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出西苑那幽玄静谧的氛围,重返日光之下的紫禁城,林琛只觉得肩头沉甸甸的,仿佛那“便宜行事”的权柄并非虚无的恩宠,而是由最沉重的玄铁铸就,压得他几乎要喘不过气。皇帝的信任如同悬崖边的立足之地,后退一步便是万丈深渊,而前方,是迷雾重重、遍布荆棘的未知险途。
徐阶在宫门外便与他分道扬镳,老首辅只是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拱手道了声“林尚书好自为之”,便登轿离去。那眼神复杂难明,有关切,有审视,或许,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忌惮。
回到工部衙门,那绯红的官袍似乎也失去了往日的威严,反而更像是一种无形的束缚。值房内,王启年早已等候多时,脸上带着得知丹房问对结果后的兴奋与忧惧交织的复杂神色。
“部堂!陛下竟赐下‘便宜行事’之权!此乃旷古恩典啊!”王启年声音因激动而有些颤抖,“如此一来,格物院诸多设想,推行新政诸多举措,便可减少许多掣肘!”
林琛坐在宽大的公案后,手指无意识地划过冰凉的桌面,脸上并无多少喜色:“启年,福兮祸之所伏。陛下此举,是将我置于炉火之上炙烤。以往我们行事,尚有规章可循,有部议可挡。如今这‘便宜行事’四个字,看似权力无边,实则步步惊心。做得好,是分内之事;稍有差池,便是万劫不复。不知多少双眼睛,正盯着我,等着我犯错。”
王启年闻言,神色也凝重起来:“部堂所虑极是。属下刚从通政司得到消息,弹劾您的奏疏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多了,虽都被陛下留中,但……还有,成国公府近日虽无明面动作,但其门下清客、姻亲故旧,在朝在野,议论格物院‘僭越’、‘坏法’之声,甚嚣尘上。”
“意料之中。”林琛冷笑,“他们不敢直接攻击陛下,便将矛头对准了我。这‘便宜行事’之权,便是他们最好的攻击靶子。”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工部衙院内那几株在秋风中略显萧瑟的古柏,“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陛下给了我们机会,就必须抓住。不仅要做事,还要做得漂亮,做得让人无话可说!”
他猛地转身,目光重新变得锐利而坚定:“启年,传我命令:第一,格物院所有项目,尤其是燧发枪量产、农具改良、水利勘测,必须加快进度,我要在年底前,看到足以让朝野震动的成果!第二,工部内部,全面推行新账法,厘清所有积年旧账,追缴亏空,任何阻挠者,无论背景,一律按新章严办!第三,以工部名义,行文各省,征集精通算学、格物、水利的‘实学’人才,不论出身,唯才是举,充实格物院及工部各司!”
王启年一边飞快记录,一边问道:“部堂,这征集实学人才……是否需先与吏部、乃至内阁通气?毕竟涉及官员铨选……”
“不必!”林琛断然道,“陛下既准我‘便宜行事’,此事便在权限之内。我们先行征集、考核,将确有才干者名录与考评结果,直接呈报陛下御览!至于授官任职,再按程序办理。我们要的,是一个破格用才的先例!”
王启年心中一凛,知道林琛这是要绕过传统的科举和吏部铨选体系,直接为“新学”人才开辟一条晋升通道,此举必将引起轩然大波。但他看到林琛眼中不容置疑的决心,立刻应道:“是!属下明白!”
命令下达,整个工部和格物院如同上紧了发条的机器,以前所未有的效率运转起来。燧发枪工坊日夜炉火不熄,叮当之声不绝;算学科的学子埋首于浩繁数据,核算天下田亩、税赋;水利科的官员带着新式仪器,奔赴各地勘察河工……林琛更是以身作则,几乎宿在衙门,批阅文书,召见属官,勘验图纸,事无巨细,皆要过问。
然而,权力的行使,从来不会一帆风顺。
数日后,都水司郎中张润面色难看地求见。
“部堂,河南布政使司回复公文,对工部行文要求调阅黄河历年修防档案及征调实学人才之事,措辞……甚为推诿。言道‘档案繁杂,整理需时’,‘地方人才,自有铨选,不劳部堂费心’。”张润递上公文,语气愤懑,“这分明是阳奉阴违!还有,我们派往淮安清江浦勘察漕船工坊的两位主事,被当地官吏以‘涉及军工重地,不便外人探查’为由,阻在门外已三日了!”
林琛接过公文扫了一眼,脸上看不出喜怒。他知道,这是地方大员和旧有体系对他的“便宜行事”发出的第一次明确抵制。河南布政使是徐阶的门生,淮安漕督衙门更是勋贵势力盘踞之地。
“看来,我这‘便宜行事’的招牌,还不够响亮。”林琛淡淡一句,随即提笔,在一张空白的工部文牒上飞快地书写起来,然后盖上自己的尚书大印。
“将此公文,以六百里加急,发往河南布政使司。”林琛将公文递给张润,“告诉他们,黄河安危,关乎社稷,工部依旨督查,十日之内,若档案未能送达,本官便亲自去河南,看看究竟是何等‘繁杂’!至于所需人才,乃为陛下遴选干才,若有阻挠,以贻误军机论处!”
他又写了一道手令给王启年:“启年,你亲自去一趟淮安,持我手令,带上五十名京营兵士。告诉漕督衙门,格物院勘察,乃奉旨改进漕船工艺,利国利民。若再敢阻挠,便是抗旨!必要时,可强行进入,一切后果,由我林琛承担!”
张润和王启年接过文书,看着上面斩钉截铁的字句和那鲜红的印章,只觉得重若千钧。他们知道,林琛这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将“便宜行事”的权力用到极致,哪怕与地方大员、与勋贵势力正面冲突!
“下官(属下)遵命!”两人凛然应命,知道已无退路。
林琛的强硬态度,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巨石。加急公文与王启年的强势介入,迅速产生了效果。河南的档案在第八日便快马加鞭送到了京城,虽然其中必然有所保留,但至少打开了缺口。淮安漕督衙门在王启年出示手令和兵士的威慑下,最终妥协,允许格物院人员进入工坊勘察。
然而,此举也彻底激怒了背后的势力。朝堂之上,弹劾林琛“擅权跋扈”、“威逼地方”、“视朝廷法度如无物”的奏疏几乎堆满了通政司的案头。甚至连一些原本中立,或对格物院抱有好奇的官员,也开始对林琛如此激进的行事风格感到不安。
面对汹涌的物议,林琛恍若未闻。他只是在一次工部内部议事时,对一众神色各异的属官说道:“诸位,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事。若事事循规蹈矩,我们与那暮气沉沉的旧工部有何区别?陛下予我权柄,不是让我用来和光同尘的!我们要做的,是用这权柄,砸碎那些阻碍大明前进的锁链!一切责任,由我林琛一力承担!”
他的话语在值房内回荡,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绝。属官们看着这位年轻的上官,有的被其魄力感染,热血沸腾;有的则暗自忧心,觉得他过于锋芒毕露。
权柄之重,在于其能破开迷雾,亦能招致毁灭。林琛手握这柄双刃剑,义无反顾地走在了那条最为艰险的改革之路上。他知道,前方的阻力只会越来越大,但他已别无选择,唯有高举这沉重的权柄,劈波斩浪,砥砺前行。因为他深信,唯有如此,方能不负圣恩,不负所学,为这古老帝国,开辟出一条通往强盛的新生之路。而真正的考验,或许就在那即将到来的、决定“新学”能否真正成为帝国“砥柱”的朝会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