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4月的北海狂风呼啸，冰冷的浪涛拍打着挪威海岸的礁石，也拍打着大英帝国摇摇欲坠的政治根基。
当德国的军舰护送着登陆部队悄无声息地逼近纳尔维克、特隆赫姆等港口，当斯堪的纳维亚的森林被战机轰鸣声撕裂，伦敦唐宁街10号的灯光彻夜未熄，首相内维尔·张伯伦的身影在书房里显得格外佝偻。这场被后世称为“威悉河演习”的军事行动，不仅是德国闪电战的又一次狂飙，更是压垮张伯伦绥靖政策的最后一根稻草。
张伯伦曾坚信，《慕尼黑协议》能为英国换来“一代人的和平”。即便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迫使英法宣战，他依然对妥协抱有幻想，西线“静坐战”的僵局更让他觉得战争可以被控制在有限范围。
但挪威的陷落彻底击碎了这份自欺欺人。德国急需挪威的铁矿石维持战争机器运转，而张伯伦政府直到德军发起进攻前，仍在对是否出兵挪威犹豫不决，最终导致军事部署混乱不堪——海军舰队缺乏空中掩护，陆军登陆仓促无序，各军种各自为战，即便在纳尔维克海战中重创德军，也无法挽回整个战役的败局。当挪威国王哈康七世被迫流亡英国的消息传来，伦敦上下一片哗然，对政府的愤怒与质疑如潮水般汹涌。
下议院的辩论厅内，空气早已凝固成火药。5月7日，“挪威大辩论”正式拉开帷幕，这场原本旨在讨论战事进展的会议，迅速演变成对张伯伦政府的集体声讨。
反对党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率先发难，他的声音冷峻如刀：“三年来，本届政府对纳粹的侵略步步退让，从莱茵兰到苏台德，从捷克斯洛伐克到波兰，如今轮到了挪威！绥靖政策让我们丧失了所有战略先机，军事准备漏洞百出，指挥体系混乱无能，这样的政府已经不配领导这个国家走向胜利！”话音刚落，反对党议员席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连保守党也响起了零星的附和声。
张伯伦坐在首相席位上，脸色苍白如纸。他试图辩解，声称德国的军事准备超出预期，英国已尽最大努力，但这样的言辞在惨败的事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更致命的打击来自他的党内前辈——前首相大卫·劳合·乔治。这位身经一战的资深政治家缓缓起身，目光扫过全场，语气沉重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首相曾呼吁全国人民作出牺牲，但人民的牺牲必须建立在对领导者的信任之上。现在，整个国家都在怀疑，我们的领导者是否真的在为胜利而战。”
劳合·乔治的目光转向张伯伦，一字一句地说道：“我并不认为海军大臣需要为挪威的一切负责，他已经尽了自己的职责。”当丘吉尔起身插话表示愿为海军部的行动负全责时，劳合·乔治摇了摇头，继续说道：“不要为同僚充当防空洞，让他们免于流弹击中。现在不是谈论友谊的时候，国家正处在危亡之际。”他的声音陡然提高，回荡在辩论厅内：“首相应该以身作则，首先作出牺牲——在这场战争中，没有比牺牲自己的职位更能为胜利做贡献的了！”
这番话如同一颗炸弹，彻底点燃了议会的情绪。保守党内部分裂的迹象愈发明显，原本支持政府的议员中，有不少人面露犹豫。
最终的不信任投票结果出炉：政府虽然以微弱优势过关，但相比以往的绝对多数，四十名保守党议员倒戈或弃权的事实，已然宣告了张伯伦政治生命的终结 。走出辩论厅时，张伯伦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立，昔日簇拥着他的同僚们纷纷避开他的目光，空气中弥漫着“改朝换代”的气息。
回到唐宁街10号，张伯伦瘫坐在扶手椅上，窗外的雨丝被风吹得斜斜的，如同他此刻纷乱的思绪。他深知自己已经无法继续领导政府，但仍想为保守党保住权力核心。
在他心中，最合适的继任者并非呼声渐高的丘吉尔，而是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哈利法克斯出身贵族，资历深厚，立场温和，与张伯伦的政治理念更为契合，更重要的是，他是绥靖政策的支持者，能够延续自己的政治遗产。
张伯伦迅速召见哈利法克斯，开门见山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爱德华，”他声音沙哑，“现在的局势需要你站出来，保守党需要你，这个国家也需要你。我会向国王推荐你，组建新的政府。”
哈利法克斯闻言，脸色却变得复杂起来。他沉默了片刻，缓缓摇头：“内维尔，感谢你的信任，但我不能接受。”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远处的白金汉宫方向，“挪威战役证明，这是一个战时内阁，需要的是能够领导全国进行全面战争的领袖。我缺乏军事领域的经验，也没有丘吉尔那样坚定的反FxS立场，无法凝聚各党派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议会和民众不会接受一个继续推行绥靖路线的首相。”
张伯伦仍不死心，反复劝说，但哈利法克斯的态度异常坚决。无奈之下，张伯伦只得召开内阁紧急会议，正式提出由哈利法克斯接任首相。
然而，他的提议刚一出口，就遭到了多数阁员的反对。海军大臣丘吉尔虽然没有直接表态，但他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多年来，他一直是绥靖政策的坚定反对者，早在1933年就警告过德国的威胁，如今挪威战役的失败，更印证了他的远见卓识。
其他阁员也纷纷表示，只有组建跨党派的联合政府才能凝聚全国力量，而工党明确表示，绝不会在哈利法克斯领导下任职，却愿意接受丘吉尔作为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