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光流转至永和二十五年的盛夏，帝国的法律体系在广袤的陆地上日趋完善，内部秩序在铁血整顿后逐渐理顺，一支在数月前奉命出使南海、由胆识与韬略兼备的郎官陆允率领的小规模探险船队，历经了海上风浪的无情考验与未知远域的种种艰险，终于在一个朝霞绚烂如锦缎的清晨，缓缓驶回了波涛汹涌的长江口。船队的回归，虽不及大军凯旋的煊赫，却在建康的朝野与市井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与广泛的议论。这支船队的规模，自然无法与后世那支艨艟千艘、旌旗蔽日的郑和舰队相提并论，但它成功的返航与带回的见闻，却标志着这个传统陆权帝国在面向蔚蓝色海洋的探索上，迈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实质性的一步。
陆允入宫觐见，在清凉殿内，向冉闵、王猛及一众核心重臣，详细汇报了此次充满艰辛与奇遇的航行经历。他们的船只如同几片孤零零的树叶，飘摇于浩瀚无垠的南海洋面，凭借着手绘的粗糙海图、古老的星象知识以及水手们代代相传的经验，最终抵达了林邑（约今越南中南部）、扶南（约今柬埔寨及湄公河三角洲一带）等闻其名而未见其形的国度，并接触了一些往来于南海、皮肤黝黑、语言各异的商船，从中了解到更远处那片被称为“爪哇”、“苏门答腊”的香料群岛的模糊信息。
陆允的汇报，并非枯燥的文书，而是以其生动的语言，为帝国的最高决策者们描绘了一幅与陆上丝绸之路的黄沙驼铃、西域风情截然不同的、充满湿热雨林气息与海洋贸易活力的瑰丽图景：
丰富的物产，令人垂涎。 他描述林邑、扶南等国气候炎热，土地肥沃，盛产稻米，一年可三熟；丛林深处，则隐藏着巨大的财富——温润如玉的象牙、被视为辟邪珍品的犀角、香气醇厚且木质坚密的珍贵木材（如紫檀、花梨、沉香），以及各种中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奇异香料（如龙涎香、乳香、没药、丁香）。这些物品，在中原皆是稀缺的珍宝，价值连城，是宫廷与豪富之家竞相追逐的奢侈品。
活跃的贸易网络，远超想象。 陆允强调，南海的海上贸易网络远比朝廷此前想象的更为发达和复杂。这片海域并非蛮荒之地，不仅有当地土着的独木舟穿梭于岛屿之间，更有来自遥远天竺（印度）的商船，载着宝石、胡椒和棉布；还有来自更西方、被统称为“大食”（阿拉伯）的商人，他们驾驭着高大的帆船，运来玻璃器、金银器与地毯，交换着中国的丝绸、瓷器与东南亚的香料。这里已然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连接东西方的海上贸易圈。
潜在的威胁与巨大的机遇并存。 陆允也毫不讳言航路的艰险。南海并非总是风平浪静，凶悍狡诈的海盗如同附骨之疽，时常出没于偏僻航道，袭击防备薄弱的商船；同时，一些势力较强的土着王国，对过往船只也并非总是友善，有时会强征重税，甚至扣押货物。然而，他也敏锐地指出，风险往往与收益成正比。若能在此区域建立类似西域都护府的海上前进据点，或与林邑、扶南等主要国家建立稳固的官方关系，签订条约，不仅能保障帝国商路的安全，获取稳定而巨额的贸易利润，更能将大魏的国威与影响力，辐射至更广阔的海洋，开辟一条不依赖于陆路、受制于沿途诸多势力的“海上丝绸之路”。
为了佐证其言，他还带回了精心绘制的、虽然仍显粗糙但标注了主要航线、重要港口、淡水补给点以及危险区域（如暗礁、季风区）的海图，以及大量的物产样本。当那些散发着异域浓香的香料、形态奇特的热带植物种子、乃至几头驯化的幼象和几只色彩斑斓、不时开屏的孔雀被展示出来时，引得见多识广的朝臣们也不禁啧啧称奇，仿佛透过这些实物，嗅到了来自海洋彼岸的神秘气息。
格物司对带回的样品表现出了超越寻常的兴趣。张翰立刻组织人手，如同发现了新大陆般投入研究。他们试图分析那些香料的成分与药用价值，寻找这些异域作物在中原土地上移植的可能性，甚至开始琢磨如何利用那些珍贵木材的特性，改进乐器或家具制造。帝国的务实精神，在此刻展现无遗。
此次航行的成功，极大地刺激了朝堂之上那些本就富有开拓精神的“开拓派”官员的神经。他们以此为依据，更加积极和大声地鼓吹发展海军，开拓海上丝绸之路。
“陛下！南海之利，依臣之见，不亚于西域！且海运载重量大，若能解决船只与航行技术，其成本或远低于陆路长途转运，受沿途政局动荡的影响也小！”一位年轻的户部官员激动地陈述。
“若能在交趾、广州等地建立强大水师，清剿海盗，设立市舶司规范管理，则东南之财赋，必能更上一层楼，成为国库之重要支柱！”另一位兵部郎中补充道。
“海外亦有未知之强国，若不及早交通，宣示天威，恐为他日边患，或为他人所据，届时则悔之晚矣！”这是来自战略层面的深远忧虑。
当然，反对的声音依然存在，且理由同样充分。一些持重老成的官员认为：“跨海远征，风波难测，疫病易生，且水师建设耗费靡巨，非一朝一夕之功。如今陆上根基初稳，百业待兴，不如专心经营陆上，巩固根本，此乃老成持国之论。”
冉闵高踞御座，静静地听着双方的争论，目光却长久地停留在陆允带回的那张海图上，以及那些充满异域风情的贡物。帝国的陆上威胁已基本解除，内部革新亦步入正轨，帝国的确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战略拓展空间。南海的初步探索，如同在他心中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户，让他看到了一个不同于黄土高坡、大漠孤烟的、蔚蓝色的、充满无限可能的新世界。
他并未因兴奋而立刻决定大规模投入，穷尽国力于海洋，而是展现了作为成熟政治家的稳健与远见，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步骤：
首先，下旨褒奖陆允及全体船队成员，厚赏之，并将其事迹宣付史馆，以激励后来者。
其次，命令工部与格物大学紧密合作，成立专门的“舟船营造所”，拨付专项资金，集中最好的工匠与学者，专门研究改进海船设计。目标明确：力求造出更适合远洋航行、载重量更大、更能抵御风浪、且能适当装备武器的“海鹘”船或更大的“楼船”。
再次，扩大原为清剿江河盗匪而设的“靖海营”的规模，升格其建制，以扬州、交州等沿海州郡为基地，加强水战训练，积累海上航行与作战经验，其近期任务明确为：清剿帝国近海航线上的海盗，保障沿海商民安全。
最后，正式在广州设立“市舶司”，委派干练官员，制定初步章程，规范管理日益增多的海外贸易，征收关税。并着手准备派遣更高规格、携带国书与礼品的正式使团，再次出航，与林邑、扶南等国建立正式的官方外交关系，为未来的深入合作铺路。
海疆初靖，帝国的帆影，开始更加坚定地望向那片蔚蓝色的、充满机遇与挑战的远方。这并非一时兴起的冲动，而是基于初步探索和信息收集后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性起步。帝国的海洋时代，在陆权鼎盛的同时，于悄然间，拉开了波澜壮阔的序幕。扬帆起航，虽前路漫漫，吉凶未卜，但那面向广阔世界的雄心，已然势不可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