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咏比赛之后，李二才从工友们的闲谈中，慢慢拼凑出张琪的背景。原来她是厂工会张主席的二女儿，上面还有个哥哥张靖，也在工会当干事。这样的家庭在厂里，虽不算大富大贵，但也算是“有头有脸”，足以让张琪比大多数普通工人子弟过得轻松许多。
李二时常在厂区看见张琪。她确实活泼得像只小鸟，穿着当时最时兴的连衣裙，笑声清脆。最让李二印象深刻的是单身宿舍楼后面那个简陋的气球摊，张琪是那里的常客。她端起那种老式的气枪，姿势飒爽，眼神专注，“啪、啪、啪”，枪声清脆，气球应声而破，准头极好。
“老板，再来十发！”张琪扬着下巴，带着点小得意，对摆摊的老头说。
李二远远看着，心里有些羡慕，又有些自惭形秽。那样明媚张扬的青春，是她这样埋头在砂尘与铁水间的女工，可望而不可及的。
后来，听说张琪凭借家庭的关系，调离了艰苦的一线岗位，去了令人羡慕的销售部工作。这原本是条光明大道，却成了她人生滑向深渊的开始。
销售部的经理叫冯安得，是个三十多岁的已婚男人，有点小权，也懂得钻营。他看中了张琪的年轻漂亮和活泼性子，利用职务之便，时常带着她出去“见客户”、“跑业务”。在一次次半强迫的软磨硬泡和权力倾轧下，缺乏社会经验的张琪，最终没能保护好自己。
“琪琪，跟着冯经理好好干，有前途。”当初把她调进销售部的“关系”，还这样嘱咐过她。
然而，这个“前途”却是个巨大的陷阱。当张琪发现自己怀孕时，天都塌了。她去找冯安得，那个平日里对她“照顾有加”的上司，此刻却露出了无赖和怯懦的嘴脸。
“你开什么玩笑？谁知道是谁的？你别想赖上我！”冯安得矢口否认，甚至反过来威胁她，“传出去，你名声还要不要了？工作还想不想干了？”
巨大的恐惧和羞辱淹没了张琪。她不敢告诉家里，更不敢声张，只能独自承受。直到纸包不住火，事情最终还是被张家人知道了。
张主席非常震怒，和张琪的母亲一起找到冯安得，经过一场激烈的争吵与谈判。
“冯安得！你个畜生！你敢搞我女儿！”张主席的咆哮几乎要掀翻屋顶。
“张主席，话不能这么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冯安得试图狡辩，但在确凿事实和张家的压力下，最终选择了“私了”。他拿出一笔钱，作为打胎和“营养费”、“精神损失费”，试图用钱抹平一切。
这场风波看似平息了，却在张琪心里留下了无法愈合的伤疤。厂里没有不透风的墙，风言风语像车间里的粉尘，无孔不入。她觉得自己成了众人指指点点的对象，那个曾经活泼爱笑的姑娘，变得沉默寡言，眼神里失去了光彩。她觉得在厂里再也抬不起头，最终选择了离开。
她去了城里，试图开始新的生活。没有学历和太多技能，她辗转在一些小餐馆、商店打工。后来，不知怎的，加入了专门在丧事上表演的“陀子会”（或称“围鼓”、“坐唱”）。赶着场子，在哀乐与鞭炮声中，为逝者唱那些或悲切或劝善的曲子。那曾经在歌咏比赛中拿过名次的好嗓子，如今在灵堂前婉转，赚取微薄的酬劳，也借此麻木自己。
“张琪那姑娘，可惜了……现在在唱坨子会。”偶尔有知情的工友提起，总是伴着一声叹息。
后来，她嫁给了一起唱坨子会的男朋友，生了一个女儿。生活似乎终于给了她一丝平淡的慰藉。
然而，命运的残酷超乎想象。她生孩子没多久，她一个人在家，遇到小偷摸进家里行窃，没想到遇到张琪在家带孩子。或许是生活磨砺出的倔强，或许是想扞卫好不容易得来的安稳，她与小偷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抓小偷！你把东西还来！”她厉声喝道，言辞激烈，不肯退让。
争执中，那小偷恼羞成怒，竟掏出刀子，对着她连捅数刀。
鲜血染红了她家的大门。等邻居发现奄奄一息的张琪被送往医院，但因伤势过重，抢救不及时，最终没能抢救过来。
这个消息传回厂里时，许多老工友都沉默了。李二正在给八百度的芯盒射砂，听到这个消息，手停顿了一下，灼热的气浪扑面而来，她却感觉心里一阵发凉。她想起张琪在气球摊前那自信飞扬的模样，想起她在舞台上领奖时那矜持而得体的微笑，最终，所有这些鲜活的画面，都凝固成了街头一滩无声的血迹，和工友们口中一句沉重的叹息：
“唉，张琪那姑娘……人没了。死得真惨。”
一个曾经那么鲜活的生命，就以这样一种突兀而惨烈的方式，匆匆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