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蒙养》的颁行天下，标志着李斯“文化统一”战略进入了全面实施阶段。而这一战略最核心、也最能体现其深谋远虑的理念，便是“从娃娃抓起固根基”。李斯深信，只有在一代人的童年时期，就将维护统一、忠君守法的观念深深烙印在其灵魂深处，才能从根本上夯实帝国的统治基础，抵御任何“复古”、“分封”思潮的侵蚀。
这一战略的推行，绝非简单的政令传达，而是一场精心设计、自上而下的文化塑造工程。丞相府下令各郡县，务必确保《大秦蒙养》教材的刊印与分发，做到每所官学、每位蒙童人手一册。同时，朝廷还选派精干博士，分赴各地督导教学，并对原有的塾师进行集中培训，要求他们不仅讲解文句，更要阐释经义，将教材中的核心思想潜移默化地植入蒙童心中。
这种“从娃娃抓起”的策略，其效力正在帝国各地悄然显现。在关中栎阳的一所县学里，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棂，洒在几十名盘腿而坐的蒙童身上。他们衣着各异，有的来自小吏家庭，有的来自较为富裕的农户，此刻却都捧着统一规格、以秦隶工整抄写（或早期雕版印刷）的《大秦蒙养·首册》。学堂前方，须发花白的老先生神情肃穆，他以略带沙哑却极具穿透力的声音领读，孩子们则挺直腰板，用稚嫩而整齐的声音跟随：
“天地玄黄，秦统八荒。陛下圣明，日月同光。”
“郡县之制，利国利民。法令既明，善恶自分。”
“耕田织布，本业是务。从军立功，荣耀门户。”
“忠君爱国，人伦之首。恪守律法，百行基础。”
这些简洁押韵、四字为主的文句，节奏铿锵，易于记诵。课堂上，老先生不仅要求背诵，还会以浅显的方式解释：“‘秦统八荒’，便是说吾皇陛下英明神武，将原本纷争的六国之地融为一体，自此再无战祸；‘法令既明’，是告诫尔等，我大秦以法治国，凡事皆有章法，遵纪守法便是良民，违法乱纪必受严惩。”虽然没有深奥的哲理，但这些最核心的价值观——统一、忠君、守法、耕战——如同绵绵春雨，又如同精准的刻刀，持续不断地浸润、凿刻在孩子们纯净如白纸的心田上。他们或许还不能完全理解“郡县制”与“分封制”的复杂区别，但“秦统八荒”、“法令既明”这些词汇，伴随着日复一日的反复诵读和简单讲解，已经在他们心中形成了最初的是非判断标准和情感倾向——统一是好的，分裂是坏的；守法是光荣的，违法是可耻的。
在东海之滨的琅琊郡学，教学形式则更为丰富。一位口才便给的先生，正在绘声绘色地讲解《大秦蒙养》中收录的一则寓言故事：“智卒辨奸”。故事讲述了一名驻守边关的普通秦军士卒王勇，如何凭借平日认真学习秦律所获得的知识，从一个自称来自齐地的商人言辞中发现了破绽——该商人对其声称的籍贯地的税赋、徭役规定表述与秦律细则不符。王勇心生警惕，暗中报告长官。经查，此人实为潜伏的六国遗贵门客，意图散播谣言，煽动民众对郡县制的不满。最终，阴谋被挫败，王勇因明察秋毫、忠勇可嘉而受到重赏，爵升一级。先生讲到王勇细心观察时，模仿其凝神思索状；讲到揭露阴谋时，语气激昂；讲到论功行赏时，满面红光。孩子们听得聚精会神，时而为王勇的机智点头，时而对那个狡猾的“坏人”流露出愤慨之情。故事结束后，先生环视全场，提高声调总结道：“故曰，明法令，则奸邪无所遁形；忠陛下，则荣耀随之而至！尔等日后，当时刻以王勇为榜样，精研律法，竭诚奉公！” 孩子们或许对复杂的政治斗争尚不能完全理解，但“熟知法律能识破坏人”、“忠于皇帝能得到奖赏”这样直接而鲜明的因果逻辑，已然通过生动的故事深深种下。
甚至在原本楚地核心、旧势力影响较深的郢陈，一所刚刚由项氏宗族私塾改造而来的官学中，变化也在悄然发生。学堂的匾额已换成了标准的秦篆，室内原本可能悬挂的楚国图腾或先贤画像已被移除，取而代之的是“黔首自实田”诏书拓片以及描绘秦军东出、一统六国的简易图册。一些年纪稍长、曾受过旧式教育的学生，眼神中还带着些许迷茫、困惑甚至不易察觉的抵触，当先生要求诵读《大秦蒙养》时，他们的声音往往低沉而迟疑。然而，那些五六岁、七八岁的蒙童，正是在记忆启蒙的年纪，他们对“楚”的印象本就模糊，甚至全然空白。在《大秦蒙养》富有韵律的诵读声中，在先生讲述的关于长城、灵渠、驰道等帝国伟业的故事里，他们开始自然而然地接受“秦”作为他们唯一的、理所当然的归属。教材内容经过精心编纂，刻意淡化和模糊了关东六国具体的历史传承、文化特色和英雄人物，而不断强化“车同轨、书同文”的便利、“四海一家”的概念，以及“皇帝陛下”的至高无上。这使得这些孩童在最初认识这个世界时，接触到的就是一个“自古以来”就应该是统一体的庞大帝国图景，六国故地不过是帝国新设立的郡县而已。
李斯构想的宏大目标，正是要通过这种系统性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教育灌输，潜移默化地培养出一代在思想根源上迥异于其父辈的“新秦人”。这一代人，将不再像他们的父母那样，可能对早已消亡的故国怀有一丝难以言喻的复杂情感或历史记忆。他们将从识字明理之初，就将“大秦子民”作为自己的首要身份认同，将咸阳视为唯一不可置疑的政治中心，将皇帝陛下视为至高无上、代天巡狩的权威，将细致入微的秦律视为天经地义、必须恪守的行为准则。在他们的认知框架里，“分封制”将是古老、混乱且已被证明错误的过往陈迹，而“郡县制”则是天然合理、保障和平与秩序的最佳制度。他们对大秦帝国的认同与忠诚，将不再是基于武力征服后的被迫服从或利益权衡，而是源于启蒙教育所塑造的内在信念和情感皈依。
这种“固根基”的方式，虽然不像军事征服那样立竿见影，也不像法令推行那样带有强制性，其见效速度相对缓慢，需要以“代”为单位来计算周期。然而，李斯和秦始皇都深知，这种从思想源头着手的方式，其效果一旦显现，将最为持久、深刻和牢固。当这一代在《大秦蒙养》诵读声中成长的孩童，十年、二十年后长大成人，进入社会，成为官吏、军官、农夫、工匠，成为帝国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时，他们从小被塑造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将成为他们思考和行动的无意识基础。届时，任何试图分裂帝国、挑战中央权威、恢复旧制的思想言论，在他们看来都将是荒谬的、逆潮流的，很难再获得广泛的社会共鸣与支持。帝国的统一与稳定，将不仅仅依靠雄伟的物理长城和精锐的军队来维护，更将拥有亿万颗从童年起就被烙上“忠君爱国”、“尊奉统一”、“恪守律法”印记的心灵所共同构筑的一道无形的、却更加坚不可摧的精神长城。这道长城根植于人心，弥散于日常，是维系帝国长治久安的更深层、更根本的力量。
夕阳西下，李斯站在咸阳宫高大的了望台上，极目远眺。东方是已然平定的六国故土，西方是帝国崛起的根基。他仿佛能听到，来自帝国四面八方的、成千上万所县学、郡学之中，那无数蒙童齐声诵读《大秦蒙养》的汇合之声。这声音此刻虽然微弱而遥远，混杂在风声、市井声中，但在他听来，却蕴含着一种足以改变历史走向、塑造未来的磅礴力量。他知道，自己正在推动的，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尽管道路漫长，途中必然会遇到各种明暗阻力——旧贵族的抵触、不同文化习俗的惯性、乃至帝国官僚体系本身的怠惰——但“从娃娃抓起”的这关键一步，他已经坚定地迈了出去。他深信，只要帝国政策能够保持连贯，只要这项文化统一战略能够持之以恒地推行下去，一代人，甚至两代人之后，大秦帝国的统治根基，必将因为这片被精心耕耘的思想沃土所培育出的“新秦人”，而变得前所未有的坚实和深厚。这，在李斯看来，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逆天改命”，不仅仅是要改变个别人物的命运轨迹，更是要从根本上扭转数百年来积淀形成的分裂思潮和地域隔阂，试图为一个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奠定万世不易的思想文化基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