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原堂论文卷下
苏轼／代张方平谏用兵书
臣听说喜好用兵如同好色一样。伤害生命的事情不止一件，但好色者必定丧命；残害百姓的事情不止一件，但好战者必定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只有圣人的用兵，都是出于不得已，所以取胜时能享受太平之福，即使不胜，也必定没有意外的祸患。后世用兵，都是可以避免却偏要发动，所以即使取胜，灾祸也会延迟但更严重；如果战败，灾祸反而来得更快但较轻。
因此圣人不计较征战胜负的功绩，而深切警惕滥用武力的祸患。为什么呢？动用十万大军，每日耗费千金，内外动荡不安，为战事奔波的百姓多达七十万户。对内导致国库空虚，对外致使百姓贫困，饥寒交迫之下，必生盗贼之患；死伤带来的愁苦怨恨，最终必招致水旱天灾。在上则将领拥兵自重，萌生骄横不臣之心；在下则士卒长期征战，滋生溃散叛逃之意。种种变乱，皆因用兵而起。至于那些最先倡议兴兵之人，死后所受的阴间责罚尤为深重。
因为平民百姓无缘无故因战事而死，怨气积聚，必定有人要承担罪责。这几句话虽非儒者常言，却也违背了奏章应有的体例。所以圣人对用兵之事心怀敬畏、慎之又慎，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动用武力。以上泛论用兵必招致祸患的道理。
自古以来君主喜好发动战争，因战败而亡国者不计其数，臣现在不敢再赘述这些，只愿为陛下列举那些战胜者的结局。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又对匈奴、百越用兵，征发徭役的祸患遍及天下，虽然开拓疆土千里，功业远超夏商周三代，然而陵墓尚未干透，天下就已怨声载道纷纷反叛，秦二世被害，子婴被俘，这般惨烈的灭亡，实为自古未有。
汉武帝继承文景之治积累的丰厚国力，率先征讨匈奴，战事连绵不绝，进而波及周边各国，年年调兵遣将，虽屡战屡胜。建元年间，兵祸初现。当时蚩尤旗星象显现，其光芒与天相接。同年春天，戾太子降生。此后三十余年征战不休，死者不计其数。待到巫蛊之祸爆发，长安城内血流成河，尸横遍野达数万之众，太子父子俱遭诛灭。班固认为太子生于战事开端，最终也与战事同归于尽。武帝虽然后悔醒悟力图补救，但终身的遗憾已无法挽回。
隋文帝平定江南后，又继续征讨四方夷狄，隋炀帝继位后，这种好战之心仍未消减。他们都能消灭强国，威震四方，然而百姓怨声载道，盗贼四起，国家转眼间就灭亡了。唐太宗神勇无敌，尤其喜欢用兵。在攻灭突厥、高昌、吐谷浑等国后，仍不满足，又亲征辽东，这些都是为了建立功业，并非迫不得已才用兵。后来武则天篡位，唐朝国势衰微，几乎灭亡。
用兵带来的灾祸，是世间难以逃避的规律。否则，以唐太宗的仁德圣明、宽厚待人、克己爱民的品性，几乎达到刑罚不用的治世境界，为何传位一代之后，子孙就遭逢劫难？这难道是行善应有的报应吗？若说武则天之祸是源于太宗穷兵黩武所致，也不符合事实。由此可见，汉唐两朝在施行仁政之后用兵，所以虽获胜却仅能勉强维持；秦隋两朝在暴政之余用兵，所以获胜后随即灭亡。臣每每读史至此，都不禁合书落泪，为这些失策的决策感到痛心。
假使这四位君主在用兵之初就遭遇失败，从而心生警惕，明白用兵之难，那么灾祸或许不会发展到如此地步。不幸的是他们每次出兵都获胜，于是沉溺于功利之中，对隐患缺乏深刻认识。所以臣认为：用兵获胜反而会导致变革迟缓而灾祸更大，失败反而能促使变革加速而灾祸较小，这个道理不可不明察。以上说明用兵获胜也会带来大祸，至于失败的情况就更不必说了。
当年仁宗皇帝以宽厚仁德治理天下，本无意于征战，将士懈怠，兵器朽坏。西夏元昊趁机侵扰西部边境，在延安、泾原、麟府等地，宋军接连战败三四次，损失兵力数以万计。然而国内依然安定，战事平息后百姓毫无怨言，国家也未留下后患。这是为何？因为天下臣民都知道皇帝本无好战之心，天地鬼神也体谅他用兵实在是迫不得已的缘故。
前文所述仁宗皇帝虽动用武力而百姓毫无怨言。如今陛下天赋勇略睿智，志在使国家富强。自登基以来，整修军备，防备邻国，群臣百官窥见此意，纷纷主张用兵。起初，执掌朝政的重臣缺乏深谋远虑；主持军国大计的枢臣不具备权衡利害的见识；担任谏议之职的官员也无人提出规劝忠告。
这些隐患由小到大，最终酿成大祸。后来薛向提出夺取横山的策略，韩绛主张深入敌境的计谋，陈升之、吕公弼等人暗中配合，结果军队损兵折将，国库消耗殆尽。与仁宗宝元、庆历年间的战败相比，损失虽不到十分之一，却已引发天怒人怨，边关士兵叛变，京城动荡不安，陛下为此数月不能安眠。为何如此？因为用兵之事是陛下主动发起的。所以将士们并非怨恨敌人，而是对陛下的决策感到不满。
如今朝廷用兵导致民怨沸腾。所幸仰仗祖宗积累的深厚基业，以及上天的深切庇佑，才使得军事行动无功而返，让陛下得以醒悟。然而见识短浅之人，却以战败为耻，竭力追求胜利以迎合圣意。于是王韶在熙河挑起战端，章惇在横山制造事端，熊本于渝泸引发战火。这些人残害已经归降的部族，掳掠老弱妇孺，使国家腹心之地困顿疲惫，只为夺取毫无价值的荒地来标榜战功。他们让陛下徒有开疆拓土的虚名，却忽视了实实在在的祸患。
这些人勉强振作，贪图功名，于是沈起、刘彝又在安南挑起战事，致使十余万将士遭受瘴气毒害，死者过半。运送物资的民夫倒毙途中，粮饷器械未遇敌军就已耗尽。本以为朝廷用兵的念头会因此稍减，不料李宪的军队又出兵洮州。
如今军队获胜，士气正盛，陛下因一时胜利而欣喜，难免产生轻视四方蛮夷、欺侮敌国的念头。天意难测，臣实在为此忧惧。以上所述战事告捷而锐气正盛，战事便永无休止。况且战胜之后，陛下所能看到的，不过是凯旋的捷报和群臣的庆贺，呈现出一派辉煌热闹的景象。至于远方百姓被刀剑屠戮的惨状，因运送军需而累断筋骨的苦楚，流离失所、倾家荡产的凄凉，卖儿鬻女、熏瞎眼睛、折断手臂、自缢身亡的悲剧，陛下必定无法亲眼目睹；那些慈父孝子、孤臣寡妇的痛哭哀嚎，陛下也必定无法亲耳听闻。
这就像宰杀牛羊、剖割鱼鳖做成美味佳肴，享用者觉得鲜美无比，被宰杀者却痛苦万分。假使陛下亲眼看见它们在屠刀下哀嚎，在砧板上挣扎，即便面对山珍海味，也定会放下筷子不忍下咽，更何况是用百姓的性命来换取一时的功业虚名呢？以上所述战胜之事本应令人哀悯，而不值得欣喜。姚鼐曾评价说苏轼这封奏章所述纯属虚构，张方平实际上并未将此奏呈递朝廷。
苏轼在黄州时听闻永乐城徐禧兵败，神宗皇帝悔恨痛心，因而追写此文来阐发自己的见解。文中用屠宰烹饪作比喻，也是他在黄州戒杀生时的观点。曾国藩认为苏轼崇信佛教，用杀生来比喻穷兵黩武，道理上说得通。只是文章开头说阴间惩罚尤其严重，就显得不合体统了。
即便陛下拥有如秦汉隋唐君主那般精锐的军队和充实的国库，在取得胜利后尚且难以避免祸乱爆发，更何况如今朝廷的将领官吏疲软平庸，远不及古人。而近年来，朝廷与民间财力困乏，国库多年积蓄消耗殆尽，地方赋税储备几乎全部上缴，官员俸禄勉强维持，连南郊祭祀的赏赐都迟迟无法筹措。在这种情况下贸然用兵，即使再有智慧的人也难以善后。
如今饥荒瘟疫过后，各地盗贼蜂拥而起，京东、河北地区尤为严重。一旦战事兴起，横征暴敛必然随之而来。百姓走投无路，势必沦为盗匪才能自保。边境战事未平，内乱又起，陈胜吴广之祸恐怕就要重演。这正是老臣夜不能寐、食不下咽，乃至痛哭流涕不能自已的原因。以上所述皆因兵力薄弱、粮饷匮乏，盗贼之患即将爆发。
臣还听说，凡举大事必须顺应天意。上天所支持的，行事必定成功；上天所反对的，行事必定失败。天意向背的征兆，往往体现在灾祸祥瑞与年成丰歉之中。近年来日食星变、地震山崩、水旱瘟疫接连不断，百姓死亡近半。天意的向背，由此便可看得清清楚楚。
然而陛下却执意不顾天意，不断兴兵生事。这就像子女得罪了父母，本该恭敬顺从、静思己过、引咎自责，或许还能得到宽恕。如今却反而肆意责打下人，滥用刑罚，用这样的态度对待父母，从未见过能获得宽恕的。因此臣恳请陛下纵观前代兴亡教训，深刻体察天意向背的道理，放弃用兵之念，保疆安邻，清静无为，这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之计。上可让两宫太后安享晚年，下能拯救天下亿万苍生。如此，臣即便老死荒野，也能瞑目九泉了。以上所言皆为劝谏陛下体察天意、止戈安民。
当年汉高祖刘邦扫平群雄，一统天下。光武帝刘秀百战百胜，延续汉室正统。然而高祖在白登被围时，便采取和亲之策；光武面对西域求置都护时，也婉言谢绝。这两位帝王并非不懂用兵，而是历经变故后，思虑更为深远。如今陛下深居宫中却轻言征讨，老臣愚钝，私下认为此举不妥。
臣子向君主进谏，若趁其厌倦时劝阻则容易见效，若在其意气风发时劝阻则难以成功。但凡有血气之人，都存争强好胜之心。当其气势正盛时，即便是平民百姓也不肯退让，除非是智慧超群、气度非凡之人，否则很难在奋发进取时舍弃己见、听从劝告、唯义是从。
如今陛下意气风发决意用兵，势不可挡，臣并非不知情势，却仍要不断进谏，实在是看到陛下圣德宽厚、从善如流，因此不敢以常人争强好胜之心来揣度圣意。况且臣料想陛下日后亲见战事之祸，必会痛心悔恨，到那时若责怪身边大臣竟无一人劝谏，而臣已年老将死，九泉之下面对先帝，也将无言以对。恳请陛下体察臣之苦心。
苏轼文章的长处在于征引史实精准得当，又善于运用比喻。凡是难以表达的情理，别人说不透的，苏轼都能用比喻阐明。例如《百步洪》诗开头几句连用八个比喻，其他诗文也几乎篇篇设喻。这篇文章用屠宰牲口比喻轻视百姓性命，用鞭打奴仆比喻违逆天意，都构思巧妙，是常人百般思索也想不到的，但读来又恰是人人心中都有的感受。
古今奏议当推贾谊、陆贽、苏轼三人为登峰造极。我认为贾谊擅长剖析利害，陆贽深谙义理，苏轼通晓人情。我们上奏进言时，纵使不能三者兼备，至少也要对其中一两项有透彻理解，才不至于词不达意。
苏轼／上皇帝书
臣近来不自量力，冒昧上书谏言买灯之事，自知触犯天威，罪该万死，在家中草席待罪等候发落。然而静候十余日，未见降罪旨意，询问官府才知买灯之事已经停止。这才明白陛下不仅宽恕臣的冒犯，还采纳了谏言，臣惊喜万分，感动落泪。为何？勇于改过从善如流，这是尧舜禹汤等圣君勉力实践的品德，秦汉以来几乎绝迹。买灯之事本是微小过失，岂能影响陛下如日月般的光明？而陛下却能即刻收回成命，这正是智慧超群却愿听从愚见，威震四海却能屈从匹夫之谏的明证。
臣如今确信陛下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可以效法商汤周武，既能富民又能慎刑，既能强兵又可降服外敌。有这样的君主，臣怎忍辜负？唯有竭尽忠诚，肝脑涂地，全力以赴，在所不惜。臣也明白天下之事比买灯更为重大，却特意先以此小事进谏，因为未经信任就直言劝谏，圣人不会采纳；交情尚浅却言谈过深，君子引以为戒。所以先试探性地议论小事，至于大事则等待时机再进言。如今陛下果然宽恕不杀，这便是已经接纳臣的谏言了。
若蒙陛下应允却缄默不言，便是臣的罪过，因此臣斗胆将未尽之言和盘托出。臣要进谏的无非三件事：望陛下凝聚民心、敦厚风俗、维护纲纪。以上总起部分三百余字略显冗长，汉唐时期制科对策常有此弊。如今京城官员的奏疏，开篇也多有浮夸之词。至于督抚上奏，应当就事论事，无关的闲话不宜过多。
人人都要有所依仗。臣子依仗君王的命令，才能驱使百姓；依仗君王的法令，才能制服强暴。那么君王又该依仗谁呢？《尚书》说：“我统治万民，战战兢兢如同用腐朽的缰绳驾驭六匹骏马。”这是说天下没有比君王更危险的处境。君臣聚合时是主从关系，离散时就会变成仇敌。这聚合离散之间，容不得丝毫差错。所以天下归心才能称为君王，若人人各怀异心，就只能称为独夫。
由此可见，君主所依仗的不过是民心罢了。民心对于君主，就像树木需要根系，灯盏需要灯油，鱼儿需要清水，农夫需要田地，商人需要本钱。树木无根就会枯萎，灯盏无油就会熄灭，鱼儿离水就会死亡，农夫无田就会挨饿，商人无本就会贫穷，君主失去民心就会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无法逃避的灾祸。这种危险，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如果不是自取祸患、甘愿灭亡，或是狂妄失常、丧失理智，谁敢肆意妄为，轻易触犯民心呢？从前子产焚烧盟书来平息众人非议，贿赂伯石来安抚豪门大族，就是明白众怒难犯，独断专行难以成功。孔子也说：“取得信任后才能役使百姓，若未获信任，百姓会认为是在残害他们。”唯有商鞅变法时不顾舆论反对，虽然短期内使秦国富强，却也招致天下怨恨。他让百姓只知逐利而不懂道义，只见刑罚而不见仁德，即便夺得天下，转眼就灭亡了。至于商鞅本人，最终也难逃厄运，负罪逃亡时诸侯都不收留，被车裂示众时秦国人无一哀怜。
君臣之间，怎会愿意走到这般地步！宋襄公虽推行仁义，却因失去民心而败亡；田常虽不行仁义，却因获得民心而强大。所以君子在评判行事对错之前，必先观察民心的向背。谢安任用桓氏族人未必正确，但因众人拥护，国家反而安定；庾亮征召苏峻未必错误，但因形势不允许，反而招致祸患。从古至今，从未有平和顺应民意而不安定的，也从未有刚愎自用而不危险的。以上泛论凝聚民心的重要性，以下具体列举失去民心的种种事例。
如今陛下也明白人心不悦了。朝野上下无论贤愚，都说自太祖太宗以来，管理财政的不过三司使、副使、判官等职，沿袭百年从未贻误政事。现在却无故增设新衙门，称为“制置三司条例司”，六七个年轻官员在朝中日夜谋划，四十多名使者在外奔走操办。此事开端声势浩大，百姓实在惊疑；创立新法标新立异，官吏都惶惑不安。贤明之士探究其用意却不得要领，不免忧虑；奸猾之徒便以己意揣测朝廷，进而造谣诽谤。
人们议论陛下作为万乘之君却追逐财利，执政大臣作为天子辅臣却专管敛财。商路不通，物价飞涨，从近处的淮河流域到遥远的四川地区，众口喧腾，议论纷纷。有人说京城正店要设监官管控，夔州路深山要实行酒禁；有人说要没收僧尼寺产，克扣兵吏俸禄。诸如此类传言，不可胜数。更有甚者，竟谣传要恢复肉刑。这种言论一出，百姓惶恐不安。陛下与几位重臣想必也听到这些议论，却置之不理，只是说：“我既无这些举措，也无此意图，何必在意流言蜚语。”
人们的议论虽然未必都属实，但事出有因才会招致非议。一个人必定先有贪财之实，别人才会怀疑他偷盗；一个人必定先有好色之行，别人才会怀疑他淫乱。为何如此？因为若未设立这个新衙门，就不会有这些非议。难道去年的人全都忠厚老实，今年的人就都变得轻浮不实？孔子说：“工匠要做好工作，必先磨利工具。”又说：“一定要先正名分。”如今陛下掌握着敛财的工具却避谈敛财之事，挂着改革的名号却否认求利之意，纵使每家都派一人来辩解，市场上悬赏千金收买人心，人们也必定不会相信，非议也不会停止。所谓“制置三司条例司”，就是求利的代名词；那六七个年轻官员和四十多名使者，就是求利的工具。
驱使猎鹰猎犬奔向山林，却对人说：“我不是去打猎。”不如放归鹰犬，野兽自然驯服。手持渔网进入江湖，却对人说：“我不是去捕鱼。”不如舍弃渔网，人们自然相信。善于论事的人，往往在最难说明的地方运用比喻来阐明道理，苏东坡的诗文就以此见长。所以臣认为要消除谗言恶语、恢复祥和气象，挽回民心、安定国家根基，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
陛下设立这个新衙门，本意不过是为了兴利除弊。如果撤销它后利不能兴、弊不能除，那自然不该撤销。但若撤销后天下欢欣、人心安定，兴利除弊照样能推行无阻，那为何不撤销呢？陛下要革除积弊、建立新法，理应让宰相详细商议后再施行。若政令不经过中书省，那就是乱世的法度。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怎会这样做！既然立法必须经过中书省，商议必须由宰相主持，那么这个衙门的设立，岂不是多余而无必要？以上论述不宜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