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临卦”的六三爻辞：“甘临，无攸利。”意思是，企图用甜言蜜语去治理、去领导，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这句话，精准地刺中了一种普遍存在的人性弱点：我们总以为甜言蜜语能笼络人心，却忘了，没有真诚与能力支撑的“甘”，最终只会酿出信任尽失的苦。
“甘临”之害，根源在于“位不当”。此“位”不仅是爻象中的阴阳错位，更深层的，是为人处世中“德”与“位”的失衡。一个内心苍白、缺乏真才实学与担当的人，一旦被置于需要引领他人的位置，便容易滑向以巧言令色来掩饰内在空虚的陷阱。这并非简单的道德瑕疵，更是一种深切的生存焦虑——因为无法依靠实在的力量站稳脚跟，所以只好求助于语言这层最易涂抹的油彩。然而，语言一旦与真实剥离，便成了无根的浮萍。老子亦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那些过于动听、刻意讨好的言辞，其内在真实性往往值得怀疑。它们或许能制造短暂的欢愉假象，却如阳光下的冰凌，经不起现实温度的考验。当考验来临，行动的真相终将裸露，届时，所有虚浮的“甘美”都会瞬间蒸发，留下的是更深的人际沟壑与信任残骸。
历史的镜鉴，总能照见深刻的教训。
明朝有个叫王振的宦官，深得明英宗信任，成了替皇帝管着百官和军队的人，这是典型的“上临下”。他没打过仗、没理过政，只会跟英宗说“陛下放心，有我在没人敢作乱”，又跟将领们拍胸脯“跟着我打仗，保你们立功受赏”。正统十四年他撺掇英宗亲征瓦剌，一路上只会用“很快就能打赢”的甜话稳住士兵，却连最基本的粮草和战术都没准备。结果大军在土木堡被围，士兵们发现这个只会说甜话的人根本靠不住，军心全散，最后英宗被俘，几十万士兵送了命。王振就是占着“上临下”的位置，却用虚浮的“甘临”待人，没真德行也没真本事，最后害人害己，半分好处都落不着。
目光转向现实，“甘临”的幽灵依然在我们身边徘徊。一些管理者，不愿在制度公平与事业前景上用心，却热衷于用空头支票或温情脉脉的“画饼”来维系团队。初时或能收拢人心，日久则无人再信那些美丽的泡沫。职场上，那些只擅长汇报、包装，却毫无实干精神与专业能力的“伪精英”，往往能一时风生水起，但一旦面临严峻挑战，其根基便摇摇欲坠。更堪忧的是，这种风气甚至侵蚀到本应最讲求真诚的人际交往与家庭教育中。朋友之间只剩客套吹捧，失了诤友之直；父母对孩子无原则夸赞，缺乏引导之实，这难道不是另一种形式的“甘临”吗？它所剥夺的，是关系中最宝贵的真诚。
那么，何以解“甘临”之弊？爻辞给出了出路：“既忧之，无咎。”关键在于内心那份珍贵的“忧患意识”。这是一种深刻的自觉与勇气，敢于正视虚浮的危害，并毅然“改邪归正”。对于身处上位者而言，这意味着从追求“说得好听”转向“做得扎实”。
清朝有个叫于成龙的官员，刚到罗城县当知县的时候，想着先跟当地的乡绅搞好关系，就说“我肯定照着大家的意思办事，让罗城安稳”——这其实是没摸透情况的“甘临”。可他很快发现，这些乡绅里有人瞒着他侵占百姓的地，自己的虚浮态度反而让百姓不敢说实话。他立刻改了：不再跟乡绅说那些客套的甜话，反而天天往村里跑，跟百姓说“你们有啥苦直接告诉我，我一定查清楚”，又带着人修水渠、办学校，实打实解决问题。乡绅们看到他来真的，不敢再作乱；百姓们信了他的实在，主动帮着做事。于成龙一开始用虚话“临下”，但“忧之”——知道自己的方式不对，立刻换成实在的做法，最后成了百姓眼里的好官。
治理、领导乃至一切健康的人际关系，从根本上说，不是言语的技巧，而是言行合一的真诚，是付诸实践的责任担当。《周易》智慧提醒我们：在一个人人热衷于包装、话语日渐浮华的时代，更要珍视那份“说真话”的朴素勇气与“干实事”的沉静力量。当我们摒弃了“甘临”的诱惑，或许会发现，那些略显笨拙的真实、那些带着棱角的诚恳，才是穿透时间迷雾、连接人心最可靠的桥梁。