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二那年，我开始系统学习版本目录学。这门学问要求我们像侦探一样，从版式、字体、避讳、纸张、装帧等细微处，推断出一部古籍的刊刻年代、地域乃至真伪。同学们对着密密麻麻的着录规则哀嚎时，我却觉得这像是一场与古代书匠和藏书家跨越时空的智力游戏。
我的专注点，渐渐落在了那些书籍上非文字的痕迹上——尤其是虫蛀的蠹痕。
起初，它们只是被视为书籍的“伤疤”，是保存不善的证明。但一次偶然的发现，改变了我的看法。那是在比对两部同一版本、不同藏本的《史记》时，我发现它们不仅版刻特征一致，连某些书页上虫蛀的形状和位置都惊人地相似。一个大胆的猜想浮现：这些蠹痕，是否也承载着某种信息？是否可能像年轮一样，记录着书籍流传的路径，甚至环境的变迁？
我将这个想法告诉了导师。他推了推老花镜，沉思良久，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只是说：“学问，有时就需要一点‘痴气’。你去试试看，但要严谨。”
得到了默许，我开始了独自的“蠹痕探微”之旅。我向图书馆申请了权限，调阅大量有明确递藏记录的古籍，尤其是那些同一版本分散在不同藏馆的。我像法医一样，用高倍放大镜仔细观察每一处虫洞的边缘形态、蛀蚀的深度和走向，用相机微距拍摄，在笔记本上绘制详细的痕迹图谱，并标注位置。
这个过程极其枯燥，且进展缓慢。许多时候，对比的结果是杂乱无章，毫无规律。有同学开玩笑说我在进行一项“行为艺术”。但我没有放弃，我相信痕迹不会说谎，只是我们尚未找到解读它们的密码。
转机出现在一个深夜。我正在对比几部明代闽刻的《陶渊明集》，长时间盯着细微的痕迹，眼睛酸涩不堪。我起身活动，无意间将几张不同藏本的蠹痕描摹图叠放在灯箱上。就在那一瞬间，我惊讶地发现，有几处特征鲜明的蛀孔，在不同的描摹图上几乎完全重合！
心脏猛地一跳。我立刻回到工作台，重新进行精确的叠加比对。结果确认无误！这几部分散在不同地域的《陶渊明集》，在流传的某个早期阶段，很可能曾被存放在同一地点，遭受了同一群蠹鱼的“光顾”。这些相似的蛀痕，如同它们共同拥有的、隐秘的“胎记”。
我将初步的发现和严谨的比对图整理成一份简短的报告，交给了导师。他仔细翻阅后，眼中闪过一丝光亮。“很有意思，”他缓缓说道，“虽尚属推测，但提供了一种新的、物质性的视角来看待古籍的流传。继续深入，需要更系统的样本和更科学的分析方法。”
我知道，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验证这个猜想需要更多的证据和更扎实的研究。但那个夜晚，灯箱上重合的蠹痕影像，像一束微光，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我意识到，这些被视为瑕疵的痕迹，或许正是古籍无声的“口述史”，等待着有心人去倾听、去破译。我的芸香之旅，由此深入到了一个更为精微、也更为迷人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