在枢密院进行了一场长达数日的闭门会议。
数日后,数道经过深思熟虑、环环相扣的诏令,再次从京城发出,其目标直指帝国统治的根基——县以下的多村治理体系。
第一道,《里甲新编令》。 彻底改革原有的、早已被豪强势力渗透殆尽的里甲制度。以自然村落为基础,百户为一“社”,设“社长”;十社为一“乡”,设“乡正”。社长、乡正不再由地方推举或胥吏指定,而是由该社、该乡所有成年丁口,以投豆、画圈等简单方式进行公推!公推出的社长、乡正,需报县衙备案,但其主要职责是协助官府传达政令、调解纠纷、并监督税赋的公平摊派,其本身并无征税之权,且每年需向乡民公开社内收支账目。此举,旨在将基层的管理权,部分从胥吏和乡绅手中,归还给乡土社会本身,利用乡土内部的道德力量和相互监督,来遏制过度的盘剥。
第二道,《胥吏考成与俸禄令》。 承认胥吏作为行政体系末梢的重要性,但对其进行彻底规范。规定各县衙胥吏需定期考核,优者赏,劣者汰,打通少数优异者晋升为低级官员的通道(虽然极难,但给了希望)。同时,明确规定胥吏的等级与相应俸禄,其俸银由州府财政统一拨付,严禁再向百姓收取任何形式的“常例”、“手续费”!断其非法收入,予其合法俸禄,虽不能完全杜绝贪腐,却能在很大程度上,将胥吏从“不得不贪”的困境中,拉到“贪则风险巨大”的境地。
第三道,《新政白话告示制》。 要求所有关乎新政的诏令、法规,尤其是清丈田亩、摊丁入亩的具体办法、百姓的权利与义务,必须由各州县聘请精通本地土话的读书人,翻译成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在城乡各处交通要道、集市口,立木牌、贴告示,广泛宣谕,务求家喻户晓。并鼓励百姓对不公之事,依据告示内容,向巡察司或新任的社长、乡正申诉。这是在用最直接的方式,打破信息垄断,开启民智,赋予百姓对抗不法行为的“武器”。
第四道,也是最为狠辣的一道,《隐田举报告赏与自首减罪令》。 明确宣布,鼓励百姓、乃至参与隐匿田亩的胥吏、佃户等,举报隐匿田产行为。一经查实,隐匿田产的一半,将直接划归举报者名下,并免其三年赋税!而对于在规定期限内主动向官府自首,交代隐匿田产并补缴税赋的豪强或协助者,则可视情节减轻或免除其罪责。
此令一出,堪称石破天惊!
它将原本铁板一块的地方利益共同体,瞬间置于猜忌的火山口上。巨大的利益诱惑(可得一半隐田)和沉重的犯罪成本(被告发则可能人财两空),使得隐匿田亩的行为,从“集体受益、风险共担”变成了“人人自危、互相提防”。那些被蒙蔽或被胁迫的佃户,那些参与其中的底层胥吏,都有了反水的强烈动机!
这几道诏令,不再是单纯的行政命令或武力威慑,而是一套组合拳,从组织架构、人员管理、信息传播、利益分配等多个维度,系统性地瓦解旧的地方治理模式,试图构建一个相对透明、有一定制衡、并能调动底层民众积极性的新秩序。
诏令传至洛州,尚未从周文渊倒台中回过神来的地方势力,再次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新的社长、乡正公推在有些地方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甚至械斗,但终究是让一直沉默的大多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胥吏们拿着微薄但稳定的俸银,看着那严厉的考成法和举报令,掂量着收受“常例”的风险,行事不得不收敛许多。
而当那白话告示贴满大街小巷,尤其是那《隐田举报告赏令》的内容传开后,整个洛州的乡村都暗流涌动。昔日帮着家主隐匿田产的庄头、管事,看向彼此的目光都带上了审视;那些租种着隐田却要承担沉重“黑租”的佃户,心中也燃起了不一样的火焰。
韩明的工作,骤然变得顺畅了许多。主动前来提供线索的百姓多了,胥吏的配合度提高了,甚至开始有中小地主主动前来,要求“自首”隐匿的田产,以求宽大处理。
变革的力量,如同春雨,开始真正渗透到泥土的深处。
京城,枢密院内。
王文韬听着来自各地、尤其是洛州的反馈,脸上并无太多得色。他知道,这仅仅是开始,新的制度需要时间磨合,旧势力的反扑绝不会停止,他们一定会寻找新规则的漏洞。
但他更知道,他已经将一颗颗种子,埋在了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这些种子,关乎公平,关乎参与,关乎利益。它们或许弱小,或许会遭遇风雨,但只要阳光(皇权与武力)持续照耀,水分(政策引导)不断供给,它们终将破土而出,长成参天大树,从根本上改变这片土地的面貌。
他看向北方,那里还有张悍,还有边军的问题需要解决。
但此刻,他对自己选择的道路,更加坚定。改造一个帝国,不仅要破,更要立。而他,正在亲手为这个崭新的帝国,打下第一块坚实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