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秋天的榆林，风像从历史书页里刮出来的刀子，一刀刀削着统万城仅剩的白色城墙。文物保护员老马守在这儿已经第十个年头了，他总说这城墙是活的——有呼吸，有心跳，还有记忆。
老马的儿子三个月前进城打工，再没回来，只寄回一张黑白照片和一封信，说在建筑工地上挣得比守着一堆烂土强。老马没回信，只是每夜提着煤油灯，沿着八百米残墙走三遍，煤油灯的光在风里明明灭灭，把他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像是另一道要倒未倒的墙。
民间传说，统万城是大夏皇帝赫连勃勃征十万民夫所建，城墙用糯米汁拌白土夯成，硬可砺刀斧。城成之时，赫连勃勃杀工匠百人祭墙，从此每有大风，墙中便有呜咽声，千年不绝。县志里轻描淡写记了一笔：“风过白城，声如万马，民谓之‘赫连哭墙’。”
十月初七那夜，风特别凶。
老马像往常一样巡夜，手里提着儿子小时候玩的铁皮拨浪鼓——他总迷信这声音能驱散些不干净的东西。风吹得他几乎站不稳，空气里有股铁锈和干骆驼刺混合的味道。他走到西墙最残破那段时，风声忽然变了调。
起初是低沉的嗡嗡声，像是地底有什么东西在翻身。接着声音拔高，变成马群的嘶鸣，成千上万匹马在狂奔，蹄声震得老马脚底板发麻。他攥紧拨浪鼓，手心的汗把木柄浸得滑腻。
“幻觉，都是风灌进墙缝的声音。”他对自己说，这是县里文物专家给的“科学解释”。
可下一秒，声音又变了。
马蹄声中混入了人声——不是一个人的哭，是成千上万人的哀嚎，男女老幼的哭声拧成一股绳，从墙的每一道裂缝里钻出来。老马听见里面有孩子喊爹娘，有女人尖叫，有老人绝望的咒诅，所有声音都被风撕碎又糅合，最后凝成一句不断重复的匈奴古语，老马听不懂，却莫名知道那意思：
“还我命来——”
煤油灯“噗”地灭了。
黑暗像墨汁泼下来。老马站在原地，浑身僵硬。他感到有冰凉的东西拂过脸颊，不是风，更像是——手指。一只看不见的手，带着千年尘土的气息，轻轻抚摸他的皱纹。
“谁？”他的声音被风吹散。
墙上的白色夯土开始簌簌往下掉，在月光下像下着一场苍白的雪。老马看见土块落地的瞬间，竟溅起暗红色的、粘稠的液体，在沙地上慢慢洇开，像一朵朵开到荼蘼的花。血腥味浓得他几乎呕吐。
他转身想跑，腿却像钉在地上。就在这时，他听见墙里传来一个孩子的声音，清清楚楚用榆林土话说：
“爹爹，墙冷。”
那是他儿子六岁时的声音。那年冬天，儿子就是在这段墙下堆雪人，小手冻得通红，仰头问他：“爹爹，墙为什么是白的？”
老马的心脏像被人攥住了。他知道这是幻觉，可是太真了——声音里的奶气，那个“冷”字微微的颤抖，都和记忆中一模一样。
“狗娃？”他颤声喊儿子小名。
风声忽然停了。
万籁俱寂中，他听见墙里传来清晰的凿击声、夯土声、监工的鞭响、工匠的闷哼。一幕幕场景在他眼前闪现：赤膊的民夫在烈日下捶打白土，有人倒下再没起来；城墙竣工那日，百名工匠被绑在墙根，刀光闪过，鲜血渗进新夯的墙基；赫连勃勃站在城楼上大笑，笑声被风吹散，散成千年不绝的呜咽……
老马瘫坐在地，泪水毫无预兆地涌出。他忽然明白了——这墙哭的不是赫连勃勃的亡灵，是那些无名无姓的建造者、枉死者、被历史遗忘的普通人。他们的血和泪夯进了每一寸土，他们的记忆在每一次风起时苏醒。
而他，守墙十年，却一直只当它是个“文物保护单位”。
风又起了，这次声音温和许多，像叹息，像安慰。月光下，城墙泛着温润的白，不再狰狞。老马慢慢站起身，拍掉身上的土。他走到墙边，伸手抚摸粗糙的墙面，这一次，他感到的不再是恐惧，而是一种沉甸甸的、跨越千年的托付。
第二天，县里派人来，说要开发旅游，想在城墙边建游乐场。
老马第一次跟领导拍了桌子：“这墙不能动！它有魂！”
人们笑他迷信。他不再争辩，只是每夜继续巡墙。风大时，他不再害怕，反而会坐在墙根下，听那些声音。他能分辨出哪个是年轻工匠哼的小调，哪个是母亲哄孩子的呢喃，哪个是老石匠临终前的叹息。他把这些声音记在心里，然后告诉每一个愿意听的人。
儿子终究没有回来，但寄回一包城里的糖果和一张纸条：“爹，我梦见咱家那堵白墙在发光。”
老马把糖埋在墙根下，轻声说：“吃吧，苦了一辈子，该尝点甜了。”
风轻轻拂过，墙发出温柔的呜咽，像是应答。
从此榆林人都说，统万城的哭声变了调——不再凄厉，倒像老人给儿孙讲古，絮絮叨叨，全是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