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宣帝刘询以其非凡的政治手腕和务实精神，开创了“孝宣中兴”的盛世，其功业煌煌，足以光耀史册。
然而，天榜画卷以其洞悉历史的深邃目光，在展现这中兴辉煌的同时，也清晰地映照出那盛世光华之下，潜藏的制度性隐患与统治中后期逐渐显现的弊端。
这些隐患，如同白璧微瑕，虽未在当时颠覆盛世，却为西汉王朝的远期命运埋下了伏笔。
宣帝奉行“霸王道杂之”，注重综核名实，信赏必罚，这固然造就了一批干练的“良吏”，但也使得其御下之术不免失之于严苛。
他重用酷吏，如盖宽饶、韩延寿等案，虽有其具体缘由，但处理手段往往激烈。
尤其是司隶校尉盖宽饶，因上书批评时政，言辞激切，触怒宣帝，最终被下有司，引佩刀自刭北阙下。
其“深刻”的统治风格，使得大臣们时有“刺讥辞语”一旦过界，便可能招致杀身之祸，营造了一种紧张的政治氛围。
尽管他赏识赵广汉的才能，但最终仍因广汉侵犯权贵（尤其是审理丞相魏相夫人杀婢案等）过于执着，将其处以腰斩，虽则执法，亦显其维护统治秩序不容挑战的冷酷一面。
对辅政大臣如韩增（韩延寿）等，亦因权力斗争或细微过失而加以诛戮，虽巩固了皇权，却也使得朝堂之上，群臣不免战栗，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治的包容性与活力。
宣帝自身深受霍光外戚专权之苦，故亲政后对外戚颇为警惕。
然而，他同样未能完全摆脱时代的局限。
他重用祖母史良娣家族的史高、史曾、史玄，以及许皇后家族的许舜、许延寿等，并封侯授官。
尽管他在世时能够有效驾驭这些外戚，使其未成祸患，但开启的这道门缝，却为后世外戚的再度坐大提供了可能。
其子元帝即位后，史高便以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成为辅政重臣，外戚势力再次进入权力核心。
宣帝在清除霍氏后，未能建立起有效抑制外戚干政的长效机制，反而因血缘亲疏继续倚重，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隐患。
宣帝与许平君所生的太子刘奭，“柔仁好儒”，与其父“霸王道杂之”的施政理念格格不入。
宣帝对此深感忧虑，曾言：“乱我家者，太子也！”
并一度欲改立“明察好法”的淮阳王刘钦。
然而，终因对许平君的深切怀念与“嫡长”继承制的顾虑，未能废黜刘奭。
这一决定，被后世许多史家视为宣帝最大的失误之一。
果然，汉元帝刘奭即位后，大量重用儒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宣帝的施政方针，西汉王朝的强势局面逐渐转向守成乃至衰落。
宣帝在继承人问题上的情感压倒理性，为“昭宣中兴”的盛世气象难以持续，埋下了最致命的隐患。
宣帝时期推行的一系列经济措施，如常平仓、假民公田等，确实起到了稳定社会、恢复生产的作用。
然而，这些政策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地兼并这一贯穿西汉中后期的社会顽疾。
豪强地主的势力仍在暗中滋长，流民问题也并未根除。
其经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前期“与民休息”政策的累积效应以及其个人的精明勤政，缺乏能够持续抑制兼并、保障小农经济的根本性制度创新。
一旦继任者控制力减弱，社会矛盾便会迅速激化。
匈奴呼韩邪单于的归附，无疑是宣帝朝最辉煌的外交胜利。
然而，汉朝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
对归附的匈奴部众需要大量的赏赐、粮食物资接济，并允许其部众驻牧于汉边塞附近，这在短期内换来了和平，但也带来了长期的财政负担和潜在的边境管理压力。
这种以经济利益换取边境安宁的模式，其可持续性依赖于中央王朝持续的财力投入和强有力的边境控制能力。
浩渺之音最终对汉宣帝刘询的一生功过做出终极评判：
【汉宣帝刘询，起于幽厄，奋发自强，承武、昭之余烈，开中兴之盛世。其清除权臣，总揽乾纲；信赏必罚，吏治澄清；体恤民瘼，仓廪充盈；降服匈奴，威震西域，成就‘孝宣中兴’之不朽功业，使大汉国势达于极盛。其才略之明敏，意志之坚韧，堪称一代英主。】
【然其统治，严苛有余而宽仁稍逊，大臣不免于诛戮；外戚虽抑而复用，遗患于后世；于太子之选，困于私情，未能断然革弊，致中兴之业未能延绵。其政策，多赖人治，少制度性革新，未能根除帝国深层积弊。】
【综其一生，功业赫赫，光照千秋，然其局限与隐患，亦使盛世之下暗流涌动，未能达至‘圣’级之完满无瑕，开创万世太平之基。】
随着总结，天榜金光汇聚，在刘询名号之下，浮现出最终的评分与评语：
【华夏帝王榜·第十一位：汉宣帝刘询】
【评分：圣下】
【评语：中兴英主，雄才大略。自民间崛起，知民生之多艰；秉政二十余载，综核名实，吏治为之一清。降匈奴，置都护，通西域，扬汉威于万里，创昭宣中兴之盛世，功业彪炳，堪称守成令主之典范。然其御下过严，诛戮大臣；外戚之患，未能根除；嗣君之选，失于断决，为后世埋下衰微之种。其功足以至‘圣’，其过亦局限其格，故以‘圣下’定评，既彰其不世功勋，亦显其历史定数。】
“圣下”之评，既是对汉宣帝刘询力挽狂澜、将西汉王朝推向鼎盛之功业的极高肯定，位列“圣”级，亦是对其统治中存在的严苛、隐患与历史局限性之客观指出，故居于“下”品。这位深谙“霸王道杂之”的皇帝，其辉煌的成就与深刻的教训，一同铭刻于青史，供万世品评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