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庄的血腥一夜，随着太子曹玉成的雷霆手段迅速平定。首恶周扒皮及其核心党羽被锁拿入京，交由有司严审；庄内其余涉案人员，依律惩处；受害佃户得以昭雪，并获得了一定抚恤。表面上看，一桩骇人听闻的贪腐命案得以肃清，皇家的威严似乎得到了维护。
然而，坐在返回汴京马车中的曹玉成，心绪却远比这冬日的寒风更加凛冽、更加沉重。手中那份由盛明兰起草、沾染了张桂芳鲜血的密奏，仿佛有千钧之重。它所揭露的，不仅仅是一个庄头的恶行，更是一幅触目惊心的、关于“皇庄”这个特殊存在，乃至整个帝国土地痼疾的缩影。
“皇庄之外，佃户尚可告官，虽艰难，总有一线生机。皇庄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谁敢告‘王’？谁能查‘王’？” 曹玉成心中回荡着这个冰冷的问题。皇庄，作为皇帝及皇室的私产，理论上享有最高的法律豁免和行政特权。这固然是为了保障皇室用度，彰显天家威仪，但在缺乏有效监督和制衡的情况下，这种特权迅速异化为庄头、管事、乃至与之勾结的胥吏宦官们肆意妄为的保护伞。他们将佃户视作可以随意盘剥、甚至生杀予夺的私产，将皇庄经营成水泼不进、针插不入的独立王国。制度性的腐败，在这里达到了顶峰。
而这，仅仅是一个皇庄。天下之大，类似“皇庄”的牢笼又有多少？那些王公贵戚的庄园、各地豪强地主的田庄，规模或不如皇庄，但其对佃户的人身控制、经济压榨，本质何其相似？佃户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上，承受着高昂的地租、繁重的劳役、乃至人格上的屈辱，上升通道几乎被封死，反抗则面临残酷镇压。这，就是当下这个时代最普遍、也最根深蒂固的土地关系和阶级特征。
“土地兼并，豪强坐大，小民失地，沦为佃户、流民……此乃历朝历代由盛转衰、终至崩溃的根源之一。” 曹玉成两世为人，深知其中厉害。大宋立国百年，承平日久，土地兼并之势已日益严峻。无数自耕农在赋役、高利贷、天灾人祸的挤压下破产，土地不断向官僚、地主、寺庙手中集中。失地农民或成为佃户，忍受盘剥；或成为流民，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朝廷的税基在萎缩，社会的矛盾在积累。
作为一个即将继承大统的储君，曹玉成面临着一个近乎无解的悖论，地主阶层正是他作为封建帝王统治的基石，是维持政权稳定、提供赋税徭役、执行政令的重要力量。若动摇他们的根本利益——土地，无异于自毁长城，可能引发剧烈的政治动荡甚至统治危机。
然而，若不抑制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不改变这种将大部分农民禁锢在贫困与依附关系中的土地制度，类似宛平皇庄的悲剧只会不断上演，社会矛盾只会持续发酵，帝国的根基终将在内部被一点点蛀空。 贫富悬殊、民怨沸腾、流民四起……这些王朝末日的景象，他绝不想在自己手中看到。
“改革……必须改革。但如何改？从何改起？” 曹玉成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思索。他知道，触动土地制度，是比整顿盐税、改革军制、甚至平衡文武更加艰难百倍的事情。这牵动着帝国最敏感的神经，关乎无数既得利益者的命脉。
一个大胆、甚至堪称惊世骇俗的念头，逐渐在他脑海中清晰起来——从自身做起，从皇家做起。
“父皇的皇庄，遍布各地，虽为私产，实则是天下土地弊政最集中的体现，也是最大的‘榜样’。” 曹玉成眼神变得锐利，“若连皇家自身都紧抓着这些滋生腐败、压迫百姓的土地不放，又如何能要求勋贵、官僚、地主们抑制兼并、善待佃户？”
“不如……以皇庄为开端，将皇庄的土地，尽数分给原本耕种它们的佃户！”
这个想法让他自己都感到一阵心悸。这意味着皇室将直接损失一大笔稳定的、可观的实物地租收入。这会触动内廷、宗室乃至许多依靠皇庄收益的既得利益者的奶酪，必然招致强烈的反对和非议。
“但，这是必须做出的牺牲，也是最有力量的‘榜样’！”曹玉成握紧了拳头。他要向天下人表明，朝廷解决土地问题的决心，不是空谈，而是从自己身上“割肉”。他要让那些佃户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或至少是拥有长期、稳定使用权的自耕农，激发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同时斩断庄头胥吏盘剥的链条。他要将“皇庄”这个藏污纳垢的特权符号，彻底从帝国的肌体上剜除。
当然，他并非天真地认为仅凭此一举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皇庄土地的分派，需要极其周密的章程：如何公平分配？如何确定产权？如何确保分得土地的农户有能力耕作、并承担相应的赋税？如何处理原有的庄院、工坊等附属设施？
更重要的是，如何弥补皇室因此损失的收入？
曹玉成的目光，转向了自己这些年来暗中经营、已颇具规模的各类产业——棉服作坊、车马行、酒楼、货栈、乃至正在发展的海贸和新型工坊。这些产业，大多依托商业和手工业，虽然同样需要管理，但其雇佣关系、利润模式，远比依赖土地租佃的皇庄更为清晰、高效，也更容易监督。
“将这部分产业，明确划为‘皇产’，与国库分离，专供皇室开销及特定用途。其利润，应能逐步弥补甚至超过皇庄地租的损失。” 曹玉成心中盘算着。这实际上是在推动皇室财政来源的转型，从依赖传统的、容易滋生弊端的土地租佃，转向更为现代、透明的工商业经营。这本身也是一种改革信号，鼓励商业发展，拓宽财政基础。
当然，此举同样会面临巨大阻力。将“天子”与“商贾”之事公然挂钩，定会引来恪守“重农抑商”祖训的守旧文官们的猛烈抨击，斥之为“与民争利”、“败坏礼法”。但曹玉成相信，只要运作得当，账目清晰，用途正当，并能切实增加皇室收入、减少对土地的依赖，时间会证明其价值。
“皇庄，便是一个绝佳的试验场和宣言书。” 曹玉成下定决心。他要在回京面见父皇母后时，详细陈述此构想。他要将分田的具体方案、新“皇产”的管理章程一并提出。他知道这将是一场艰难的博弈，不仅要在宫廷内部说服帝后、平衡利益，还要应对朝堂上的汹汹物议。
但，为了给这个积重难返的帝国，寻找一条可能突破“土地-流民-动乱”历史周期律的新路，为了那无数被禁锢在“皇庄”式牢笼中的黎民百姓，他愿意冒这个险，愿意从自己、从皇家开始，做出这个前所未有的“牺牲”与“榜样”。
马车驶入汴京巍峨的城门，城市的喧嚣扑面而来。曹玉成掀开车帘，望着这座繁华帝都的万家灯火，心中那份因皇庄黑暗而生的沉重，逐渐被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与开创未来的使命感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